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曾偉韻／台灣世界展望會
炎熱的 6 月，是許多大學與研究所的畢業季，台灣人的社群媒體，此時可能被一張張穿戴學士服、學位帽的熱鬧照片給洗版，青春學子們慶祝著一個階段的完成，也對未來抱持許多想像。
對大多數人來說，畢業象徵著人生即將邁向下一段旅程，人們或許期待繼續升學、找到工作、建立家庭，或實現其他對未來的規劃。然而，若「意外／非預期懷孕」突如其來發生，原本的人生時序很可能在一夕間被打斷，所有計畫都必須重新洗牌。
對於仍在就學中的未成年少女而言，意外／非預期懷孕可能意味著更劇烈的人生轉折──伴隨而來的可能是父母的不諒解、同儕的異樣眼光、學業暫時中斷，甚至某些社會大眾的質疑：「為什麼不能好好保護自己、為自己負責？」；「是不是女孩自己不檢點？」
如果將場景轉換到東部非洲的難民營裡，青少女的意外／非預期懷孕又會是什麼樣的處境？
在烏干達北部的畢迪畢迪難民營裡，同樣有一群少女穿上了黑紅相間的畢業禮袍，在草地上開心地跳舞。不同的是，她們手中握著的不是普通的學校畢業證書，而是由烏干達政府產業培訓局所認證的裁縫、烘焙或美髮技職證照。這天，許多女孩的家人都來了，當中也有一些年幼寶寶，被抱在這些青少女的懷裡，跟他們的年輕媽媽一同參與了這場慶祝活動。
這群女孩，是我所任職的世界展望會，於當地推行心理健康與職業培訓方案的結業者──她們是南蘇丹難民，也是失學的青少女媽媽。雖然當初不得不從學校輟學，但女孩們最後仍從職業培訓課程畢業了。
在烏干達難民營，每 4 個女孩就有一個未成年懷孕
世界展望會在烏干達畢迪畢迪難民營（Bidibidi Refugee Settlement）曾實行為期兩年半（2023-2025）的心理健康方案，主要提供青少年與照顧者情緒管理技巧課程，但因注意到社區中有另一群經濟弱勢的青少女媽媽，所以展望會和社區一起評估需求、規劃了職業培訓課程，讓這些女孩可以在為期 2 到 4 個月中，選擇學習烘培、裁縫或美髮技能。
我在 2024 年中拜訪時，曾針對正在參加職業培訓的青少女媽媽進行了訪談，當時幾位少女跟我分享她們過去生活以及在這個課程中的學習，並不約而同地訴說了類似的故事：意外懷孕後丈夫／男友的離去、家人的不諒解與拋棄、生活變得非常辛苦、要養活自己跟寶寶非常困難。
好在學習裁縫與美髮技能的青少女們，如今大多因為擁有一技之長，因此多少可以獲得一些收入，也買得起食物與生活必需品了。唯獨其中一位參加烘培訓練的少女溫妮表示，因為她實習的小吃店店主沒有給薪水，因此她還是「連一塊肥皂都買不起」。
「一塊肥皂都買不起」的少女
溫妮是南蘇丹人，她們家在 2016 年來到烏干達難民營，媽媽已經過世，爸爸年紀比較大，因此家裡環境很辛苦，她跟姐姐還要照顧弟妹。後來她認識當時的男友並意外懷孕，孩子的爸離開了她們，2024 年訪談時溫妮的孩子大概 1 歲多。溫妮說，參加了烘培技能培訓課程，讓她覺得「自己終於可以為自己做一點什麼」，也在這裡學到了很多，不過現實挑戰是她下班後回家已經很晚、無法陪伴她的寶寶，而她實習工作又沒有津貼。溫妮希望之後可以有自己的地方做小吃店生意，這樣才能照顧家人。
在當地，一塊肥皂的價格大約是新台幣 4 元，「連一塊肥皂都買不起」是我在烏干達難民營時常聽到的說法，乍聽之下可能會以為是誇飾法的形容，卻反應了很多青少女意外懷孕後卻缺乏經濟能力的現實──年輕的她們若不被家人接納，通常必然面臨生活艱困、負擔不起生活必需品，有時可能連食物都沒有下落。然而，為什麼難民青少女們連一塊肥皂都負擔不起？這只是青少女媽媽這個群體的問題嗎，又或者還有其他人也面臨類似狀況？而未成年懷孕是否也是溫妮個人的人生際遇，或是這背後也有結構性因素？
