破曉前尚一片昏暗，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蜂擁進入廣場，手裡高舉著一面面旗幟與布條。空氣中瀰漫著揉合了期待、緊張與興奮的氣氛。當他們橫越足足有 60 個足球場大的灰色空地時，眾人腳步加快小跑了起來。
這不是 1989 年，而是 2014 年的天安門廣場。群數以千計的人們早晨 4 點鐘上街，不是為了抗議貪腐或是審查制度；他們出來是為了見證每日的升旗儀式，這種儀式已然是讚揚中國民族認同的莊嚴慶典。
天安門廣場對於這些世俗的朝聖者來說，既跟 1989 年占領廣場的抗議者南轅北轍，也跟政府的暴力壓迫毫無關連。對他們而言，這個廣場象徵著國家的心臟，是國家的政治中心。這樣的想法與 1420 年代最初建造這個廣場的明朝皇帝不謀而合。
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中國統治者以一種非比尋常的手段，成功地將這個民族屈辱的地方轉變成民族驕傲的一部分。而這種消除集體記憶的行為到底是如何辦到的？代價又是什麼？
升旗儀式：人們拍照、歡呼，趨之若鶩
那個夏日黎明，我加入了奔向旗桿的人潮，身邊擠著一個瘦小又頭髮斑白的外地人，他口氣味道不佳，還像隻小豬一樣發出哼哼的鼻音。「別推！」他在哼哼的鼻音之間大聲喊叫，同時又自己向前推著前方擠成一塊兒的人群。
在我的另一側，則是一位高中文法老師，一個大約 20 來歲精神奕奕的女子。她陪同來自重慶 1,372 位的中學生參加校外教學。重慶這個西南大城市已經是世上最大的直轄市，大約有 3 千萬名居民。
她衝在隊伍的前方，無視身後那群她應該盡督導責任的 12 歲學童。學童們乖乖地在後方有條不紊的站成一排。從他們的位置，除了一堆人頭之外，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另一位老師則巡查著他們的隊伍，用麥克風喊著：「看緊你們的包！每個人都看緊自己的包！」我轉頭向身後看，根本看不出人群到底是 20 排還是 40 排那麼厚，望眼所及只見像素般的點點人頭填滿整個廣場。
群眾裡一陣低語。在遠處有事情發生了，就在那天安門下。「他們要來了嗎？」「發生什麼事啦？」只有前排的人才看得到情況，他們支離破碎的實況轉述開始慢慢向後傳。「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他們就在毛主席的肖像下！他們隊伍正往前走！」
兩列各 18 名衛兵正莊嚴肅穆地往旗桿方向踢正步走去，前面幾位拿著一張摺疊起來的中國國旗。不過，在半空中搖晃的手機和平板螢幕浩瀚如海，隔著它們實在很難看清楚任何東西。天色漸明，潔白的雲鬚襯著淡灰藍色的天空顯得特別突出。
每個人都在騷動、嘻笑、閒話家常。但是當中國國歌從擴音器中響起時，群眾又立刻肅然起敬，靜默中竟透著一股宗教虔誠之情。連我的鄰居也屏住了鼾聲整整兩分鐘。
當旗子滑落旗桿時，寂靜又被相機與智慧型手機一連串的快門聲打破了。兩名衛兵向人群敬禮，而他的同袍面對著旗桿，帶著刺刀的步槍橫在他們的胸口，象徵著他們準備用生命捍衛這面國旗。警察緊盯著群眾，我對面一名穿著 Nike 襯杉的便衣警察則站在警察的繩索後方，他撐著一把黑色大傘，仔細地觀察人群。「好啊！好啊！」隨著國歌唱到尾聲，群眾情不自禁的讚揚聲迴盪了起來。
此刻，一道橙色的曙光劃破天空。這真是一個完美的拍照時刻，現場有成千上萬的群眾，顯然每個人都會這麼想。當警察將圍著群眾的繩索抬起時，數百人開始向旗桿直奔而去。
不過他們在數百碼之外就碰到了另一個障礙物──廣場迅速變成了一個給群眾拍照留念的地方：一位穿著米老鼠亮片 T 恤的中年婦女笑得合不攏嘴，附近一名穿著紅色跑鞋的年輕人，以國旗當作背景，做了一個嘻哈的姿勢。來自重慶的中學生們依照身高整齊排列，向著鏡頭喊「茄子」。
被遺忘的歷史？「我們要活在今天，別沉溺過去」
我的鄰居高興地眉飛色舞。中學老師則熱情洋溢地說：「我好感動啊！」心中充滿著愛國情懷的她說，因為今天終於實現了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
