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梁嘉麗授權《換日線》刊登、編輯，摘錄其中的四位果籽的故事，全系列請見她的獨立媒體平台記者 梁嘉麗。
離散的果籽 之一：生活與生存
到加拿大生活，已有半年了。轉了幾份工作，Ruby（化名）覺得自己還是不太習慣，雖然找工作不算困難，但還是會遇上不好的僱主，「工資低，其實都會有剝削的情況」。加拿大的勞工權益不差，但為了滿足工作時數並拿到居留權，很多剛抵達的港人只能啞忍。
在銀行做接線生那幾個月，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進入金融機構工作，別人說加拿大生活節奏慢，在銀行工作的每天卻非常忙碌，每天 8 小時工作連去廁所的時間也沒有，她覺得壓力相當大。
壓力再大，也大不過《蘋果》關閉前的半年。偶爾她會掛念當時跟同事一起工作的時刻，但她說自己沒有後悔離開香港，是後來發生了一些事，令她覺得自己繼續留港會有風險，每天活在恐懼中，她不想自己情緒如此起伏不定，不想每天擔驚受怕。
她記得，在出境大堂跟家人揮手道別，自己轉身離開的一刻，早已淚流滿面，她不敢轉頭再望家人，怕家人看見自己在哭。她覺得，自己應該以後也無法回到這個出生和成長的地方了，帶著的不只是離愁，而是永別的感覺。
飛機上的 16 個小時，她沒有停止哭泣，「以前去旅行，飛機起飛時會從窗望出去看香港景色，那一刻，完全不敢看」，她隱約感到，也許從此以後也無法再看到這個風景了。
雖然已離開，但 Ruby 依然非常留意香港的新聞，對於香港，情感上是掛念的，但理智上，她沒有後悔離開，「每天看新聞，香港一天比一天差，即使很溫和的人也坐監了」，作為記者，她覺得即使留港，可以做的已愈來愈少，而且這個城市每天發生的大小事，只讓她情緒和心情更差。「最起碼，過來加拿大後已無人戴罩，早已放寬很多，不似香港防疫政策令人很煩擾」，雖然不捨，但她坦言覺得自己「走得好」。
一年過去，她已人在外地，其實並不是突然決定。《蘋果》的最後幾個月，的確是人心惶惶，很多人離開，謠言滿天飛，第二次搜查大樓，數十部電腦被帶走，高層被捕。身處其中，恐懼大概避免不了，那時候，她在社群媒體寫下一句「那場最美的仗已打過了」，現在想起來，她卻以「羞愧」來形容，「很中二病！不配說這句話！還有很多繼續在堅持的人」。
不只一次，她說自己是「逃兵」，但只要是熟悉她的人，也會理解那段時間的 Ruby，情緒實在已經面臨崩潰，一次又一次，她說看不起自己，因為沒有堅持下去，但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堅持下去」的代價，大概已是巨大得不是每個人也能承受了。
《蘋果》後，她沒有想過繼續在媒體工作，卻由情緒崩潰，轉變成「情緒麻木」，她覺得是蘋果後遺症，「沒什麼值得開心或不開心，變得很淡然」，她形容這是因為冷漠而換取的平和。雖說麻木，其實心底裡還是有一團火還在燃燒，哪怕只是星星之火，她用下班時間做採訪，供稿給海外港人創辦的媒體。
她嘗試努力抽身，不想再為香港的時政而傷心或憤怒，但最終還是想寫一點甚麼。「寫完好開心，採訪好開心，香港現時已無法寫的，在這裡可以隨心寫」。
在《蘋果》工作了三年，是她做過最長的一份工作，而最深刻的，就是出名嚴苛的上司。那時候，看著上司跟她對話，實在觸目驚心，多少次在會議室內談完後，她在座位上哭，不是因為被責罵，而是在想，自己是否真的能繼續承受工作壓力，能否抑壓著情緒繼續理性地工作。
