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中國職場 14 年，疫情下曲折的返鄉路（上）回台灣，一個並不「順理成章」卻發自由衷的決定
我一直是一個非常積極、樂觀的人，對我而言，「行動、努力、進步」一直是生活的常態。但在疫情的影響之下，我必須要改變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順應這個世界的改變。
我還在香港時，萌生出「如果一切都不會變好了，我該怎麼辦？」的念頭，重新塑造了我在後疫情時代的價值觀。我開始反思，對我而言，如果要失去 90% 的東西，什麼才是那剩下的，我希望保留的 10%？換言之，「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非常幸運地，我並沒有失去 90%，也透過了這次疫情的影響，收穫了更多。但觀念的轉變，以及對過往生活的反思，讓我開始學習讓自己安靜下來的藝術。也因為疫情這一股顛覆的力量（disruptive force），進而推動我我試著顛覆自己的一些行為與思考模式。
返鄉後的「反文化衝擊」與成長
在 2020 年，我開始做了許多我之前「沒想過自己會做」的事——既然世界顛覆是「常態」，我也用打破習慣的方式來順應這個潮流。搬回台灣之後，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維繫情感，更積極地運動鍛鍊身體，甚至開始了解嘗試金融市場的投資，對我而言都是很大的突破。走進 2021 年，我們似乎還沒辦法看見疫情的盡頭，但至少我們已經能更平靜地面對未來的波瀾。
2006 年 1 月，大學畢業沒多久的我，誤打誤撞地接下了公司在北京外派的職務，卻從未料想開啟了長達 14 年的中國大陸職場生涯。這 14 年當中，我所獲得的並不只是「中國經驗」，而是藉由中國大陸這個跳板，讓我有機會看到更為精彩的世界！無論是與全球各地頂尖的國際人才共同工作，或是藉由差旅走訪世界，與其說「開眼界」，不如說這十多年的經驗塑造了我的成年生活方式（adulthood）——對於工作態度、方式、人際交往以及人生價值的追求。
因為疫情而回到台灣的我，在決定完全把家都搬回來之後，開始重新在自己的家鄉學習當個「大人」——第一次在台北看房租房，第一次去銀行處理外匯，第一次自己申請寬頻網路和升級手機門號費率，第一次認真學習怎麼使用 LINE，並且為了更接地氣地溝通，下載了很多貼圖。我需要重新造訪各個超市和網購平台，找出自己比較適合的品牌，有一次，甚至站在整櫃的延長線插線板之前，不知道哪個牌子比較可靠（因為以前都只認「公牛牌」）。
我的朋友圈從工作、社交活動認識的聯絡人，變成學生時期的同學，或之前曾在對岸認識，而在近幾年相繼回來的老朋友。而我從小引以為傲、發音標準的「國語」，也因為這十幾年來融合了五湖四海不同語言、口音和用詞，不只一次被誤認為是「中文講得很好的」外國人、ABC、香港人、新加坡人或大陸人。
而這也讓我不斷回想到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這種熟悉卻不完全習慣的狀態，其實就像是自己又搬到了一座新的城市，需要重新調整並適應。幸運的是我還保有之前的工作，能夠長期地在家辦公，不需差旅也不用進辦公室（亞太區的實體辦公室也因疫情關閉了）。這給了我充足的時間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並且重新熟悉、感受這個孕育我成長的地方。
誠如我前篇所說，台灣在過去的十幾年改變非常多。我固然每年都會回來探訪家人，但真正地以成人的方式生活在這裡，卻還是有些不習慣。除了一些可以找到替代方案的差異，我也觀察到幾點台灣社會與職場的特色，和大家分享、討論。這不代表哪裡的方式「比較好」，但我們可以思考其中的差異，也在未來跨文化的溝通上，降低誤會的產生。
訊息傳播與市場反應快速，但偏向單一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小市場，但在世界各地的「小市場」當中，台灣市場的訊息傳播速度，以及市場當中的同質性非常高。我們的識字率、通用語言的普及性、基礎建設以及對於人口結構的掌控程度都相當高，因此，在市場與公關傳播，或是在疫情訊息發送與控制上，都非常的即時、迅速，並且有效率。這在我所處的傳播行銷領域，固然是一個很大的優勢，但長久下來，對於新型傳播方式，或是不同於我們熟知的目標群眾，也缺乏了彈性和變化。
舉例來說，我在處理東南亞國家的品牌宣傳上，即使是同一個國家，也必須要特別注意不同人種、宗教和文化對於這樣的訊息是否都能有相同的認知，避免冒犯不同的群體。但在台灣，大家對於不同族群的敏感度較低，其實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大部分的視覺設計與宣傳內容，是針對「漢族的華人」。但其實我們有許多原住民、以及越來越多的新住民和旅居台灣的外國人，如果以他們的眼光來看，有些傳播內容並不合理，也不合適。
