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聽到「憲法」兩個字，一般人都會覺得和自己相距遙遠，但實情是，新聞中報導的「釋憲判決」，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像是某醫美診所醫師，因為在臉書刊登廣告，被判違反醫療法規定，遭罰五萬元，去年 11 月，這位醫師在申請釋憲之後，憲法法庭做出了違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判決。
「其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就開始有了憲法法院、憲法訴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慢慢擴展到其他國家。但憲法法院、憲法訴訟真正流行起來，一直要到 1980 至 1990 年代第三波民主化的時候。」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林佳和解釋，人類發展政治的過程中，要邁向憲政體制，憲法便是其中的關鍵角色，但憲法不能只是單純的政治語言和宣示，而是必須擬定一套獨立在行政和立法之外的機制，依據憲法向大眾解釋，國家機關是否踩到了紅線，「那就要交給獨立的法院。」
大法官解釋走入歷史 憲法法庭拉起違憲防線
就像美國最高法院有 9 位大法官，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庭有 8 個大法官，台灣司法院則有 15 名大法官，這些大法官們會在尊重國會的民主立法決定後，依憲法檢視案件是否具備憲法原則上的重要性，以及涉及違憲基本權的侵害，「大法官並非按照自己喜不喜歡、自身的主觀意識，來對抗民主，而是基於尊重立法但不能踩到紅線的原則，做出釋憲判決。」林佳和強調， 2018 年 12 月，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立法，並在三年的籌備後，也就是 2022 年 1 月上路，過往台灣經常聽到的「大法官釋字第幾號」，正式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正是憲法法庭的憲法訴訟裁判，「等於我們不再會把憲法法庭的任務看作『憲法解釋』，而是以憲法決定立法、法律有沒有違憲，進而做出判決。」
舉例來說，醫美診所醫師在臉書刊登廣告，挨罰 5 萬元，憲法法庭卻認為，每位醫師在國民健康的公共利益未受侵害之虞，發表商業言論，其實應該受到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又或者是 2018 年，某位通過警消人員特考的女子，前往消防署訓練中心受訓時，由於身高僅有 158.9 公分、未滿 160 公分，被取消資格，女子認為訂下身高限制違反憲法精神，因此聲請憲法審查。林佳和指出，某些考試只要通過，便具備「執業保證」，包括警察大學、警消人員特考等，因此「進入門檻」本身就是執業的重要要件，而限制身高明顯涉及「平等原則」，所以此案能進入憲法法庭，「儘管這個案子尚未宣判，不清楚憲法法院會怎麼判決，但此案明顯具有基本權的重要性，應該進入憲法訴訟。」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民眾在三審定讞後，由於未獲得期待的結果，可能會將憲法法庭當作「第四審」尋求上訴。林佳和特別提醒，如果不涉及抽象規定，只是個案上判決不如自己所想，一般法院體系有「再審」機制，能尋求救濟。而且若看向其他憲法訴訟行之有年的國家，會發現只有極少數案件，能通過申請憲法法庭判決的門檻；最後獲得勝訴判決的，更是鳳毛麟角。以歐洲國家的經驗來看，一百件約不到五件。他笑稱，能走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被受理又得到勝訴判決的案件，幾乎都能被拍成電影、寫成小說，帶有「戲劇化」的情節。
憲法法庭與憲法訴訟 預防「民主倒退嚕」
近來，《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公布 2023 年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台灣在全球 167 個國家中，位居第 10，且為亞洲第一。但相對的，在報告中也看到已經完全民主的國家，可能有「民主倒退嚕」的威權表現。林佳和表示，這些情形多半出現在民主脆弱與不穩定的社會，例如一碰到經濟危機、生活不安穩，便開始嚮往威權的國家，「所以不論如何，在民主制度中，國家一定要有一個『憲法的維護者』。」尤其後民主時代的重要徵兆，是少數的聲音會特別猛烈，在此情形下，擺脫民意拘束、忠於憲法的憲法法庭、憲法訴訟，將成為守護人民基本權利、守護民主的最後一道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