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7 月 19 日，歐盟《永續產品生態設計條例》（ESPR）正式禁止大型企業銷毀未售出的服裝、服飾配件與鞋類。
這條禁令表面上是場遲來的「環保正義」──每年歐洲有 4-9% 的未售紡織品，在從未被穿過的情況下就被銷毀。但在時尚產業裡，「銷毀」從不只是處理賣不掉的商品這麼單純。對精品業者而言，這是一項精心維護的商業工具：透過控制流入市場的供給量，維持商品的稀缺性與價格結構、控制折扣品範圍，以免損害核心客戶對品牌的信任。
因此，在這項禁令正式生效後，有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開始浮現──當「銷毀」這個工具被立法禁止，精品業是否真的會放棄對「稀缺性」的追求? 還是，面臨庫存與獲利壓力的精品業者，會換個方式操作相同的商業邏輯？
禁令上路後，精品業如何處理過剩庫存？
禁令生效前，精品業本就已承受著沉重的庫存壓力。Bain & Company 與義大利精品產業公會 Altagamma 的年度研究顯示，2025 年約有 35-40% 的精品商品以折扣價售出，精品業者的平均營業利益率也降到 2009 年以來的最低點，僅剩 15-16%。
這個現象源自需求面的疲弱──精品消費者人數從 2022 年的 4 億人，銳減至 2025 年的 3.4 億人，顯示消費者對多年來的大幅漲價策略感到疲乏，甚至有些人會用「背叛」來形容自己的感受。換句話說，禁令是在精品業本已被迫大量折扣、庫存壓力本已升高的時間點上路的。
過去，相關品牌原本可靠「悄悄銷毀」處理的多餘庫存，如今卻必須找到公開、可受檢驗的去處。面對這個新現實，精品業者大致會朝幾個方向調整：
一、從生產端減少過剩
從生產端管控是最理想的方式，透過採用數據驅動的需求規劃，讓生產更貼近市場實際需求。這也讓精品重新回到大規模商業化前，更強調「客製化、非量產」的生產模式，也能更好控制利潤率。
中國女裝品牌 CHICJOC 從 2015 年創立之初，就採行預售與限量發售制，即便在實體店內，消費者也只能試穿並等候線上排隊發貨。這套模式同時也被質疑是刻意操作的「飢餓行銷」，證明「控制供給」與「製造稀缺」原本就是一體兩面。但這也代表，品牌必須犧牲一部分原本可以取得的營收。對品牌而言，他們未必願意承擔這樣的機會成本。
二、更依賴受控的折扣通路
暢貨中心（outlet）的角色將在禁令生效後被迫擴大，而我們從前面的數據也可以看到，這已成為市場現實。只是這條路徑本身有其代價，折扣商品的增加將進一步稀釋品牌長年建立的溢價與稀缺敘事，形成精品業無法迴避的兩難。
三、利用法規豁免處理部分庫存
禁令並非全面禁止銷毀，凡是安全衛生疑慮、無法修復的損壞、遭慈善機構拒收等情況，仍允許合法銷毀。這也意味著品牌仍有操作空間，可以策略性地把商品歸類進這些豁免範疇，將原本的「例行性銷毀」包裝成「合法銷毀」。
精品品牌開始將「二手轉售」納入官方通路
法規的推行，使精品業者被迫重新盤點：商品在「生產到報廢」的整條生命週期裡，有哪一個環節還能延長商品的流通時間。而「二手轉售」正好是這條生命週期裡，最容易被拿出來說明的一塊──它原本多是邊緣化的 CSR 公關專案，現在則被精品業者納入自己的商業組合（portfolio）中，成為管理商品全生命週期的一環。
目前市場上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一、品牌自營模式──Chloé × Vestiaire Collective
Chloé 與精品二手轉售平台 Vestiaire Collective 合作推出品牌自營的官方轉售平台，每件商品配備 Digital ID 與真偽證書，以提供即時回購服務。在消費者售出商品後，可以選擇兌換 Chloé 新品的購物金、Vestiaire 平台額度，或捐給合作慈善夥伴 UNICEF。
這種被視為品牌完全掌控商品「第二人生」的模式──從真偽認證、定價，到最終流向，精品品牌牢牢握有主導權。
二、平台合作模式──Zalando × Vestiaire Collective
