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全球各地多國出現口罩缺貨現象，面對許多民眾搶購、囤積等行為，衛生福利部於本（2）月 3 日，在其官網上公布口罩販售「實名制」辦法。首先，健保署將在兩天內修改全國電腦資料庫系統並完成測試，再將先前政府徵用的口罩，改由郵差配送至全國 6,505 家健保特約藥局。民眾本人可持健保卡，以 10 元每次限購 2 片，七天內不得重複購買；並且為求分流，身分證尾號單號者可於每週一、三、五購買；雙號者可於週二、四、六購買，星期天則開放全民皆可購買。
非常時期，採用非常做法，本是無可厚非。只是，緩解目前口罩分配不均的情況，衛服部這一系列措施也或許是「最有效」的做法，但一連串「國家徵用」、「配給」、「限購」、「單雙號」、「實名制」等字眼，卻令長年在中國工作、生活的筆者感到似曾相識，更不禁反思：現在的做法，真的是「最好」的做法嗎？以下，本文就要和讀者朋友們談談：一旦開啟這項先例後，未來可能的隱憂，以及我們需要持續監督觀察的重點。
在中國行之有年的「配給經濟」、「單雙號」、「實名制」
眾所皆知，在中國由於幅員廣闊，區域間文化與生活習慣頗有差異，公民素質更是良莠不齊，再加上共產主義思維等因素，導致政府的管理手段，偏向將社會資源「先集中，再分配」。從早年的糧票、布票，到去年中國因豬瘟導致某些城市出現「豬肉票」等「票券經濟」或「配給經濟」，在中國早已行之有年，也普遍被一般民眾視之為理所當然。
而如果是碰上一些稀有資源，在票券之上再加個「限購」的規定，更是時有耳聞。在中國許多城市，非當地戶籍不得或僅限購買一套房產，其目的便是在防控某些城市房價過熱的現象。另一點雖然不能稱限「購」，但在中國，兌換外幣，除了要經過繁瑣的申報流程外，還有每人每年 5 萬美元上限的限制，其目的則是為了穩定中國的外匯儲備量。
而「單雙號」限制就更普遍了，例如：北京市將市內車輛尾號分成 5 組，每週一天針對一組尾號車輛在北京市五環內進行「限行」，周末與法定假日則不限行。其他大型城市做法雖不盡相同，但目的與結果相同，例如：上海市就將車牌分類從滬 A、滬 B 一直到滬 N，每一類牌照在上海市區與郊區可以移動的範圍、道路和時段都不盡相同；廣州市則是除了粵 A 車牌外，其餘車牌每上路 4 天後就必須停開 4 天，才得以繼續上路；深圳市則更是極端，除了粵 B 車牌外，其餘任何牌照車輛，除非需往來口岸或機場，否則在尖峰時段一律禁止上路，用意當然更直觀是在緩解一線城市交通堵塞的情況。
最後說到實名制，中國從購買高鐵、火車票、居住飯店、申辦手機、銀行開戶、申請電子支付、租借雨傘、共享單車、移動電源等，甚至在網路論壇上留言，都需要實名制。目的則在於可以控制人流、金流並預防犯罪、降低政府或企業損失風險。並且將實名資訊打通後，也可避免公民消費或辦理業務時要重覆進行身分認證的麻煩，憑著身分證或手機號就可行遍天下，大大的提升便利性。
搭配科技推出的「社會信用體系」
近年，中國更是即將推出「社會信用體系」，簡言之就是根據每位公民的學歷、經濟能力、違規、失信紀錄等為其「打分數」，信用分數過低者將被限制部份的公民權利，例如：不得購買奢侈品、乘坐高鐵或機票、辦理銀行貸款或開辦公司，甚至子女都可能不得註冊公立中小學等。
筆者親身走在中國的公車或地鐵站，也常常輕易的可以看到政府投放的廣告，宣傳社會信用體系的所帶來的便利和安全。而去年 12 月，「類」社會信用的做法，已經將中國前首富的公子王思聰、中國網紅手機品牌「錘子手機」創辦人羅永浩、中國樂視創辦人賈躍亭等商界名人列為失信人，不但限制其出境，在債務還清前更不得搭乘高鐵、飛機，也不得購買房產或奢侈品等。另外，由於全國聯網的關係，也杜絕了某些不肖人士在 A 省詐騙、惡性倒閉後，又跑到 B 省「東山再起」，降地經商往來的風險。
最後，再來看看當這套「組合拳」加上了科技輔助，例如：人臉辨識、聲音識別系統後，又會起到什麼樣的效果──根據中國騰訊網的報導，中國安徽、江蘇等省分去年正式啟用「行人闖紅燈抓拍系統」，一位安徽大媽在闖紅燈後，抬頭一看，路口的大螢幕上已經將她的照片、個資甚至居住地址都顯示了出來，嚇得她站在原地足足看了一分鐘。文中更指出，江蘇省在啟用了這套系統後，行人闖紅燈的發生率降低了 70%。
措施「立意良好」，不代表「不容置疑」
說到這裡，筆者都刻意的在凸顯中國推行這些制度便民、利民的一面，好處包括穩定物價、外匯、解決交通堵塞問題、提高便利性、預防違規犯罪、降低經商風險等──而這些當然也是中國政府在說服公民眾接受的說法。就算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質疑或反對聲浪，往往也會被以「大局為重」、「大是大非」、「多數人的利益」等論述給輾壓掃平，彷彿一旦你提出質疑，就是阻礙社會進步，與多數人的福祉作對。
