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府「難民學校」計畫的關鍵推手,是來自台灣的他:「落榜壞學生」胡光中,在異鄉為敘利亞難民帶來希望

土耳其政府「難民學校」計畫的關鍵推手,是來自台灣的他:「落榜壞學生」胡光中,在異鄉為敘利亞難民帶來希望

文:侍建宇

敘利亞內戰,夾雜全球伊斯蘭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威脅論述,造成人民流離遷徙。地處比鄰的土耳其從 2011 年開始,陸續接收了超過 300 萬以上的難民,大約已占土耳其總人口的 3.5% ,對土耳其內政、經濟、甚至社會安全的顧慮,均帶來巨大的挑戰。

在台灣,這些國際難民議題,好像離我們很遙遠——但你或許不知道,在土耳其,有一位難民與當地人關係的重要推手,正是來自台灣。他的名字,叫做胡光中。

學阿拉伯語的「不一樣人生」

與一般台灣人的讀書升學途徑十分不同,胡光中國中後,是在利比亞受教育,而且讀的是阿拉伯語與古蘭經!

他解釋,這源自於台灣與利比亞之間的微妙關係:利比亞強人領袖格達費(Muammar Muhammad Abu Minyar al-Gaddafi)據說曾在台北復興崗受過軍訓,對台灣一直心存感激,培養出一種「革命情感」;於是在上台當政後,特別給了台灣學生全額獎學金,讓他們去班加西大學(University of Benghazi)讀阿拉伯語與古蘭經。(註:相關歷史有不同說法,請見文末補充討論)

胡光中表示,自己年輕時不愛讀書,總是喜歡與一些壞朋友混在一起。國中畢業後因為成績太差,沒有辦法繼續升學。當時剛好碰到政府招募「伊斯蘭教經學生」,送往利比亞——由於台灣當時沒那麼多穆斯林、加上多數台灣學生對「去利比亞留學唸古蘭經」根本沒有興趣申請,他就幸運甄選上了,也因此學會了阿拉伯語。「後來想想,如果當時沒有離開台灣,繼續與那些朋友胡混,現在很可能和當年的某些朋友一樣,犯下重刑、被關進監獄也說不定。」

然而,他在 90 年代畢業後回到台灣後,卻找不到工作。屢經輾轉,才在機緣巧合下,來到土耳其做生意。

2014 年開始,伊斯坦堡作為土耳其第一大城,難民問題已經浮現;但直到 2015 年,土耳其政府才驚覺到這一大批難民,可能會長期留在境內的現實狀況。土耳其政府並沒有能力,也沒有足夠的人力能夠進行安置、妥善管理,遑論提供難民醫療、教育、就業等服務。 2016 年,政府終於開始制定規章法律,編制人手處理,可是時效已經遠遠落後於現實的發展。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胡光中突然發現自己的語言能力可以派上用場:「我突然覺得冥冥之中已有安排。當初學了阿拉伯語,現在因為做生意又學會土耳其語。一個台灣人,竟然擔任起阿拉伯、土耳其、台灣民間的橋樑,這真是阿拉的造化。」

圖/Shutterstock

敘利亞孩子要讀書

敘利亞內戰爆發,胡光中開始在伊斯坦堡的街上,看到許多沒穿鞋的小孩四處亂跑,一問才知是敘利亞來的難民。他覺得不忍,便跟身邊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還有以前利比亞的同學集資近 9,000 美元,第一次開始救濟敘利亞難民家庭。

但是,急難救助現金發放完畢後,後續卻無從為繼,於是他們開始向台灣的慈濟基金會求援,由胡光中統籌負責,把救援力量集中在伊斯坦堡。從 2014 年 10 月開始,發放衣服、毛毯、食物等物資。

沒想到,不久之後,有些難民卻把物資拿回來,問可不可以換現金?胡光中當時一驚,詢問後才知道,他們想要送小孩上學讀書,可是沒有錢。

敘利亞人講的是阿拉伯語,多數人對土耳其語一竅不通。因此在土耳其就算有免費的教育,也不可能直接編入體制繼續升學。再者,很多小孩因為戰亂,已經失學數年, 10 歲都還沒上過小學,也完全跟不上學校進度。

土耳其當地,並非沒有阿拉伯語學校,但都是私立的中小學,每個月的學費均要100 - 200 土耳其里拉(約新台幣 600 - 1200 元),對多數為在貧窮線下的難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於是很多敘利亞難民小孩,只能成為童工、甚至淪為乞丐。伊斯坦堡大街上,到處都看得到兜售罐裝水或紙巾,有著綠色瞳孔的小孩,他們均長期處於失學的狀況。

