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對話:臺灣研究的「式微」與「新生」──專訪NATSA會長湯舒雯,與她的團隊夥伴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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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採訪:林欣蘋 / 換日線編輯部


2017 年 5 月,NATSA 年會後,顏維婷的一個提問,刺激湯舒雯進一步思考:「如果臺灣研究的出發點終究只是『愛臺灣』,那研究對於整個知識生產到底有何意義?」

時序倒回九零年代,臺灣社會解嚴不久、黨外運動破土而出、「偉人」之死隱喻一個時代的過場,天安門的坦克隨後而至,許多信仰都在毀滅、再造與重組。戰後誕生的嬰兒此時已長成青年,悄悄接過民主的接力棒,向一個更自由的社會飛奔而去。NATSA 應時而生──無論就政治還是學術意義而言,它都走得很前面。

臺灣研究基金會創辦人黃煌雄就形容,NATSC 在解嚴後、「在尋找『自我』及建立臺灣主體性的過程上」,「異軍突起」於國際舞臺(註一)。

唯恐人們低估了 NATSA 的時代性,湯湯解釋,在冷戰架構下,臺灣作為美國反共的盟友,學術研究難免被「工具化」為中國的對照組。同時,解嚴以前,北美臺灣研究以「中國正統繼承者」自我定位,再加上中國還未從文化大革命中復元,被當作「自由中國」的臺灣,儼然成為「中國文化與智慧的保留區」。

到了七、八零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研究者多聚焦於臺灣的民主化經驗,能否對其他華人社會產生影響。

而這些,正是臺灣研究截至九零年代前,立足北美的方式。

然而,學術就和權力、政治一樣,它也怕過時、也會消亡,需要注入新的時代精神──NATSA 就是九零精神的體現。它像一個鮮活的個體,以時間為血脈、以知識為骨架、以強烈的自我主張為肌腱──它反對臺灣研究為集權發聲、反對臺灣研究被歷史消音;簡言之,它渴望成為自己,而非帝國白光下的陰影。

也因此,從孕育 NATSA 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明白,它注定是學術與政治的混血兒,企圖分割兩者,既不切實際,亦無必要性。而在政治上,這種對於臺灣身份的搜索,必然雜糅了對土地的情感,將與學術共生並行。

湯湯於 2017 年 NATSA 辦在史丹佛大學的年會結束後,接任會長。

 

時間回到 2017 年,那個一直懸宕在新會長心中的疑問,隨著她參與 NATSA,並對歷史抽絲剝繭後,逐漸明朗,終至清晰:

「今日自詡專業的研究者,大概都已經被規訓得很好、知道跟民族主義得多少保持一點距離;但『愛臺灣』,或說『入世』,往往也可能將很好的研究動能集中起來,做出實質的貢獻。總之,你可能不會因為你的愛、你的民族情感而成為一個更好的學者,但你也不一定就會因此成為一個更壞的學者。這件事沒有那麼想當然耳,也不需要人云亦云

視訊鏡頭前,湯湯一邊解說臺灣研究如何帶領她經歷了一場個人與學術的思辯之旅,一邊冷不防從鏡頭外掏出一本《跨界跨代的臺灣研究: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送到螢幕前,問:「你有讀過這本嗎?這本書記錄了NATSA二十多年來的歷史,很多事情我也是看了這本書才知道。」

那是 NATSA 至今唯一的紙本出版品,收錄了過去 11 任會長對組織的回顧與討論,或可作為 NATSA 自創始以來,截至 2016 年的一種有形的傳承。

應時而生的學會,終要面對來自時代的挑戰

而一個隨時代興起的學會,終要面對來自時代的挑戰,NATSA 也不例外。

翻過九零年代,迎來千禧新頁;那一年,「中華臺北」隊在冬末春初的雪梨「夏季奧運會」上,斬獲一銀四銅,成就了歷年最好的成績;10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簽署《H.R.4444 號法案》,確立美中正常貿易關係,同時成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監察中國人權與法治發展;同一個月裡,高行健以法國公民的身份,成為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11 月,小布希以微幅差距當選美國第 43 屆總統,正式宣告政黨輪替。

在世紀之交,千禧末日未至,兩岸沒有統一,喜訊、悲劇與歷史都不曾停下步伐,上個世紀研究臺灣的種種理由,卻正一點一滴的散失於時間的洪流。

第 21 屆 NATSA 會長、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涂豐恩分析,因為經濟與民主的穩定發展,向已開發國家邁進的臺灣「像個乖寶寶,成了教科書上的標準案例,但也不再讓人好奇。相較之下,許多學者競相研究中國,不只是因為它在政治經濟上的茁壯,也是因為它為既有的理論模型,帶來了各種挑戰和衝擊,它的發展處處令人困惑,也因此彷彿具有無限的理論潛力。」

2015 年,NATSA 年會於會長涂豐恩所在的哈佛大學舉行。

 

顯然,學術也有市場、也需生存,中國的崛起開始反映在學術市場上。

對這個時代的臺灣研究者來說,「在美國做臺灣研究是一件很孤獨的事情,如果你只想研究臺灣,到某個階段,一定會有人問你:『你要不要把中國也納進研究裡去?』

事實上,臺灣研究在北美很習慣被視為中國研究的預言或寓言,即使現在,也常有人企圖用臺灣來預測中國經濟狂飆時代結束之後的可能發展。但如今單作臺灣研究,就絕不是一件值得被鼓勵的事情;無論這樣的提醒聽起來像是一種關心,還是一種恐嚇。」湯湯有感而發。