的確，這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來到最後一天，外邊下著大雨，我們坐在飯堂，喝著讀者送來的手工啤酒，Ruby 記得，上司問：「有否覺得是我連累了你們？」說到這裡，她已禁不住哽咽著，這是最難忘的事，她說當時大家也想堅持下去，也許是因為認同上司的價值觀和精神，所以大家也選擇繼續做到最後一刻。
6 月 23 日那個晚上，我們在蘋果大樓上舉起手機、亮起燈光，她記得同組的一位同事，向著在街上聚著的讀者大叫。那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同事，共事了幾年，很少看見他表現出任何情緒。一切不捨和唏噓的感覺，突然又再湧上心頭，「無人會忘記，這是一些不可能放下的事」。
她很慶幸，自己曾在這個地方待了三年，「是人生最有價值的三年」。她覺得沒有工作能比在《蘋果》工作更有意義，現在的工作，她笑說根本是「bullshit」，不再幻想可以追求任何意義，做什麼工作也一樣，「生存啫」。
2022 年的今天，香港人只能努力「生存」，有意義地生活，也許早已變得遙不可及。
離散的果籽 之二：刪不掉的 App
阿 MO（化名）在《壹周刊》和《蘋果》工作了差不多 6 年，期間有不少報導曾獲獎。最近他在台灣傳來美麗的風景照，到那邊已有大半年了，他沒有想太多，只想離開香港，然後過一些悠閒的生活，每個月去幾趟小旅行，騎著單車，看看田園風光。
那時，他已預計公司未必能「捱」到很久，但他能做的，只是「做到無得做為止」，熟悉的朋友相繼被捕，他覺得做過《蘋果》，隨時會「被人搞」，湊巧有朋友過了台灣，勸他不如試一試，等了兩個月，終於獲批。他覺得台灣是「相對自由」的地方，可以讓自己稍為休息，「這兩三年真的很累」。
雖然台灣是一個相對自由的地方，但由始至終，他也沒想過要在這個地方落地生根、沒有找工作，也暫時不用為生活奔波，只想努力尋回生活感，例如到市場買菜、煮食，時間過得很慢，但多了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能更專注地生活。
「精神不用專注在香港發生的事，跟朋友聚餐，是開心的，台灣比香港大多了，很多有特色的地方和風景，所有人都很友善」。離散，是一種無可奈何，如果可以選擇，沒有人願意離開生了根的土生土長之地，但時勢很壞，很多事情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掌握。
阿 MO 覺得自己可以「躺平」，其實只是幻想，他依然擺脫不了記者身份。身在台灣，他為海外港人創辦的媒體寫專題，「他們想做多一點關於離開港人的故事，一些香港媒體不再做的新聞題材，他們想填充這個空隙」。雖然工資未必能支持生活，但他說做得開心，起碼可以減輕一點內疚感，「覺得自己廢？沒有東西生產出來！」由去年年中還在工作，到報館突然消失，他覺得自己依然還處於「療慯」的過程。
有時候聽電台節目，聽到新聞報導或評論，他會想，啊這個新聞角度可以追下去，之前還有《立場新聞》和其他平台可以寫，但又猛然想起，都已消失了。這麼多年的記者經驗，好像只能浪費了，替海外媒體做兼職工作，對他來說，好像是再次貼近香港，他覺得能貢獻自己生活過的城市，也是一件不錯的事。
他記得，一年前公司內部早已傳來兩種意見，有人覺得危險，應該把報館盡快關掉、保障同事的安全；有人卻覺得不應該只聽風向，跟風做人「無腰骨」。「你要打壓，我們無理由自己選擇放棄！」但當公司再次被搜後，他卻覺得情勢變得更嚴峻，「公司散到好像已無法再挽救，已有為公司完成最後幾天的心態」，他選擇留到最後一刻。