以烏干達難民營而言，許多南蘇丹人在母國有既有的生計活動，如在偏鄉從事農業與畜牧，或在城鎮中擁有店鋪或做小生意。而當他們在 2013 年後陸續因戰火逃到烏干達後，當地政府則普遍提供每個難民家庭一塊土地，以進行蓋房居住與耕種──雖然這已相較很多收容國家更為友善，但仍有其限制性。例如每個家庭不一定會按人數分到相應的土地，越晚抵達的難民家庭也可能只分到更小的空間。此外，這些劃設為難民營區的地區大多是先前較少人居住、開發之地。除了開墾不易，烏干達西北部的氣候較乾熱、土壤多為礫石，故難民家庭雖在此從事農耕，但不一定都能獲得足夠的收成。
因此，當地難民家庭的主要生計除了依賴農作，以及世界糧食署所發放的糧食做為補貼外，只有少數仍有資金餘裕的人能發展小生意或另外租地耕種。近年更由於氣候變遷導致收成不穩定、加上自 2023 年開始國際組織的補助遭到逐年削減，有些難民家庭已經連溫飽都成問題，更不要說是買肥皂了。
尤其對於青少女媽媽來說，難民營的環境更讓她們越來越難養活自己與寶寶，若她們被家人趕出門，更將幾乎頓失所有依憑。
而在與當地難民社群的深入訪談中，我發現要拆解難民營中盛行率高的「未成年懷孕問題」，答案從來不是簡單的一句「女孩不檢點、交到壞朋友，或是貪圖錢財和物質」。當世界糧食署與國際組織的補助縮減、家庭生計受限後，一些原本肩負養家責任的男性也逐漸失去穩定收入來源，有受訪者提到，有些父親開始長時間待在聚會場所與其他男性玩紙牌、聊天。在長期的經濟壓力下，部分家庭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與此同時，無法負擔課本與學用品的女孩們也只能黯然輟學；然而當她們中斷了學業，也就等於被隔絕在烏干達政府與國際組織僅在「校園內」提供的青春期衛教宣導資源之外；隱形的風險更埋藏在日常的勞動中，為了生火煮飯，女孩們必須徒步數小時前往極其偏遠荒涼的荒地撿拾柴火，一旦落單就可能遭遇性暴力事件。
在當地經濟結構、家庭關係、輟學、衛教知識與服務可及性，以及環境風險等因素的交織下，有些女孩以為走向婚姻、尋求男友的經濟依靠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現實卻是常在懷孕後遭到拋棄，陷入更孤立無援的處境。換句話說，溫妮與其他青少女媽媽所煩惱的也許是眼前的「買不起一塊肥皂」，但背後涉及的問題更加複雜難解。
畢業一年後，溫妮過得好嗎？
2024 年拜訪畢迪畢迪時，我和這群當時正接受職業培訓的青少女媽媽們見了面，後來透過進度報告得知大家都有順利畢業──她們都通過烏干達產業培訓局的考試與認證，並參加展望會為她們舉辦的畢業典禮，也獲得了展望會分發的創業工具包（starter kit），例如學習縫紉的女孩獲得縫紉機、桌台、布料等，學習烘培的則獲得鍋碗瓢盆與烘培用具。
然而，我卻無法確定這些女孩們後來是否都順利開啟小生意，抑或得以回到學校念書，也不知道當初因為意外懷孕而被家人斥責、甚至陷入孤立的她們，如今是否過得更好？她們與孩子、原生家庭之間的關係，又是否有所改變？
因此，當 2025 年我有機會再次前往畢迪畢迪難民營時，就希望能拜訪這群青少女媽媽。烏干達同事幫忙詢問了幾位願意受訪、並讓我參與其日常生活的女孩，包含前述提到學習烘培技能的溫妮。
我在 8 月的某天下午拜訪了溫妮，結果她並沒有像其他女孩一樣在受訓結束後展開小生意──溫妮再婚了。確實，並非所有女孩在受訓完後都會成功開啟小生意，有些女孩幸運地在家人支持下又回學校念書，只在假日返家、時間較充裕時才會做一些裁縫；有些女孩則是缺乏開啟小生意的資本，所以先在家裁縫，等慢慢儲蓄一點錢後，再開小雜貨舖兼裁縫生意，也有些女孩後來組成新的家庭。
