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回流」中亞?談塔吉克政府如何靠著肅清異己,為自己製造危機

伊斯蘭國「回流」中亞?談塔吉克政府如何靠著肅清異己,為自己製造危機

2018 年 7 月,塔吉克發生了一宗恐攻,5 名恐怖分子駕著汽車,撞斃了 4 名騎單車的外國遊客,事後伊斯蘭國(ISIS)坦承犯行。縱使恐攻發生在僻壤的中亞,卻引起了廣泛注意──這是伊斯蘭國在中亞發動的首次恐攻。他們的罹難,是不幸,亦是警世。

圖/RadioFreeEurope RadioLiberty

無獨有偶,同年 11 月,塔吉克北部城市苦盞的一座監獄發生暴動,造成至少 24 人死亡,當中包括兩名守衞,事後「伊斯蘭國」承認責任。伊斯蘭國在塔吉克的曝光,比同區國家還要高。

隨著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節節失利,不少論者擔心他們或改變策略,聖戰士返回故土,轉為地下活動,招募新血,以遊擊或孤狼的方法,繼續對全球發動「聖戰」。當中不少聖戰士來自中亞國家,為該區增添恐攻陰霾。

曾在內戰的廢墟中振作過來、身為中亞五國中最貧窮的國家、與政局長期不穩的阿富汗毗鄰,塔吉克算是在區域中繼烏茲別克之外,另一個孕育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潛在溫床。

然而,以上只是眾多問題之一,杜尚別(塔吉克斯坦的首都)現時面對真正、最具威脅的危機,其實是政府對狀況所作出無所適從的反應。奉打擊恐怖主義之名,以清算異己為實的策略,或為伊斯蘭國的發展締造了有利環境。

2018 年 7 月,塔吉克發生了一宗恐攻,5 名恐怖分子駕著汽車,撞斃了 4 名騎單車的外國遊客。圖/截自 Daily FineVids@Youtube

「極端伊斯蘭勢力」滲透政治,真的嗎?

塔吉克的現狀看起來不太妙:1991 年蘇聯解體後,塔吉克宣布獨立,翌年旋即陷入持續 5 年的內戰,親俄羅斯的杜尚別政府,與由不同勢力組合而成的聯合反對組織(UTO)對抗,終在 1997 年停戰。

經歷過內戰,國家百廢待舉,起步遲緩。據亞洲發展銀行(ADB)的報告指,塔吉克是所有前蘇聯加盟國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低的國家。由於國內僧多粥少,大部分人都離鄉背井,到海外工作;在這國度,大家都看不見未來。

除此之外,不少人擔心宗教極端主義滲入政治,使國家陷入不穩。在內戰時,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TIRP)不只作為反對派先鋒,更於其後成為中亞 5 國唯一的合法伊斯蘭政黨。更糟糕的是,在內戰時也有一些極端伊斯蘭教組織的標誌人物,如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的創辦人納曼加尼(Juma Namangani)加入反對陣營,龍蛇混雜,蘊釀著塔吉克的極端宗教勢力。

蘇聯後中亞的伊斯蘭復興現象,被認為是該國成為極端主義溫床的成因;可是,若只從宏觀框架來分析並不太全面,反而已有不少研究從微觀角度探討此現象。例如專研伊斯蘭教的著名學者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認為,個人經歷所產生的虛無主義(Nihilism)是步入極端化的原因之一,而非伊斯蘭宗教;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也從個人經驗、社會規範及對組織之認同,去分析極端化的原因。

更何況,若從宏觀角度看,並無證據顯示這現象催生了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威脅。誠然,即使該國 9 成以上人口為遜尼派穆斯林,其實民眾對宗教算是十分溫和且中庸,並不熱衷於把宗教推廣至公共政治領域。不要說立場極端的 IMU ,就連 TIRP 也從未是一個威脅。內戰後, TIRP 的吸引力大不如前,雖然塔吉克為威權政體,但從歷屆的國會大選結果看來,TIRP 在 2000 年、2005 年及 2010 年在 63 席中都同樣只得奪得兩席,或多或少顯示其基礎不足。

中亞的唯一伊斯蘭政黨: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

再者,TIRP 本身就不是甚麼極端反建制的政治伊斯蘭力量,更與區內活躍的極端伊斯蘭組織 IMU 甚無關連。

關於 TIRP 的背景,可以從內戰談起:早在塔吉克獨立前,代表國內伊斯蘭反對勢力的興姆瑪佐達(Mohammad Himmatzoda)及努里(Sayed Abdullah Nuri)創立了 TIRP。值得注意的是,興姆瑪佐達當年在一場該記者會中,表明政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且擁抱法治的國度,而不堅持令塔吉克成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註)

另外,在內戰期間, TIRP 不問出身及意識形態,善於與不同勢力合作。1993 年,TIRP 集結國內所有反政府力量,建立了 UTO,與杜尚別分庭抗禮 。事實上,TIRP 和不少世俗勢力及其他宗教力量連成一線:由一小群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的 Rastokhez Popular Front、塔吉克民主黨、由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伊斯瑪儀分支之帕米爾人所組成的「巴達赫尚紅寶石黨」(Lal-i Badakhshan),以及惡名昭彰的 IMU──由此可見,TIRP 的性質與一般排他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相差甚遠