公司被關閉後，他一直沒有找工作，偶爾為《立場新聞》、《眾新聞》兼職寫報導，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家煮飯。每個人療傷的方式不同，專注煮食時候，大概就是他最能放鬆自己的時刻。
2017 年，《壹周刊》賣盤不成後，不再出實體雜誌，只保留網頁運作，阿 Mo 覺得那時的《壹周刊》已進入半衰期，「媒體的功能好像已不太 function，後來《蘋果》這邊高層向我招手，我便過去了」。在《壹周刊》時，他在調查組和寫人物專訪，回國內工作時曾經被公安扣查，在香港「放蛇」時差點被黑社會盯上，幸好所有事情都是有驚無險。
做記者，其實不用「搵命搏」，但喜歡自己的工作，就想「搏命」把報導做好。是什麼讓他想成為一個記者？就是愛，與和平佔領中環。8 年前，他剛畢業，覺得必須參與這場社會運動，於是開始寫報導，供稿給《獨立媒體》。在《壹周刊》工作前，他做過售貨員，賣過爆米花，然後便進入了在壹傳媒工作的 6 個年頭。
這一年以來，他覺得香港最大的改變，是大家對「離開香港」這個決定開始沒那麼介懷，申請到台灣前，他非常忐忑，到底這樣離開，真是對的嗎？「香港要有人在，城市才有機會變好，而且還有同事在獄中，失去自由，身邊都很多朋友堅持留港」。
最後選擇離開，是因為實在不願意親眼直視這個地方的急速衰敗，「愈來愈少值得留戀的東西，離開對自己來說是最好的選擇，雖然對城市來說未必是」，但看著《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相繼停止運作，他覺得自己跟這個城市，真是愈來愈遠了。
一個花了 6 年光陰的地方，一下子消失，他說《蘋果》完結的一刻，就知道自己是時候離開了，「失去了一個很有感情的地方，失去了一個可以做新聞的地方，離開好像已沒有甚麼顧慮」，所有他珍而重之的東西，在那天，在大氣中蒸發了，不留任何痕跡。
在這裡，他認識了一班同樣價值觀、氣場的同事，認識了伴侶，而那個《蘋果》App，他一直不捨得刪除，「總覺得有一天打開會有新聞看，期待那一天到來」，在那一天到來前，他會在自由的地方，繼續以「蘋果的角度」去看新聞，「不能因為社會的收窄而收窄自己」。
他即將離開台灣，漂流到另一個自由的國度。離散，是選擇，亦是迫不得已，跟煮飯一樣，也許必須這樣，傷口才能癒合，但最終真的能夠康復嘛，有誰知道。
離散的果籽 之三：繼續跑新聞的人
阿銘（化名）是留下來的人，不只是留在香港，還選擇留在傳媒這一行，真的一點也不簡單。
《蘋果日報》停刊後，他到了《立場新聞》工作，由調查組轉做了港聞版記者，半年以後，再次迎來公司停運，然後又蹍轉來到了現時的工作崗位。同樣是港聞版，一年轉了三份工，喜歡穩定的他，也說實在吃不消，「半年來遭遇同樣的情況，當時真的有思考，是否還要繼續做這行呢？」
10 年記者年資，不算太長，但要轉工也不易，當他還在思考時，有人向他招手，便暫時把轉行的想法放低，他強調了很多次，一切際遇，只是隨波逐流。在《蘋果》的最後一年，其實他已做好了心理準備，因為事情畢竟已蘊釀了一段時間，到《立場》工作時，他告訴自己那一天應該不會這麼快來到，「覺得 23 條都未立法，我真是太天真了」。
天真的，不只是他，很多人都希望相信事情不會變化得太快，但那一天終究是突然到來了。
兩間公司，文化截然不同，在《蘋果》工作時，組內同事很親密，《立場》規模小，整間公司的同事也很親密，兩間公司出事，他心裡也不舒服，但《蘋果》令他更心痛，因為在這裡工作了 4 年，看著兩間公司的上司和同事被捕、被還柙，他心裡極度掙扎，到底還要繼續做下去嗎？「身邊的人可能為自己承受一些風險，有時會想，是否值得？真的有意義嗎？」