2026 年 5 月，德國電商巨頭 Zalando 宣布與 Vestiaire Collective 策略合作，首度將旗下「二手夥伴計畫」開放給第三方，超過 50 個精品品牌的商品，得以透過 Vestiaire 既有的專業鑑定體系，批量進駐 Zalando 平台銷售。
這兩個案例合在一起看，說明了一件事：對精品業者而言，二手轉售已從過去偏向永續形象的公關，升級成品牌組合裡不可或缺的正式業務線。它解決的不是這個禁令直接規範的「未售庫存」問題，而是透過 Digital ID、真偽認證與購物金機制，讓品牌展現掌控商品「從賣出到重新流通」完整生命週期的能力，並間接鞏固在禁令壓力下岌岌可危的品牌信任，提高顧客終身價值（lifetime value）。
這時，稀缺性的操作邏輯也悄悄轉移了重心──過去是靠「銷毀」控制供給端的稀缺，現在則多了一層「用認證與憑證控制流通端」的管理邏輯。
精品修補服務能成為受損庫存的新出口？
在這個生態系中，「修補」是另個受益的角色。任何因受損或有瑕疵，而不能直接重新上架的退貨產品，正是過去精品產業裡最常被銷毀的類型之一。因為重新檢驗、修補、清潔的成本，往往被品牌端認為不划算，而選擇直接銷毀。
但在禁令生效後，專營精品修復的倫敦新創 SOJO 的創辦人 Josephine Philips 隨即在 Linkedin 喊話，表示公司願意協助品牌處理來自電商與零售通路的大量受損或瑕疵庫存，並邀請有需求的品牌洽談合作。目前 SOJO 已與 GANNI、ARKET、Ralph Lauren 等品牌建立合作，商業模式也從早期單純面向消費者的修補 APP，逐漸轉向對品牌方提供服務的 B2B 路線。
如果 SOJO 能用夠低的成本，把這些原本會被判定「不值得救、直接銷毀」的退貨修好、重新推回貨架，確實能解決禁令要處理的問題核心──把原本被歸類為銷毀的產品，轉換成可以再賣的量。但修補服務能處理的，終究是未售庫存問題裡「商品本身有損壞」的那一小部分，並無法解決未售庫存問題根源。
歐盟禁令上路，會如何影響消費者？
政策看似只影響品牌與供應鏈端的因應策略，但這條禁令終究會間接地滲透進消費者的日常購物經驗裡。
首先，是短期內折扣商品的能見度可能會提高。在品牌找到新的產量與庫存管理方式的甜蜜點之前，消費者很可能會看到更多庫存被導入暢貨中心與二手通路，但為了保護品牌的稀缺性與價值，這或許只會是短期狀況。
再來，二手與循環消費正式走入主流，而且成長速度遠超一手市場。根據 BoF 與麥肯錫聯合發布的《2026 時尚產業報告》，2025 至 2027 年間，二手市場的成長速度預計是一手市場的 2 到 3 倍。
二手精品交易平台 CIRCA 今年稍早的調查也顯示，近八成受訪者表示，相較 5 年前，自己更願意購買二手精品珠寶與名錶──顯示買二手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而是逐漸被視為聰明消費的象徵。
最後，每位消費者在選擇消費時，都需更謹慎看待「合規」與「真正永續」之間的落差，才能真正落實永續的意義。企業自 2027 年 2 月起有須揭露資訊的義務，這將會是接下來值得持續追蹤的關鍵，而每位消費者都有監督品牌的能力。
禁令能終結精品業的「銷毀」邏輯嗎？
禁令的豁免條款，是這場轉型中最容易被忽略、卻可能影響最深遠的一塊。
安全衛生疑慮、仿冒品、嚴重損壞無法修復──這些例外情況依然允許合法銷毀，而企業只須保留 5 年的佐證文件，供國家主管機關審查。另一方面，從 2027 年 2 月起，企業還必須依照統一格式，揭露被丟棄的未售消費品數量，讓這些原本不透明的庫存處理行為開始留下可供追蹤的紀錄。
也因此，部分網路評論已對此表達疑慮，質疑品牌可能利用「海外經銷商」的名義，將未售商品運到歐盟境外進行銷毀規避法規約束。即便品牌走「捐贈」這條看似正當的路徑，也依然有其灰色空間，同時也可能將銷毀庫存的壓力轉嫁到第三方國家。
最終這條禁令，是否真的讓「環保」成為贏家？
也許禁令確實終結了「銷毀」這個手段，也促成了 Digital ID、認證轉售平台、預售制等機制，卻無法終止商業品牌以「最能維持獲利」的方式，維護稀缺性的商業邏輯。可見，這不是一場環保徹底戰勝商業的零和遊戲，而是生態系中的成本與話語權的重新分配。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