例如，我看到電視上有一個熱水器品牌，宣傳恆溫設定，四季的水溫就不再有區別。它的廣告創意是用白人男性的形象，並且以英文對話，做出類似火箭發射這種高科技的鋪陳，顯示出幽默感和科技感。但在一個多語言、多文化的地區，在廣告和傳播語言上，你的首選一定是目標群眾慣用的語言。如果我是一個居住在台灣的英文母語者，看到這個廣告會覺得很奇怪：「你們是想要賣我熱水器嗎？但內容好像又跟我沒什麼關係。」固然這對於英語母語或是白人並沒有不敬或是牴觸，但如果沒有思考這個層面，假以時日，就很有可能做出冒犯其他文化的內容。
人情味，「過熟」會有反效果
在台灣，另一項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我們的人情味濃厚，大家都很熱心，讓許多來台觀光旅遊的外國人記憶深刻。但很多時候，這種對於陌生人的熱心，如果過了頭，反而變成打探對方身家、隱私的不良示範。
我在台北，多次被路上的「陌生人」（注意，是在非社交場合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詢問超過我舒適圈的問題，包括從哪裡來、從哪裡回來、年齡、工作都還是基本的越線話題，更甚者還問了我的婚姻狀況，並且評論：「你這個年齡還能生嗎？」
我有小孩的朋友更慘，小孩被人摸、被人抱，或是批評他們教養孩子的方式等，這些都是「過熟人情味」的體現。固然大家都會把陌生人當自己人去幫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強加自己的喜好、標準和價值觀在陌生人身上，真的是過頭了！
而人情味過頭的另一個表現，則是「辦公室人情」。我雖然沒有任何量化的數據或調查，但以我個人的感覺和觀察來說，在台灣，同事間的人情真的太複雜太多了。這也許是一個中小企業文化的特色，但其實在職場上，同事並沒有要成為你朋友或家人的義務。當然，如果公司營造的團隊氣氛很好，聚集的一群同事也能真的彼此成為私下的朋友，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要求同事變成朋友」或是「要求員工把公司當作家」，則是本末倒置了。
「人情」本身就是一個很難去量化計算的標準，經常是給予和接受兩方各自的感受。「施比受更有福」沒錯，但不代表給予方完全不用考量接受方的需求和感受。整體來說，我們是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社會，但在情感的交流和溝通上，仍需要拿捏不同場合、對象的分寸。
「泛政治化」當道，無助於解決問題
台灣太過「泛政治化」這件事，我相信許多人都感同身受。在生活上但凡有些抱怨和不滿，經常都會歸結到「政治原因」，甚至因此而產生反感和反對。固然政治人物和我們的選舉、憲政制度，確實對會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但把所有的問題歸結到「政治原因」或是「意識形態」，反而會阻礙了我們去尋找問題的根源，並且解決問題。
泛政治化並不是台灣特有的問題，在許多地方，這樣的特質配合不同的文化、政治與時空背景，產生了各類型的衝突。但因為我們消息傳播的迅速，全民的參與度高，因此整體的社會氛圍都加重了「政治」在我們生活中的份量。尋求政治手段，或是用意識形態解決問題，也逐漸變成常態，似乎自己喜歡的都是好的，而遇到了不同意見者就是敵人。
甚至很多時候，所謂的朋友，只是因為擁有共同的敵人。但其實真正的「友誼」和「聯盟」，如果只是為了共同反對，那麼反對結束之後，只會留下更多的問題和更大的分歧。真正實際、實在，能長遠發展並且能夠解決問題的社群，應該要靠理性和同質性凝聚，並且在主要議題之外，能夠尊重社群當中其他人的其他意見和想法，才會對社會的進步有實質的貢獻。
台灣真的很好，我們可以讓她更好！
疫情還在世界各地蔓延，我所就職的產業，也尚未從低迷的市場當中走出，未來我會在哪，還不知道。但因為全世界這樣翻天覆地的改變，待一切平息了之後，出現的不會只是「修補」，更多的，應該是「重建」。
疫情讓我們向世界展現出台灣人獨有的韌立和頑強的精神，我們比許多不幸的國家有更多的機會累積後疫情時代發展的資源。把反對的力量轉化為建設，培養自己透過不同的角度觀察、思考的能力，才能在世界重新開啟邊界的時候，更順利地與異文化接軌，提升我們的價值。
很慶幸在我「誤打誤撞」地離開台灣 14 年後，又「誤打誤撞」地回來。最後，希望人類真的能從新冠疫情上學得教訓，懂得謙卑。
執行編輯：蔡文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