溫妮原先住在畢迪畢迪難民營第一區，現在她嫁到第三區。之前溫妮去找住在第三區的阿姨時認識了現在的先生，他們交往一陣子後溫妮懷孕，她希望可以跟孩子的父親在一起，後來先生去她家，雙方家庭協商後溫妮嫁過來。當初溫妮參加青少女媽媽職業培訓時有一個一歲多的女兒，但孩子並沒有跟著溫妮一起來到繼父家，而是留在外公家，由外公和溫妮的姐姐照顧。溫妮嫁過來後大概 3 個月就生下了兒子，在我拜訪時孩子還是 4 個月大的寶寶，被溫妮背在身上安睡。
溫妮的丈夫在家附近的小市集開了一間男士理髮店，平常從早到晚他都在那裡，有時怕遭小偷也會睡在店裡。除了丈夫，家裡則有溫妮的婆婆，以及丈夫的 4 個弟妹。溫妮大概每天早上 6 點就會去田裡耕種，通常會工作到上午 10 點多太陽太大時，返家吃婆婆煮好的中飯、做一些家務和照顧寶寶；到了傍晚 4 點又會去田裡忙到 6 點多天黑，傍晚這一趟因為丈夫的弟妹放學了，他們也會一起去田裡幫忙。星期六溫妮通常會留在家做家務，星期日則會上教會。
展望會在溫妮受訓結業時提供她的「創業工具包」如今被她留在娘家──因為寶寶剛出生，她需要照顧寶寶，暫時不太可能開啟她的小生意──但溫妮說她有跟丈夫討論過，丈夫表示會支持她，溫妮說希望等孩子一歲半後再開店。
之前溫妮還在小吃店實習時，曾提到生活很辛苦，因為店主沒有付她任何薪水，所以有時她連肥皂都買不起，我於是詢問溫妮現在嫁到了新的家庭，她照顧家人、家人也會幫忙她，是不是覺得現在的生活比以前更好了？沒想到溫妮卻說，她覺得「以前的生活比較好」，因為現在的她沒有用錢的自由，有時連想買塊肥皂幫寶寶洗澡，都要跟丈夫開口、對方卻不給。為什麼會這樣？溫妮說，其實當時第二次懷孕後，丈夫就一直懷疑孩子不是他的，溫妮只得向對方保證只有跟他交往，甚至只能把大女兒留在娘家給外公照顧。
即使溫妮努力解釋了，丈夫卻一直不相信，兩人常常為此爭吵──丈夫雖然沒有肢體家暴她，卻時常會用言語羞辱她；如果開口需要什麼，丈夫也不一定會幫忙。如果向丈夫開口不一定能獲得協助，那麼溫妮是否能拿田裡的作物去販售換取收入（畢竟在田裡工作的人主要也是她）、或是尋找一些打零工的機會呢？溫妮說丈夫跟婆婆不准她這麼做，而且她也不知道原因為何。雖然丈夫對她不好，但她跟婆婆的相處還可以，只是她時常聽到傳言說她的丈夫跟別人有染。
關於這些狀況，溫妮都沒有跟別人說過，包括自己的父親。她在這裡其實也沒有認識太多新朋友，只有鄰居兩個跟她年紀相仿的女孩。鄰居大概知道他們家的狀況，有時也會勸說溫妮留下來，說她的丈夫有一天會改變。我詢問溫妮是否也這樣相信丈夫終有一天會對她好？她回答是。
我沒有再追問下去，因為我跟溫妮的訪談是臨時且短促的，她的近況也與我們原先想像的不大相同，當下我不太確定什麼是我應該繼續詢問的。
離開溫妮家後，我跟烏干達同事有些討論，同事說會再追蹤溫妮的狀況，當地其他NGO 有提供婚姻諮詢的服務，也許可以轉介溫妮與先生一同參加。溫妮雖然現在沒有經濟自主權跟開店資本，然而若直接就給她一筆資金，而她跟丈夫的關係沒有修復，那麼這筆錢反而可能變成更多爭吵的來源。
我能理解每個家庭的狀況不同，NGO 的方案也不是提供職業培訓課程或資本，方案參與者就能走向開店賺錢自給自足、從此幸福快樂這樣的線性劇本。當中還有許多因素需要考量，有時候關鍵不一定來自實質的資源、例如金錢或技能，她們後續的人生，還受到家庭關係、是否能掌握收入、身邊是否有人支持等許多因素共同影響，而這些，往往都不是單一方案就能改變的。
在回訪前，我也曾期待能看見某些明確的改變或方案影響力，或許有些女孩開了店、有些賺了更多錢、有人則重返校園，但在與溫妮重逢後，我意識到，這些女孩的人生並不一定都會按照同一條軌道前進。那麼同樣是接受過職業培訓的其他女孩，一年後究竟走向了什麼樣的人生？
（未完待續，請持續鎖定本專欄更新）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