現在每天跑新聞、問回應，有時候他也會質疑自己：90 個議員的名字根本無法全說出來。從前駕輕就熟，現在連什麼界別是甚麼人做議員也不知道，他覺得若有心做港聞，怎能不熟書。「但這一刻我真的記不住！」是潛意識讓他不要記住，還是有其他原因？而現實是，過去 10 年記者生涯中熟悉的被訪者面孔，早已消失了。
繼續做下去，別人覺得他一定是對新聞充滿熱誠，他卻覺得自己並不是很有理想，只是不想浪費了多年的經驗。有時做圍訪，其他記者沒有問的問題，他問了，其他報章也有引用，「其他人也引用，即是重要啦！」繼續跑新聞，他覺得自己還是「有少少作用」，也許這個作用已不是「少少」了，因為同期差不多年資的，已離開得差不多，還留在行內的，他是極少數。
《蘋果》完結後，其實他跑去考計程車司機執照，想為生活謀多一個選擇，「不如離開，反正放棄的不多，記者工資低，要走，好容易，最低工資已可以生存」，最後《立場》通知他返工，才沒有成為的計程車司機。
社會對記者有著期望、背負著「捍衛新聞自由」的包袱，他當然知道，從前他也是這樣認為的，但經歷這一年，他覺得若要同事或上司付出代價去捍衛，成本實在太高，他反思：「為甚麼要一個人犧牲自己的生命、自由、家人，去幫其他記者甚至整個社會去捍衛？代價沉重，是否值得？但還是會有人繼續做的。」
一年過去，阿銘說自己情緒已穩定下來，初時會不開心，因為同事們都失業了，他會偷偷的哭。但他還是有遺憾，就是 23 號最後的工作日，他正在休假，雖然也有回到公司，卻不是「寫到最後一刻」，其他同事卻拚命寫稿至最後一個小時。
其實，這一刻，他只想記住在《蘋果》最有意義的日子。他記得第一次出差，是到大阪去報導地震，那次經驗讓他成長不少，「到外國，學懂應變、規劃故仔，不斷找採訪對象，例如有新聞性但外電會出的就不用做，不像在香港那樣只接 assignment 跟著做」。現在工作的地方，大概不會花這樣的資源去做深入報導，他打趣，也許只能去大灣區採訪了。（編按：大灣區為中國政府力推香港融入東南沿海城市的計畫）
離散的果籽 之四：傷痕
「法庭新聞很重要！」這兩年，很多人這樣告訴 Chris，她當然知道。但有些事情，愈是在意，愈是痛苦。她同意，案件需要被記錄，沒有人報導，就沒有人知道法庭內發生的事，但報導的人，必須是自己嗎，她每一天也在反思這個問題。
是否接受訪問，她考慮了一段時間，一些事情一些感情，埋在心裡，無從處理，「對《蘋果》同事來說，這個創傷根本不會復原」。失去工作了 10 年的崗位，每一件小事也能挑動她的情緒，她說每一次想起，也會逃避。
她去學沖咖啡，每天上堂，然後在社群媒體分享上堂軼事，只想如常生活。訪問時，她說自己不會用「舊同事」來稱呼《蘋果》同事，因為他們是一世的同事，那時候 17 人，每天工作就如打仗，停刊後，她跟其中的 6、7 個同事加入了《眾新聞》法庭版。其實那段時她已覺得累，但依然堅持繼續下去，是因為希望跟同事共同進退，「他們很想做，覺得應該跟他們一起繼續做，成組人不想分散，於是就一齊試吓」。
一份報章或一個新聞網，怎能缺少了法庭新聞，但四個月後，還是逃不過再次被打擊的命運，「很心悒，二次傷害，不想再有第三次，到了《眾新聞》大家本來士氣高昂，但整個氣候變得太快」。
之後，她決定真的要休息了，法庭新聞已不是每天必看，有興趣的才會看，但看到一些報導內容有誤，依然會覺得氣憤，原本平靜的她，會突然上司「上身」，說這樣基本的資料怎能錯？然後解說條例應該如何理解、報導應該如何寫，那一剎，終於見識到法庭記者的專業，是入血的。