更重要的是,TIRP 本身的立場亦趨向反極端伊斯蘭勢力,從其對鄰國阿富汗的態度可見一斑。1990 年代,鄰近由前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倒台,剛成立不久的阿富汗伊斯蘭國,受到極端伊斯蘭組織塔利班(Taliban)的威脅。

終於在 1996 年,塔利班攻陷了喀布爾,令阿富汗伊斯蘭國時任總統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與軍事領導人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逃往北方,成立受西方國家支持的「北方聯盟」,繼續與塔利班抗衡。

喀布爾的淪陷,被喻為是杜尚別政府與 UTO 達成和平協議的契機,因為防止塔利班北進,是他們共同利益。果然,翌年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因此,大家都以大局為重,不願看見極端伊斯蘭勢力威脅塔吉克。

但是,在內戰後加入政府體系的 TIRP,成為了極端保守派的眾矢之的。1997 年,杜尚別政府與 UTO 達成和平協議,規定一定比例的反對派加入政府機關,此時不少 TIRP 黨員走進建制。努里等黨內高層與政府妥協,放棄暴力抗爭路線,改為溫和中庸的立場。

另一方面,TIRP 因出現抗爭路線爭議而分裂,一些強硬派不滿努里對政府軟弱,因此轉而投靠激進的原教旨伊斯蘭組織 IMU。尤達謝夫(Tahir Yuldashev)、納曼加尼等強硬派成立 IMU,目標是以暴力激進等方式,在中亞建立伊斯蘭國度。 

近年 TIRP 的傾向比過往更親自由派。例如在 2013 年總統大選,TIRP 提名了女權運動家 Oynihol Bobonazarova 成為候選人,挑戰現任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雖然她被政府阻止出選,但這顯示了 TIRP 的立場已今非昔比,比過往大為轉變,成為不拆不扣的自由派。

2013 年總統大選,TIRP 提名了女權運動家 Oynihol Bobonazarova 成為候選人。圖/維基百科

不明就理,政府只是想清算異己

可惜,拉蒙赫卻容不下他們。

本身為威權政體的杜尚別政府,掌握著至高無上的話語權,近十數年一直以打擊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為名,作為清除反對派的藉口。自從伊斯蘭國崛起,中亞成為不少聖戰士的來源,拉赫蒙的動作更變本加厲,在打壓異己方面,比起過往更不遺餘力。

2015 年 9 月,塔吉克最高法院以「企圖武裝政變和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為由,取締 TIRP 。同年 10 月,政府又以「洗黑錢及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罪名,拘捕 23 名 TIRP 黨員。在 2016 年 5 月,塔吉克舉行全民公投修憲,修改憲法第 28 條,禁制所有附宗教性質的政黨。

以上一系列對 TIRP 的打擊,標誌著中亞唯一一個代表伊斯蘭教的合法政黨正式消失,同時代表了政府對昔日的和平協議出爾反爾,把反對派擠出建制之外。

伊斯蘭國的威脅,為政府帶來清除異見的契機。拉赫蒙政府的論述,就是把所有挑戰政府威權的反對勢力,一律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扣上關係,不分青紅。不只是 TIRP ,就算對 2016 年國防部前副部長 Abdukhalim Nazarzoda 所策劃的疑似軍事政變,政府也視之為 TIRP 的陰謀。到上年發生的伊斯蘭國恐攻案,同樣地政府把罪名歸咎於完全不相干的 TIRP 。

極端主義興起的因果關係

說了這麼多 TIRP 與拉赫蒙政府的關係,那麼與伊斯蘭國的威脅有何關係呢?

面對伊斯蘭國的崛起、全球聖戰的處境,拉赫蒙政權一方面對此提心吊膽,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無所適從;另一方面卻只懂打壓異己、人權與自由。捕風捉影,打稻草人,結果反而為自己製造真正的威脅。

如前面提及,並無證據顯示穆斯林國家的本質是極端主義抬頭的成因。極端化的理由很多,極端勢力高舉伊斯蘭教義只是手段,事實上還夾雜很多錯綜複雜的宏觀及微觀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杜尚別政府排斥異已的行為,讓極端主義倍增吸引力:20 年前,TIRP 黨內強硬派不滿高層向政府妥協,轉而加入極端伊斯蘭組織;20 年後,高壓的政治環境又會否令原本較溫和的反對派踏上極端化的路途?歷史前後的脈絡不可同日而語,但因政權無理打壓而產生的微觀個人經歷與宏觀政治氛圍,有助孕育極端主義。

杜尚別政府不按情理出牌,會否引火自焚?伊斯蘭國在塔吉克進行中亞的首次恐攻,似乎給了拉赫蒙一記耳光。

註:Rashid, A. (2005).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Party and the Civil War in Tajikistan. In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pp.95 - 114). Toronto: CNIB.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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