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9 月 8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病辭世，享年 89 歲。
從航運企業接班人、香港回歸後的首任特首，再到中國政協副主席及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創辦人，董建華的生涯不僅跨越中港商界、政界及涉外事務，更經歷了香港由殖民地轉為特別行政區後，最不穩定的一段時期。
評價董建華，很難只用「高瞻遠矚」或「徹底失敗」的兩極形容來概括：他擔任特首期間提出的土地、科技、教育及區域經濟合作等諸多政策方針，至今仍是香港維持國際競爭力的施政重點；但「八萬五建屋目標」、SARS 應變、《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等高度爭議的事件，同樣曝露出其缺乏社會溝通與政策彈性的鮮明短處。
因此，如今回顧董建華的故事，本文重點不在蓋棺論定其功過，而在盡可能理解一名企業經營者，如何在那關鍵時代進入公共治理領域，又為何會在願景、制度與民意之間遭遇巨大落差？
從富豪之子到破產危機：商界經驗如何塑造董建華
董建華祖籍浙江舟山，是當年有「世界船王」之稱、香港航運業巨頭東方海外（OOCL）創辦人董浩雲的長子。
他 1937 年生於上海，12 歲時與家人移居香港，1960 年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取得海事工程學位，其後赴美先後任職於通用電氣及家族企業的紐約分公司，1969 年返港參與東方海外業務。這段橫跨上海、香港、英國與美國的經驗，使他年紀輕輕就熟悉華人商業網絡，也理解西方企業制度與國際市場。
然而，在父親董浩雲去世後，董建華接班家族航運事業時，卻碰上全球航運供給過剩、運價低迷與利息負擔加重等嚴峻考驗。東方海外一度無法如期償還約 26.8 億美元債務，債權人更多達 200 家金融機構。他於是花費一年多協調債權人、出售資產並重組公司；最後在香港商界聞人霍英東及中國銀行資金支持下，勉強渡過危機。
因此，有報導將東方海外的存續完全歸功於董建華的「少康中興」，並不準確；但他在債務危機處理與後續談判中展現的耐性與協調能力，確實為其日後處事與為官奠定重要基礎。
航運業要求管理者預判景氣、調度跨國資源，並在短期虧損與長期布局間取捨。董建華從商時形成的思考方式，也可在其從政後看到：他偏好先設定遠期目標，再由政府集中資源逐步推動。然而，企業可以在董事會內快速決策，公共政策卻必須回應不同階層需求、議會監督與社會接受程度。這項差別，也成為他由商入政後最大的考驗。
治理回歸後的香港：長期政策與執行代價並存
董建華由商轉政的契機，在於 1992 年由時任香港總督（也是「末代港督」）彭定康因其具備豐富的國際商務經驗、與在香港乃至中國商界的影響力，邀請他擔任港英政府行政局議員。
在那段香港即將進入「主權移交」的敏感年代，董建華也因其背景，成為倫敦和北京都「相對能夠接受」的少數人選之一。隨著香港特區籌委會在北京成立、董建華受邀加入後，更被視為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欽點」的人選。 於是，在 1996 年經「特區行政長官」遴選委員會選出後，翌年 7 月 1 日董建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
作為首屆「香港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特首），董建華除要建立「回歸」後的行政秩序，也須證明「一國兩制」能夠維持香港的制度與經濟信心。而他提出的代表性政策綱領簡單來說，是：香港的經濟藍圖不能只限金融與房地產。如董建華早在 1998 年施政報告中，就提出注資 50 億港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並規劃應科院等科研基礎；同時在教育方面，他也積極推動課程與學制改革，「三三四」方案在任期末段成形，後由繼任政府落實。
上述這些措施的成效並非立即可見，過程亦有爭議，但它們顯示早在董建華就任當時，就已意識到香港不能過度依賴地產、轉口貿易與金融業，而需有更多產業發展的先期佈局。
然而，其在上任不久便爆發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市、股市與就業同時承壓，也令其不少政策失去原有的前提。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八萬五」：董建華提出每年供應不少於 8.5 萬個住宅單位，期望十年內把港人的自置居所比例提升至七成。這項政策回應了香港市民對高房價與供應不足的痛點；問題在金融風暴令資產價格急跌，這樣的供應目標反在當時變成市場恐慌的象徵。於是香港特區政府很快「淡化目標」，卻又未及時清楚交代政策轉向，最後反而損害公眾信任。這段經驗說明，長期判斷即使合理，若欠缺情境調整及透明溝通，仍可能產生沉重代價。
另一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國際投機者同時在港元、股票及期貨市場操作，特區政府果斷動用 1,180 億港元外匯基金入市。此舉打破了香港「奉行自由市場規則」的慣例，在當時也引起廣泛爭論。
但最終香港特區政府成功維持住（美元兌港元）聯繫匯率及金融穩定，其後並以盈富基金逐步出售危機入市時所持股票。因此從結果論看，這是董建華擔任特首期間對金融危機處置較成功的一役，也反映他在系統性風險下願意採取「非常手段」的魄力。
SARS 危機下，香港「內地化」的濫觴
董建華第二任期的轉折點，出現在 2003 年：SARS 疫情造成近香港境內 300 餘人死亡，旅遊、零售與就業均受到重創，失業率更一度升至 8.7%。香港特區政府的初期應變及資訊發布均遭到批評。
同年，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更引發約 50 萬香港人自主參與七一遊行，也顯示行政主導體制若欠缺充分諮詢與政治信任，即使具有法律或政策理由，仍難取得社會授權。
但同一年間，香港特區政府也因與北京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開放更多香港貨品及服務進入內地、內地居民赴港「個人遊」暴增，無疑也很快帶動了旅遊與消費回升──香港經濟能在 SARS 後半年快速反彈，確實必須歸功於訪港旅客及 CEPA 改善了商業環境與市場預期。
如今回頭看，當時這些措施很難以單純的「好」或「壞」定論：畢竟它既擴大了香港企業的內地市場、挽救了當時香港的經濟危機，同時間也提高香港對內地市場的依存程度，隨後更相當於開啟了「內地化」的大門。董建華在那段「轉型年代」的所作所為，也因此依據評論者的立場差異，就此出現南轅北轍的評價與定義。
爭議累積下提前離職，至今評價仍兩極
2005 年 3 月，董建華以健康及年齡因素為由，在第二任期尚未屆滿時即主動請辭，隨即獲增選為中國政協副主席至 2023 年。迄今外界對其離任原因一直有不同解讀，但多數評論皆同意歷經連續經濟衝擊、公共衛生危機與大規模示威，其個人在港府的「發揮空間」已經明顯收窄。
離任後，董建華先創立中美交流基金會，後又成立團結香港基金，以他自己的方式，持續研究土地、房屋、科技創新及社會政策如何影響香港，延續其重視長期規劃的取向。
筆者認為，作為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沒有可供依循的前任經驗，既要處理制度交接，又要應付接踵而來的外部危機。這當然不能免除港府在疫情應變、政策溝通與政治判斷上的失誤與責任，卻也是評估其任期不可忽略的背景。其擔任特首時的強項是設定方向、投入資源及在重大風險下作決定；弱點則是容易低估政策速度、社會承受力與公眾參與的重要性。
因此，較客觀的結論或許是：董建華看見香港部分長期難題，也提出若干影響深遠的制度安排，卻未能在急速變動的社會中，建立足以支撐改革的政治信任。
而在他與世長辭的此刻，香港也早已走過那個動盪中的「轉型年代」，進入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新常態」──在董建華之後的歷任特首，正持續帶領香港走向什麼樣的明天？這就是另一個更令人深思的話題了。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