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巴看到的第一道牆，隔離了住在東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第一道牆：東岸的巴國人有更多「權力」，卻不願行使
我們的猶太裔導遊跟我們說，他自從親眼目睹軍方的暴行後，覺得無法坐視不理，堅定了投身社會運動的決心。
牆內的巴勒斯坦居民比在西岸的人擁有更多權力，比如選舉投票權，可是不少人選擇不行使這些權利，因為這樣等同於默認以色列政府對他們的統治。他說以色列的民居與巴勒斯坦的有著天壤之別：在巴勒斯坦區，垃圾一般很少清理，所以人們一般會焚毀垃圾；水源不穩定，水缸每週只會注滿一次。
走到一個挺高級的住所前，導遊說該地前身為警察局，後來被美國的一位慈善家買下，改建成了現在猶太人的住宅，耶路撒冷舊城區的情況亦如此。按另一個以色列導遊所說，外國有不少擁護猶太復興主義的團體會資助猶太人買地。
以色列政府也會定期拆毀巴勒斯坦村莊的土地，而拆除的費用卻由巴人自行承擔。後來我在伯利恆的隔離牆、川普的塗鴉壁畫下，偶遇一位戰地攝影師，他雲淡風輕地說拆毀家園是小事一樁，一般軍方不會使用暴力，只是幾台推土機的功夫而已。加上每週拆毀的地點有序可循，家人能及時收留他們，一直到新的房子建成，不會有人流浪街頭。
他把事件說的像玩大富翁買屋拆屋一般容易。這種環境下生長的他們，身心有如鋼筋鐵骨──他「嫌棄」出差時英國記者的不靈活，說巴勒斯坦和俄羅斯的記者比較「捱得」，不怕死，畢竟生活環境令他們訓練有素。
第二道牆：防止難民區擴大，為何難民反而更多？
我看到的第二道牆在拉姆拉（Ramallah）和伯利恆的難民營裡（註一）。到訪那裡刷新了我對難民的理解──在自己的國土裡流離失所，巴勒斯坦人和難民的雙重身份或許令他們更被邊緣化，當年的難民營如今已從一個個帳篷演變成一個被牆包圍的小村落。
這道牆建造的目的是為防止難民區擴大，但是難民卻越來越多。這座圍城走了進去，不僅因為政策等原因讓人難以走出去，有些人亦不願意擺脫難民的身份，畢竟裡面的居民有免費教育和醫療，而搬出牆外的生活費比在裡面要高得多。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伯利恆的難民營似乎獲得更多非牟利團體的資助，也有一些國際學生到裡面交流。我和朋友八卦忖測箇中原因，未知是否跟該地為宗教聖地有關，故備受世界注目。
第三道牆：為避免暴力而自發築起
我看到的第三道牆嚴格來說不是一堵牆，而是一個個鐵絲網。希伯倫（Hebron）是一個特別的存在，被劃分成兩個管轄區， H1 為巴勒斯坦區，H2 則是以色列區。有人笑稱以巴的人在此地是「鄰居」。
然而，現實是儘管兩區相鄰，「邊境」卻被檢察站，鐵絲網等包圍，四處都看見以色列年輕士兵的身影。他們說鐵絲網是人們自發築成的，目的是防止對方的扔垃圾和投擲腐蝕液體等暴力行為。我們前往希伯倫的一個主要市集，可惜不僅是遊客，連本地人也寥寥可數。一些商店門閘被焊了起來，據聞是以色列人所為，試圖封鎖他們的經濟來源。
最可怕的「心牆」，阻斷了理解的可能
我們住在一個被猶太區包圍的巴勒斯坦建築。他們在這個山頂樹立了包勒斯坦的旗幟，有「宣示主權」的意味。清晨二時許，我好夢正酣，旅伴卻被外面吵雜的聲音驚醒。我們早上發現旗幟被砍掉，那一刻我真切體會到雙方劍拔弩張帶來的無形恐懼，倘若他們那時闖進屋內，屋子裡只有我和旅伴和一個瑞典醫學生，手無寸鐵的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在希伯倫的最後一站為 a-Shuhada，以前曾是巴勒斯坦最熱鬧的大街，如今街上冷冷清清。巴國導遊以一種陳述事實的語氣跟我們說，他只能送我們到這裡，剩下的路我們得自己走。這地域現在隸屬於以色列，而他們不能再跨越前面的雷池，只能在山上 H1 地區會合。
身為遊客，我好像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利，能夠看到雙方不能看到的東西，走到他們不能跨越的地方。我發現，最可怕的或許不是高高可見的城牆，而是無形的，阻攔人們去接近真相的心牆。這些阻隔不只與國防安全有關，也阻隔了雙方互相了解，交流，消弭偏見的機會。
社會心理學家 Allport 提倡的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描述了人與人交流的頻繁有助減低偏見和衝突。他們也跟我們講，我們的出現改變了他們對於東亞臉孔的印象（他們眼中的東亞人各人自掃門前雪，不愛說笑，像總是忙著工作的機器）。