我忍不住想追問她，是否記得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曾有大批的學生及其支持者在這個地方紮營露宿。他們要求更廉潔的政府，與更好的民主；或者，她是否知道，在廣場附近曾有坦克及大砲對付手無寸鐵的旁觀民眾。
她馬上沉下臉來。我提問的方式太像典型西方媒體，對中國抱持質疑態度，口氣又咄咄逼人，把氣氛給搞擰了。
「這個問題很敏感，」她遲疑地回答，「我們就別講它了唄。我們要活在今日的世界裡，別老沉溺在過去。」
我突然很好奇，在那天清晨廣場上的數千名群眾裡，我該不會是唯一一個沉溺在 1989 年的人吧。事實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切，部分要歸功於後天安門時代意識形態教育的作用。而且中國老百姓對於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的脫胎換骨感到自豪，更加強了現在的樣子。中國領導層提升了他們人民的生活，扶持數億人脫貧。許多城市蓋滿了閃閃發亮的摩天大樓，到處都有寬闊的高速公路與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相連，中國以嶄新的地景重建了國家的面貌。
就連天安門也重建過。年復一年，它所承載的益發深沉的印記仍不停地影響著後世。在明清時期，這裡曾是舉行公眾審判的場所，例如「凌遲」這類可怕的酷刑。
即使名叫「天安門」，其實完全不像它聽起來的那樣平靜；這個名字是 1651 年清初時由滿族人所命名，當時他們還沒那麼精通中文。原始滿族名的意思是「天堂的安撫之門」，大概更能反映當時這個新興帝國一邊忙著鎮壓抵抗，一邊為擴大領土發動多場征服戰爭的肅殺之氣。
毛主席上台後，他希望為自己打造一個讓世人崇拜的巨大政治舞台，便建設了當時世界最大的公共廣場。升旗儀式結束之後，我走向毛澤東最後的安息之地，那裡是一個巨大的陵墓。
這裡曾真正是「人民的廣場」，直到所有人都學會遺忘
我遇到一群坐在地上的老人，他們看上去累極了。
「您還好嗎？」我問。
「我們沒事，」他們回答，頭頂上用摺起來的報紙遮住了朝陽。「我們只是在歇息。」
看著他們，我想起了幾年前和其中一位塑造現代北京的建築師的相遇。初次見面的時候，張開濟 92 歲，有著因歲月與絕望而生的坦率。他為慶祝 1959 年共產黨統治十周年，負責設計並監督建造了廣場兩側的兩座博物館。他在短短 10 個月內就完成了這項艱鉅的任務。
近半世紀後，他仍為自己的作為感到後悔：「天安門廣場太大了。我們原本想要展現出祖國的偉大。那時的觀念是要越大越好，但是現在我認為這是錯誤的。這只是要炫耀罷了，而不是真的為人民服務。」
他最感後悔的是，他沒有設計一個人性化的空間，讓老人可以坐在長凳上，看著他們的孫子蹣跚學步。事實上，這個廣場確實曾經一度屬於人民，在 1989 年當中，至少 7 周的時間裡就像今日中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幾乎所有層面一樣，升旗儀式本身也與天安門抗議活動的後續影響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1980 年代，每天早上只有 3 名衛兵負責升旗。1991 年，政府面臨信心危機，為了增強愛國主義，便設計出一個新的儀式，安排了 36 個踩著正步的升旗衛兵。廣場上堆滿行李的景象，說明了這個策略的成功。一群群外地遊客拖著行李，從距離廣場數英里之外的北京車站風塵僕僕地前來。自 1991 年起，來參加這個豪華版升旗典禮的人數高達 20 億。
中國人民正在練習不要沉溺於過去。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政治動盪事件，一個接一個從官方歷史中刪除或是遺忘：1957 年的反右運動，有數 10 萬人受迫害，其中一些人被送往勞改營，遭遇酷刑，甚至被逼得自殺；1950 年代末及 60 年代初的大饑荒，導致大約 3,600 萬人死亡；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磨難與代價至今無法估量；還有像是 1979 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或 1986 年及 1987 年失敗的學生運動。
