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2023）年 10 月 7 日開始，以色列與哈瑪斯在加薩走廊（Gaza Strip）展開新一波的衝突，引發人道危機，至今仍未解決。為了聲援，各國學生紛紛發起抗議，要求校方完全斷絕與以色列的各種合作計畫，或者停止校務基金對以色列企業的投資。較知名的事件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長達一個月的抗爭事件，以及全美各校的學生運動。
在荷蘭，也有許多學生聲援，而且遍及各城市。其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規模最大，除了遊行示威，還有佔領與紮營行動，甚至發生警民衝突。
目前為止大致上有兩波，分別在 5 月 7 日前後和 5 月 13 日前後。筆者連線訪問了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 Dave（化名），他是台灣的留學生，在現場經歷了佔領活動，也目擊街道與廣場上的衝突。本文以下將以他的角度分享。
不經意的開頭，驚人的發展
從去年開始，其實就一直有關於巴勒斯坦的倡議行動在校園發生，從今年 5 月 6 日開始，可以注意到阿姆斯特丹大學 Roeterseiland 校區裡開始有人持擴音器在示威、喊口號。在社群媒體上，也一直可以看到這樣的消息。
隔天（5 月 7 日），事情開始不對勁。有消息顯示，學生團體即將集結抗議。我剛好在 Roesterseiland 校區，也目睹了從集會、遊行到佔領的過程。當天，我看到他們集結，訴求學校停止對以色列的投資與合作，和前一日的情況似乎沒什麼不同。
漸漸地，學生們往街道上移動。一路上，他們聲張在街上抗議的權利，口號是：「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Who’s Street? Our Street!）。最後，他們順利抵達 Oudemanhuispoort 校區，並進入一棟建築物，搭起路障。
突然，我驚覺這場抗爭的主題不只關於國籍身分，也事關抗爭如何進行──在準備進駐時，帶頭者突然拿起擴音器，鼓勵「持歐盟護照」的學生優先進入佔領；少數族群似乎更容易被警察認出，所以讓較有優勢的歐盟白人站到最前面，警察比較不敢使用暴力。他也提到自己持黎巴嫩護照，若被逮捕，恐將面對遣送出境的巨大風險，並警告在場所有的國際學生。
所有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參與者都受到警告，當然，來自台灣的我也在這之列。種族和國籍的標籤，在遠方的戰火中顯得如此野蠻，在號稱文明、尊崇普世人權的歐洲，以及抗爭的這個現場，這些標籤竟然也是這麼鮮明。
學校主張有暴力行為和蒙面份子，於是從一開始就讓武裝警察進入校園，且從集結開始就一直跟著隊伍行進。他們穿戴防護裝備，並配有警棍，一路上，警方執法時而寬鬆、時而嚴格，但並未停下示威學生，最後隊伍仍抵達舊校區。然而，根據社群媒體上的畫面顯示，有部分手無寸鐵的學生受到警察毆打。
又隔天（5 月 8 日），警察進入大樓清場，結束該次佔領。畫面顯示，他們甚至出動了推土機。有人跳到運河裡躲避。
混亂的情緒，「詭異」的現場
8 日傍晚，社群上的畫面顯示，警方還出動了警犬和催淚瓦斯。
我感到情緒十分混亂，摻雜了恐懼和生氣，於是親身到現場勘查。學生們被趕到廣場中，周遭的遊客像是在看熱鬧。
「詭異」是我當下的感覺，現場氣氛不知該說是緊張還是鬆弛──學生仍然激昂，但是周圍的世界都仍在繼續運轉，旁觀著廣場上的事件。一陣子後，眼見苗頭不對，學生很快就散場了。
我觀察到，抗議的學生並不會一股腦地和警方抗爭，而是一看到狀況不對、風險過大，或是目標已經達成，很快就解散。抗爭學生非常節約精力，不會為了拋頭顱灑熱血，把力氣耗在無效的行為上。正因如此，他們似乎都能很快就轉換到平常的情緒，好像「下班」了一樣。一時之間，竟然難以分辨他們的態度是否認真。