最後，當話術用盡，一句「如果你行得正，坐得正，為什麼要害怕」，此後，任何還敢有意見的人，就是做賊心虛或居心不良。最終，所有的辯論戛然而止，公民的隱私和權力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割讓出去，再也回不了頭。
中、台體制明顯不同，中國可以直接發佈行政命令，再讓排山倒海的官媒、官水軍帶風向、唱讚歌，一旦政策實在受到民眾高度反彈，更可以直接取消或不了了之。但在台灣，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政策施行前得以討論、經過立法程序制定標準，才符合民主法治精神，例如：早年政府拋出增加監視器抓交通違規一政策想法，最後也在不合法、不合規、未經修法程序的情況下作罷，並不是某一位人氣很旺的市長或網紅贊成，想做就做。
筆者並不是說一個實名制購買口罩事件，就會使台灣變成像中國一樣極端且不可逆，但依舊希望提醒：如果我們對中國政府的那些作法感到恐懼及厭惡，如果我們會擔心颱風過後因蔬菜水果價格暴漲，政府採用徵收並憑身分證限購的可能；花費數十萬、數百萬元購買愛車後，卻因為長年交通堵塞或捷運工程跳票等原因，採用限行政策被剝奪部分出行的自由；藉由追捕通緝犯之名，闖紅燈或穿越馬路後，回家自動收到罰單，並且不繳清罰單，會被扣分、被限制坐火車、坐飛機甚至過馬路的權利；到藥局排隊買完口罩後，健保局專員立刻上前要求你繳清欠繳保費、員警趁機扣押酒駕逃犯、國稅局專員要求你補繳漏稅等──那麼，我們便應該正視每一次重大事件發生時，政府施政措施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以及說服公眾的說法，因為那每一次都是政府完善或加強管理力度的機會。
事實上在兩天前，筆者已經看到口罩徵用新的後遺症：政府徵用公司產能，並派遣軍隊協助包裝，其實都有可能在無意之中，逐漸形成軍管與對企業的控制。在中國，我們也聽過很多例子，政府缺錢、缺資源，就以各種形式的名義把民營企業的控制權奪走，變為一個個所謂公私合營，或直接轉為國有企業的案例──這些案例當然較為極端，筆者絕對不是認為我們的政府在辛苦防疫時會這麼做；也並非要在這個需要大家齊心協力的重大時刻，鼓吹大家不要相信政府，而是希望「正因為情況緊急」，而更應該喚起民眾共同監督。
如何在「實名制」之下保護個資、增加效率？
最後，更必要了解當這些數據及隱私被採集後的用途，不應無故建立起關聯或延伸。筆者並不是要帶著陰謀論的眼鏡看事情，而是認為政策與公民權益間應該要有適度的權衡，民眾也應該隨時保有一定程度的自覺，避免被溫水煮青蛙而不自知。
針對此次事件，為確保政府利用實名制購買口罩，不會形成先例、不會侵犯民眾隱私、不會形成強制蒐集個資的罷凌、不會在未來無限上綱；眼下看來，要求藥局在結帳前多增加一個讓顧客填寫或勾選個資授權同意聲明，並明確告知資料採集用途與範圍的做法，只會讓原本人力就吃緊、結帳速度緩慢的情況雪上加霜，也難怪已經有藥局出現拒收郵差配貨的現象。試想，藥局服務大批民眾購買口罩，不但耗時費力、收入減損、排擠原本需要購買其他商品的顧客，更增加藥局店員潛在被感染的風險。
筆者嘗試建議，下一步能否思考在醫院、捷運站、百貨商場或人潮較多的公共場合，散狀的投放帶有電腦連網的自動販賣機，並將健保局系統資料與之連線，憑健保卡實名購買。民眾在購買前可在自助販賣機的螢幕上，閱讀符合個資法規範的個資蒐集與使用聲明，把同意與否的權力還給民眾；不同意提供個資的民眾，則需簽訂不囤積、不超量購買的切結聲明，為自身的行為負完全責任。
另一方面，副總統陳建仁、衛服部長陳時中、前疾管局長蘇益仁及眾多醫學專家都大聲疾呼──戶外、無症狀、非高危險場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超過一公尺以上，其實是不需要戴口罩的，如此說來，許多民眾其實沒有必要「急著排隊買口罩」。在販賣口罩的場合，或可請工作人員勸導，若無實際需求，不要排隊購買，將口罩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當然，世上或許沒有完美的做法，但最重要的，還是有賴政府積極的宣導、民眾間互相善意的提醒，以及每個人自發性的公民素養與道德，才是能夠與疫情長期抗戰的關鍵所在。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