在這個連結網路與智慧型手機的世界，繁榮的新生活讓大多數的中國人都能到國外旅行，集體失憶應該會越來越難管控。事實上，在天門事件之後，廣場上發生的事記錄下來的資料太過豐富，多到世界各地的出版社眼花撩亂，供過於求。
中國傑出的異議分子之一、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曾躲在北京美國大使館地下室寫作，他直言不諱地表示：「『遺忘歷史的技術』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重要工具」，天安門文學的多樣性預示著其失敗的命運。他寫道，事實將不再那麼容易被掩蓋，歷史也不可能被遺忘。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他的預測在中國早已被遺忘。被遺忘的還有 1989 年發生的事，甚至方勵之本人。那些繼續銘記歷史的人則都過著很邊緣的生活，因為不沉溺過去，往前走，已經變成最關鍵，大概也是最重要的生存策略。而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對歷史曾發生過的事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
遺忘幾乎是馬上的事。大屠殺 10 周年前夕，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寫道：「這個巨大的秘密甚至成為一個巨大的虛空⋯⋯這個秘密實際上像一種毒素一樣毒化著我們身處其中的周圍的空氣，影響我們全部的生活和精神。」
在 20 周年的時候，她的結論是，如果這樣的情況不改變，「『六．四』就不是少數人作惡，而是我們所有人都參與的一樁惡行。」
十年記者生涯，拼湊當年悲劇
我在中國作了 10 年的記者。隨著這個「虛空」的膨脹，越來越多事物被列為「敏感」話題，我的中國同事都被噤聲，其中最敏感的莫過於天安門。即使對當年的參與者來說，某些 1989 年發生的事也成了軼事，只有一部分被記得，其中有些部分仍色彩鮮明歷歷在目，有些則已褪成了灰色。
記憶──不管是個人的還是國家的──是變化莫測的，受到人人追求虛榮及便利的慾望，以及政治命令製造的扭曲所形塑。本書記載的資料可能稱不上萬無一失，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講的所有故事都是關於人類記憶與遺忘的旅程。
天安門不是 1989 年唯一的悲劇發生地。有一章講一場發生在西南部成都市的鎮壓，就是一段幾乎完全被人遺忘的歷史。當地的抗議者為北京的大屠殺感到義憤填膺，他們走上街頭與警察對抗，最後卻被血腥鎮壓；即使在當時，外界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成都的死傷消息。
我曾試圖藉由多位見證者的眼睛，將這些事件拼湊起來。其中有很多人在當時曾寫下紀錄及拍下照片，卻是直到現在才分享出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即使歲月讓這些記憶都變得模糊、片面，但這本書中的所有見證仍要一起大聲地對抗沉默的罪行。
《關於作者》
林慕蓮（Louisa Lim）
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
在天安門事件 25 週年之際，她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在北京撰寫本書期間，她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並把書稿鎖在臥室的保險箱內。除了極少數的人，無人知道她的寫作計畫。
備註：本文摘自林慕蓮的《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