與當地小學合作的「滿那哈模式」,獲土耳其政府採用複製

胡光中因此認知到,要解決當地難民問題,不能僅靠發救濟物資而已;更重要的是,不能讓難民族群和土耳其人,因對彼此的成見和誤解,而產生仇恨、敵意、衝突等晴況更加惡化——而這,惟有靠教育方能達成。他在當地協助難民受教育、設立難民學校的初衷,因而逐漸成型。

胡光中說:「從 2014 年 11 月開始,我每天晚上就去挨家挨戶去難民家中訪問,統計並拍照到底在這附近有多少小孩失學。其實阿拉伯文化傳統並不喜歡拍照,必須要一再解釋。第一批做了 108 戶家訪,就找到 200 左右個失學學童。」他們最後向慈濟爭取到 550 個全額資助獎學金,設立了土耳其全境,第一所「難民學校」——滿哈那(Manahal)。

這間「學校」並非獨資成立,而是跟土耳其當地的小學合作:早上土耳其低年級學生用完教室以後,下午就免費提供給敘利亞難民上課。 2015 年 1 月,學校正式開始運作,第一批有 578 位小孩來讀書。

半年後,土耳其教育部打電話給伊斯坦堡的蘇丹加濟市(Sultangazi)的市長,認為這個名為「滿那哈」的難民學校,是一個成功的典範,希望能在土耳其全境推廣,以這種方式安置難民學童。

2016 年開始,土耳其政府更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合作,以滿那哈模式,補助建立各地的難民學校。

伊斯坦堡的蘇丹加濟市,現在共有 7 所難民學校,其中 6 所是由慈濟全額資助運作,大約收留了 3,600 個學童。由於失學學童人數一直增加,現在還在計畫再設立另一所難民學校。學校的老師絕大部分也都是敘利亞難民,有 170 名左右。他們在學校工作領薪水,也等於適才適用,解決就業的問題。

慈濟基金會資助設立的難民醫院,圖中的小兒科醫生穆罕默德正在看診。圖/作者 提供

讓難民可以取暖

但是,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很多 6 - 16 歲的小孩,因為家庭需要他們打工貼補家用,一天甚至要工作 12 個小時,所以就算提供免費教育,他們也沒有辦法來上學。於是,胡光中又開始去周圍的工廠「尋找童工、把他們帶回學校」。

然而,由於小孩手巧,可以把手工業做得更精緻,童工服從性高、不會反抗,工資又低廉,所以當地工廠老闆大多非常敵視這個把小孩帶回學校的行動。在飽受壓力之下,他們最後還是找回了 340 多名學童。

當然,在這期間,救濟物資還是持續發放。現在每個月大約救濟 6,000 戶家庭,同時持續做家戶訪查——當一個家庭入不敷出時,先標示出「特貧戶」。現在特貧戶約有700 多戶,特別予以現金補助,每個月大約需要耗費 7-8 萬美元。其他的「一般戶」,每個月大約發放 100 土耳其里拉的物資。發放物資的同時,也會做一些心理諮商,畢竟戰爭讓難民失去所有,心中的悲傷與怨恨,當然很需要撫慰。

另外,他們還設立了一間小型醫院:土耳其的公立醫院其實是免費的,但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難民因疾病就診,常常有被耽誤的狀況。於是在蘇丹加濟市政府的幫忙下,他們以很便宜的租金租下一棟三層樓的建築,成立醫院。目前裡面有 11 位醫生,包括家醫科、小兒科、牙科、內科、婦科、耳鼻喉科、眼科,也能夠進行基本的超音波、血、尿液檢驗——從 2016 年 3 月開始,已經服務超過 11 萬人次。但是受限於土耳其法律的限制,這個醫院有「三不」;一是不能進行大型手術、二是不能接生嬰兒、三是不能留宿病人過夜。

面對土耳其境內 300 萬以上的敘利亞難民,必須配合政府的政策與法律,在困難中尋找出一條可行的方法。

胡光中說,醫院的電腦病歷系統,都是本地志工自己摸索開發出來的,很多器材也是由別人捐贈,台灣政府也幫了很大的忙。醫院的醫生在敘利亞原來都是當地名醫,像是他們的眼科醫生就是從伊斯蘭國佔領區逃出來,他原本自己有三家醫院,現在卻成為難民,一無所有。醫院設立後,也發現很多來看病的人其實並沒有嚴重的生理病痛,醫院反而成了他們的社交活動中心。過來這裡繞繞,看到這麼多敘利亞人,尋找心理的歸屬,大家站在一起取暖。