這麼多年跑法庭新聞，她從沒想過自己的同事會坐在犯人欄內，同事上庭她盡量抽身聽審，縱然每一次都是那般難受，「他們都瘦了，每次跟他們隔著欄說 bye bye，真的很難過，以前在公司成日見，見他們還多過見我阿媽，」。其實，她跟上司曾經鬧得很僵，開會時甚至不會正眼看對方，但公司倒閉後，大概一切新仇舊恨，也跟公司一起煙消雲散罷，感情倒是變得更好。
「以前工作上看法不同，有爭拗，算係咩？」今天回想，一切也是小事，為工作而吵架，她甚至覺得開心，想起說笑、吵架的場景，想起跟他們工作至夜深一起吃宵夜的日子，「原來有同事因執著工事而吵架，是這麼難得」。有時候，她會幻想，自己接他們「放學」的過程，眼淚禁不住已在眼眶內打轉。
認識 Chris 的人，也會知道她是性情中人，要罵人時無人能阻，要笑是盡力大笑，要哭的時候，她就說：「你看，又嚟料！」幾個月前，情緒突然被襲，加上肩頸痛，又經常失眠，精神處於低谷，朋友短訊問候，她寫了一個「我」字，已哭崩。後來她決定不能勉強自己，就讓自己躲起來，「走著走著，花便開了，不要對自已太嚴苛」，對自己說，也對仍然遊走於情緒低谷的同事說。
當了 27 年記者，其中 17 年在壹傳媒，大部份時間都是做法庭新聞，她在行內認了第二，無人敢認第一。《蘋果》在她生命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為時間長，更是因為這是一個重視人才和質素的地方，而且資源多，容許記者用多一點時間鋪排、預備報導，「多年前叫同事做的一單案，做了很多準備功夫，到現在還未審」。在法庭新聞的範疇中，《蘋果》佔很重要的位置，法庭上，總會看見《蘋果》記者的身影，法庭外，總有攝記在守候，她亦在此度過了最有意義的時光。
她笑說，那時也許有抱怨，工作很忙很辛苦，同事忙得連午飯也沒有時間吃，「現在發現，無得做仲辛苦！」說到這裡，她又眼淺了。
社會運動後，法庭新聞由很離身，變成貼身，身邊總有一些人正在面臨審訊，少了《蘋果》，她說的確是少了前線記者做報導，重要案件被報導的機會少了，而她亦承認，過去兩年社會對法庭新聞的需求增加，「以前很多權利可能不關自己事，現在要知道了！但我又會反思，知道了又怎樣？要能夠行使才有用，無法行使根本就無用，知道了又有麼意義？」談到故業，她充滿無力感，「例如以前判案，講究『beyond reasonable doubt』，現在還存在嗎？現在的 interpretation 已經變得很個人！」
灰心嘛，一定有。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自己需要暫時停下來，她卻希望勉勵有心繼續做法庭新聞的記者，真的要用心做，「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業，公眾對你有期望，不能辜負他們，但會很辛苦，責任很大，不能有絲毫錯誤」。
夜已漸深，我們坐在公園裡，昏黃的街燈，映照著她的輪廓，她說坐在公園做訪問，感覺很淒涼。淒涼的，大概是我們談的事情，毫無保留地回望那段悲喜交雜的前半生，從黑洞中抽出努力埋藏的情緒。
最近，《法庭線》出現，Chris 的手機響個不停，很多人都以為她參與其中，她說自己還未準備好，卻知道大家對她有很大期望。她靜了下來，想了一會兒，最後說出了這一句：
「資歷係咪原罪？」（資歷是不是原罪？）
閱讀全系列文章，請見：記者 梁嘉麗
執行、核稿編輯：田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