衝突起因複雜，藝術家用作品提問
長期的隔離令一個死循環逐漸形成，巴人對以色列的憎恨難以排解，令我們也不敢提起我們所看到的事情的另一面，或是我們所理解的現今他們這種殖民行為的歷史緣由。千百年的流亡、迫害，到最終的屠殺，對整個民族帶來的烙印和影響有多深，我們外人或許無法體會；我想起了心理學研究裡講述，有時候被欺凌者可能會訴諸暴力或成為欺凌者，未知這些研究能否解釋一整個群體？
衝突的起因亦非宗教迥異或猶太復興主義／錫安主義等思想可以完整交代，飽受壓迫的群體當遭受損害集體核心價值和身份認同時，反抗或能帶來希望。我認識到這個土地主權問題比起愛情裡面的先來後到複雜得多，以色列蓬勃的初創科技生態和兵器產業算是衝突的「副產品」，而西方國家也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
某導遊一語道破西方國家對於以色列的人權譴責只是隔靴搔癢。以色列人亦非全都被蒙在鼓裡（註二），有些人清楚現在的情況不可持續，可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和權力，或是覺得受到形勢所逼，別無他法。站在「雞蛋」那方（註三）的以色列人，在協助巴勒斯坦人的同時，也要行使他們認為可恥的權利，乘坐 settler’s bus 進入以色列人不能「合法」踏進的 Area A（註四）、進入西岸。
柏林圍牆倒下後，東德人得以和西德人團聚。但是他們終究還是「一個德國」。倘若以巴隔離牆倒下，雙方裂痕處處的心牆會土崩瓦解麼？若真的有這樣一天，到時候到底是「一個以色列」、「一個巴勒斯坦」，還是「一個以色列．巴勒斯坦」？
讓我詫異的是，巴人仍堅持懷抱對未來的希望。跟我聊天的人們大多曾於英美生活，為了留守保護自己的家，決定重回巴勒斯坦。他們也告訴我一些抗爭成功的例子，比如在希伯倫訴諸法律的成功個案，或者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設立和管理的「和平村」（Wahat al-Salam – Neve Shalom）。 一部左派觀點的紀錄片在以色列放映，聽說迴響也不錯。
我們有許多不同，卻同樣信仰「人」
在耶路撒冷的最後一天。我的沙發主帶我們到他上班的中學裡。巴勒斯坦人大多密切留意時事，幾乎每個人都問我們香港還好嗎。那些中學老師高興地說：” You are from Hong Kong. We are Palestinians. He’s a Muslim, and he’s a Christian, and you two are atheists. But we all believe in humanity. ”（你來自香港，我們來自巴勒斯坦；他是穆斯林，他是基督徒，而你們是無神論者，但我們都信仰人。）
註一：道德旅遊（ethical tourism）一詞近年受到不少關注，認為旅客不該把難民營視作觀光景點，也打擾了本地人的生活。出發前我因此收到不少反對此行的聲音，後來跟當地組織的發言人聊起了這個話題，發現其實當地團體挺鼓勵遊客到此地跟他們討論和了解當地實況，前提是大家抱著交流的心態，而不是拍照打卡。旅客也可以參加由當地組織舉辦的講解團，深入了解難民營裡的生活和面臨的問題。我發現他們的眼裡閃著渴望被了解和重視的光，感激我們為他們帶來了希望。我覺得有點受寵若驚，而且並沒有覺得自己的一己之力能做到什麼改變。但是他說任何一個外國人的到來也能幫助他們，他們自覺在媒體渲染下被當成暴力分子，但其實那些只屬少數，而他們卻沒有自我抗辯的機會。
註二：推薦兩個關於這個議題的紀錄片《Wall》和《Unsettling》
註三：來源自村上春樹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的演講詞
註四：詳情請看 Oslo Agreement
註五：一個關於雅法橙子的紀錄片
備註：本文探訪的機構名稱如下：ICAHD（耶路撒冷）、Youth Against Settlements（希伯倫）、Wi’am Centre（伯利恆），一般遊客也可聯絡他們。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Ashy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