13 日的第二波行動也讓人覺得有點詭異。我們在課堂過程中被要求停課，因為示威學生要佔領這棟大樓的大廳，他們拉起布條、搬出咖啡廳的食物，準備紮營。同時，警方並沒有立即鎮壓學生，也允許工作人員自由進出封鎖線，並讓周遭可以繼續平常的活動。感覺雙方都沒有使出全力來對抗。
我聯想到 60、70 年代激進的學生運動。那是大規模、長時間和官方對峙的行動，也曾在整個西方世界延燒，甚至不惜暴力相對（筆者註：1968 年在阿姆斯特丹，就曾經為了抗議墨西哥暴力鎮壓與越戰，發生大規模示威）。某個程度上來說，這一代的學生是繼承了這樣的抗爭精神；但另一方面，在抗爭技巧和策略上，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定很會辦派對」的策劃力
另一點觀察，則是主導學生極強的策劃力。
首先，他們相當積極地在經營社群網站。示威前，他們會發出消息宣布，期間不斷轉發同時間的其他活動，甚至到了佔領被驅逐之後，都還非常積極地在 Instagram 上發文譴責學校。在不到兩週之間，他們已經發出 90 則貼文，也是我了解整個事件的重要資訊來源。
從佔領運動的爆發時間來判斷，策劃者之間很可能是有聯繫的。阿姆斯特丹以外，還有烏特勒支（Utrecht）、格羅寧根（Groningen）、恩荷芬（Eindhoven）、萊頓（Leiden）、馬斯垂克（Maastricht）的學校有類似的行動。荷蘭幾乎所有主要的大學都參與了。
其次，學生在現場也展現了很好的控場技巧，他們在現場使用了鼓和擴音器來擴張聲勢。在遊行期間，主導者會依照士氣的不同來調整口號，還會進行「Mic Check」，也就是請所有人暫時安靜，以便整理口號，確保氣勢整齊。另外，在紮營開始時，他們也懂得清點和運用物資。
見證過程的當下，我的其中一個念頭是：「他們一定很會辦派對。」
國際學生的「尷尬」位置
更重要的問題也許是：這樣示威真的有用嗎？目前看來，在這兩起事件中，校方似乎不怎麼想談，想要息事寧人就好。學校和市府聯繫緊密，往往是有事就直接叫警察，而非傾聽或談判。
學校既不想正視學生的訴求，也不想嚴格處罰學生。相較於哥倫比亞大學直接將學生退學，不知道哪個比較無奈。
以我就讀的商學院來說，身邊的人普遍都有些不以為然，或者為了避免冒犯，往往避談此事。一種普遍的信念是，這樣既無助於幫助巴勒斯坦的人民，也無法讓校方真正改變合作計畫。
我們未必不支持戰火中受難的人民，但是從國際學生的角度來說，學位時間短，又有繁忙的課業，實在無法將心思一直放在示威行動上。對我們來說，也是個尷尬的位置。
我還在遊行隊伍中碰到一位朋友。他加入主要是為了抗議警方不當執法，但認為如何爭取校方讓步，還有討論的餘地。
筆者後記
7 日和 13 日兩場佔領行動都已經受警方驅趕而結束，其中發生不少毆打、流血事件。13 日這天規模稍大，並不只是發生在該棟大樓內，學校周圍也有另一場示威遊行。特別有意義的是，外場是由教職員工發起，這說明不只是學生不滿意校方高層的行為，也有許多老師並不同意。
根據校方估計，示威活動目前已經造成 150 萬歐元（約新台幣 5,241 萬元）的損失。
目前看來，荷蘭的學生還沒有放棄抗議，格羅寧根、萊頓等城市的院校都還有營地，可能會依照「多點、多起、低強度、長時間」的模式繼續下去。然而，各校的態度至今仍然消極，雙方是否會改變策略、讓衝突升級，則有待觀察。
本篇寫作之際，台灣也正經歷另一場街頭風暴。雖然身處不同地方，為了不同的理由走上街頭，我們共同面對的詭譎世界，以及訴諸非常行動的勇氣，卻是相通的。無論是荷蘭的學生，或是台灣立法院外的人們，有時候，即使抗爭無法完全逆轉局勢，但這股勇氣，卻能像一種義務一樣，超乎效用的算計，指引我們前行。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