圖/Shutterstock

一個建立希望的工作

其實這麼多的敘利亞難民湧向土耳其,也帶來社會的恐慌,無論在社會秩序維護或工作機會的惡性競爭,本地人其實也有埋怨。之前甚至有土耳其人,帶槍跑來醫院威嚇。「但這一切,都得從幫助難民站穩腳步慢慢融入開始,」胡光中說:

「我做志工,其實是一個建立希望的工作。那些孩子總有一天會長大,過幾年後,他們會記得『有一群陌生人,從台灣來,他們不求回報地幫助過我們。』

在戰爭的人禍中,還有人會關心他們,讓他們還能有夢想,告訴他們大家要互相幫助,不要心懷怨懟。

我們活在世界上,不是只求生存、只求物質滿足,吃好一點、住好一點,更希望他們將來能發願回到敘利亞重建家園,做醫生護士、建築師、老師、公務員,能夠懂得幫助其他身邊有困難的人。」

做為一個民族議題與國際關係的研究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失望與挫折總是不斷。但是在伊斯坦堡的難民區,我卻看到一絲絲希望。

(作者為台灣中亞學會秘書長,現任教香港珠海學院)

文末備註補記:關於「利比亞提供台灣穆斯林學生獎學金」的相關討論

本篇文章於《獨立評論@天下》刊出後,我們收到一位讀者回應,並獲作者回覆,全文均刊載如下供讀者參考:

讀者來函: 

敬啟者:有幸閱讀侍建宇先生在貴刊獨立評論的大作〈從一個台灣「壞孩子」,變成敘利亞難民與土耳其政府的橋樑〉,文中提到有關利比亞提供獎學金給台灣穆斯林學生的說法使事實有些出入。

利比亞早在民國50年(1961)建立了伊斯蘭大學,當時我國派駐利比亞的王世明參事與利國朝野關係良好,當時利比亞國王伊德利斯一世於民國52年(1963)批准提供中華民國穆斯林經生5個獎學金名額,此外並贈送台北清真寺大型水晶吊燈與一批地毯。中國回教協會公開招選後,第一批留學經生於民國52年冬天抵達並進入學校就讀。

格達菲上校是在民國58年(1969)9月1日革命推翻利比亞王國,而據個人所知,雖然格達菲上校當時與中華民國關係良好,但是外傳格達菲曾經到台灣復興崗受訓一事,純屬訛傳。

以上謹供   卓參

聿伯(留學利比亞經生,曾經在外交部服務)

作者回應:

針對利比亞提供台灣穆斯林學生獎學金,以及格達費與台灣的關係,可以分成兩點回覆:

1.大部分前往利比亞的台灣經學生都在格達費革命成功之後。依據受採訪者所言,以及政大民族所論文整理台北清真大寺檔案資料,第一批經學生於民國52年(1963)入學,之後一直到民國65年(1976)才又有台灣經學生前往利比亞,並持續到民國74年(1985)。 

也就是說,在格達費革命之前,的確有第一批台灣經學生前往利比亞,然後中斷了10多年,一直到格達費革命成功後,才又恢復。在格達費時期,台灣共送出11批經學生,總共53人。 

根據胡光中先生的闡述,當時格達費上校與台灣關係非常良好。例如人在的黎波里的格達費私人骨科醫生表示,台灣對格達費的不流血革命是有重大貢獻的,因此,原本希望提供台灣每年500位獎學金學生。但是台灣送不出那麼多學生,每年只送出5名,連續10年。

2.格達費有沒有到台灣復興崗受訓,眾說紛紜。關於台灣與阿拉伯世界各個國家的外交逸事,總是充滿傳奇情節,而且口耳相傳,也有可能變調。聿伯先生應是台灣穆斯林老前輩,也在外交部一線奉獻奮鬥。前輩如果在歷史現場,目睹我等後輩未能清楚看見的歷史,不吝指正,當然欣然接受。

(備註:本文原刊載於《獨立評論@天下》網站,原標題為「從一個台灣「壞孩子」,變成敘利亞難民與土耳其政府的橋樑」,授權《換日線》編輯刊登,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關於作者:

侍建宇 / 中亞.香港──魔幻邊境

逐水草而居的台灣浪人。在環境制約下,尋找飄移的倫理規則、離散認同。長期關注中亞局勢、維吾爾民族主義運動、香港問題,大國邊陲下的地方與區域意識,如何與國際權力結構進行碰撞。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作者、胡光中 提供

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