就連單純做空間研究、僅僅將臺灣作為案例之一而非主體的小易,都對這個「困境」感同身受。她說,在博士班曾遇過從事中東相關研究的教授,對臺灣一無所悉,「只有當我把臺灣放在中國的比較面向上(alternative model of developing Chinese cities)跟他講的時候,他才能理解我在講什麼。」

此外,她也曾遇過「帶著 Orientalist(東方主義者)視角」的研究者,遑論平行對話的可能。她甚至半開玩笑的說,「我每次去東亞系,都覺得好有歸屬感喔,大家都聽得懂我在說什麼。」

學術研究過程的孤獨感之於研究者,本是一種必然,但當這種孤獨感蔓延至學術研究的本質時,將種下對研究動機的根本懷疑。在這樣的背景下,NATSA 的參與者們開始產生「臺灣學術將要式微」的焦慮感。2016 年,多倫多大學教授 Joseph Wong 就在 NATSA 開幕論壇的發言中「抱怨」:「臺灣研究好像變得越來越『無聊』了。」

從臺灣出發,與世界對話──臺灣研究的轉型與新生

正當話題即將陷入焦慮的重述時,維婷的聲音及時介入,以敏捷的思路打破了一瞬間將要凝結的無望感,將討論的層次很快從「中國與臺灣」,拉高到「世界與區域」:「只談臺灣研究有沒有式微,那倒未必!從這個角度(相對於中國)來說的話,所有非中國的研究豈不是都式微甚至從未存在過?南韓研究也式微了、日本研究也式微了,整個區域研究的學術市場就是式微了⋯⋯」

這邊維婷話音方落,那邊會長的學術魂就立刻受到感召──像獲得鼓舞、重新充電般,湯湯迫不及待的接口補充:在美國,多數區域研究就像美國歷史上最悠久的政府獎學金──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註二)一樣,是冷戰研究下的產物。

「過去美國之所以廣設東亞等區域研究系所,主要還是從戰略思考與獵奇眼光出發,是為帝國服務。後殖民思潮洗禮之後,這一切當然需要再檢討。如果一味複製西方的話語框架,絕對會遺失珍貴的東西。另外,臺灣研究一向太偏重美、中、臺的雙邊或三邊關係,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在北美爭取話語權,但不為美國的帝國主義服務 。」

2016 年 NATSA 年會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舉行。

 

那麼,究竟該怎麼做,才能讓臺灣研究既不受限於兩岸比較的框架,又不被帝國主義綁架?

湯湯以亞洲所研究生的角度說,「區域研究很難超越區域」。臺灣研究裡,即使已經做到爐火純青、鉅細靡遺,也還受限於「自身」,「也許大洋洲也在跟你發展類似的研究,但你不知道,所有沒有感覺,也沒有對話。」據此,學會近年來鼓勵的,就是「異想天開的比較」

從 2014 年會議上臺灣與愛爾蘭的比較、2015 年一場把太陽花運動與香港、東歐及美國各地的社會運動相提並論的論壇、2016 年臺灣與魁北克兩地獨立運動的對照(註三),到 2017 年湯湯和小易相識的臺港比較論壇──臺灣研究者正在積極尋找相互借鑑的對象,並允許樂觀與瞻望。

「甚至組一個 panel (專題討論小組),討論臺灣今年作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的意義,也是一個跟世界對話很好的例子。」湯湯補充、舉例、說明,說得又快又急,但是條理分明,緊扣主題。

而明年,在她就讀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NATSA 即將以"Beyond an Island: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島嶼越境:比較視野中的臺灣)為年會主題,開拓臺灣研究的想像力,「從臺灣出發,看待臺灣和世界的關係」──第 24 屆會長的結論,竟與 20 年前,黃煌雄先生在 NATSC 開幕會上的致詞不謀而合:

「臺灣研究必須在學術性、主體性之外,還要兼具有世界性。我們不僅要能『從臺灣看天下』,更要『從天下看臺灣』;因為『從天下看臺灣』,將是我們未來生存之道」(註四)。

世界觀與時代精神,似乎是 NATSA 透過一代又一代參與者,在思想激盪間的無形傳承,也正是由於這份「遺產」,協助 NATSA 乘風破浪,反覆指認學會首屆會長林佳龍口中,那條「知識份子參與政治、改革社會的實踐之路」(註五)。

(未完待續)

註一:黃煌雄,〈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項嚴肅的籲求〉,摘自潘美玲等合著,《跨界跨代的臺灣研究: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臺北:巨流圖書,2016)。此處指的 NATSC 全名為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NATSA 前身。
註二:傅爾布萊特獎學金(Falbright),1946 年 8 月,美國國會通過參議員傅爾布萊特的提案,成立基金,冀望「藉教育的接觸,作智識與技能的更大交換」,「以促進美國人民與其他國家人民相互瞭解」。「傅爾布萊特法案」並授權美國政府與各國政府簽訂協定,以進行教育交換活動。
1947 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與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訂「中美教育交換協定」,隨後在南京設立「美國在中華民國教育基金」,是世界各國最先成立的傅爾布萊特基金會。(整理自臺灣傅爾布萊特計畫網站
而據湯湯形容,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就是「保留美國盟友們的文化,並讓全世界都感覺美國夢的代表。」
註三:文字整理自涂豐恩,〈出了臺灣,臺灣研究還有未來嗎?〉,歷史學柑仔店
註四:黃煌雄,〈跨世代的新旅程:一項嚴肅的籲求〉。
註五:林佳龍,〈NATSC 的成立:首屆會長的回億〉,摘自潘美玲等合著,《跨界跨代的臺灣研究: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ATSA)二十年》。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 主圖:NATSA 開會時的多人「盛況」/陳小易 提供、附圖/NATSA 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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