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位獨立撰稿人】陳映妤: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作爲一位獨立撰稿人】陳映妤: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攝於泰柬邊境柏威夏(Preah Vihear)。圖/Nov Serey

文:陳映妤

作為一位獨立撰稿人,著迷於書寫的溫度,卻鮮少把自己搬上檯面。要寫這篇,遲遲難以下筆,每晚讓我輾轉難眠。若要計算我目前為止真正刊出的國際社會議題報導,其實僅有四篇,勉強計算年資只稱得上一年,還是兼職經營,一切都還剛起步,談作爲一位獨立撰稿人實在是尷尬可笑。我僅是踩在這條起點線上,透過嘗試與探索,在投奔與反抗中掙扎後,才決心往這條路上走。

如果你也和我一樣,站在這條起點線上,渴望同行卻害怕未知或存有諸多遲疑,也許我可以將我的真實經驗分享與你。

2017 年 6 月 10 日,深夜 12 點,我剛結束採訪,癱坐在馬爾他首都瓦莱塔(Valletta) 的港口旁,等著回新城斯利馬(Slima) 的渡輪,附近沒有人,很靜很靜,只有海水輕輕敲岸的聲音。

對岸的新城繁華絢麗的好不可思議,五星級飯店和高級酒吧的光仍不停地閃爍,瞬間一整天與幾位難民們的對話在腦中像失速列車般快速駛過——那表情、那情緒、那血淋淋的故事、那感染力好強大的能量......再回到眼前來往遊客們奢侈如天堂般的生活,這一切幾乎使我難以喘息。

最後一班自馬爾他首都瓦萊塔(Valletta) 返回新城斯立馬(Slima)。圖/陳映妤 提供

我所經歷的,可能也就這麼一次

領我走向獨立撰稿人這條路,鎖定目標在撰寫深度國際報導的關鍵,不得不談起那一年的相遇。

2015 年末,我隻身踏上了歐洲大陸,長居西班牙一年讀書,同時在二十幾國間奔飛。2015 至 2016 年,是歐洲極其動盪的一年:恐怖攻擊頻傳、極右翼崛起、英國脫歐......,歐洲以共同體為核心的理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長期耕耘的和平,搖搖欲墜。加泰隆尼亞人民上街遊行,自治議會投票過半支持推動獨立,我在現場;多次恐怖攻擊前後,我在現場。而歐洲難民潮席捲,百萬難民自地中海湧上,我則巧遇了一個人──他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引路人,帶我的人生拐了一彎來到這裡。

他叫伊斯馬,一位西班牙人。第一次和他見面,是 2016 年 3 月,他剛從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arders)在地中海上的搜救難民船上回來。他不是醫生,是負起全船「食」這項重責大任的廚師。歐洲難民潮在 2015 年幾近壓垮了歐洲社會,他在那時選擇走上搜救難民船,與難民們同行。

與他相識後,我再次深深感受到——再遙遠的事,都會瞬間近在眼前。

採訪無國界醫生的 Dr. Simon Bryant,2015 年在地中海難民搜救船「鳳凰號」上擔任醫生。圖/張傳佳 提供

他每每傳來在地中海上發生的第一手影片和訊息,不論是在搜救船上平安誕生的新娃兒,還是一日內六艘偷渡船翻覆,都直接在隔日的國際新聞版面上出現。當時每個收到訊息的瞬間,都重重震撼了我。然他與難民孩子的對話,或每日搜救時要面對的龐大壓力,或搜救船員背後的功勞和擔著生死攸關角色的感受,卻少有內容,華文媒體的第一線採訪更幾乎沒有。當死亡人數已使人麻木,沙灘上的小男孩也退了潮,這群人還是在海上,難民們還是在逃亡,那我可以做些什麼?

也許我又菜又淺又稚嫩,但相信我所經歷的,一生可能也就歷經這麼一次。

2016 年底,我自費飛往香港《端傳媒》總部與當時國際組總監周軼君提案。是軼君給了在社會議題類報導零經驗的我第一份機會,及給願踏上這條領域的年輕人一份很真誠的致敬。周軼君前輩是華文媒體界四大女戰地記者,從新華社駐以巴記者始,到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她都在現場與革命者一起。在她面前,我像是緊張到只能憋著不發抖的小貓,連會議桌上的水都不敢喝。然在離開端傳媒辦公室的那個瞬間,我極其感謝,也深感一腳踏進,便離不開。

接著我每天看著一則又一則地中海上救援相關的新聞,同時不斷和各個相關組織爭取擠上船採訪的渺茫機會,然最後連一個確定的採訪都沒有,仍然決定出發了。2017 年初,我重回了地中海搜救現場,正當已幾乎被所有國際大型非營利組織拒絕後,終於,一位船長願意以個人身份接受我的採訪,並邀請我上船與他們生活。

沒有想過能和這一切靠得這麼近,何德何能?

遠方的搜救船隻停靠在無人的港口旁,我背著相機戰戰兢兢地靠近,感謝港口的浪很平靜,適合讓我用緩一點、軟一點的方式訴說。

地中海難民船上的船長室。圖/陳映妤 提供

我走上難民搜救船,進到船長室,地圖上拉出的是利比亞至義大利間的多個搜救點,衛星電話傳來的是難民船位置的緊急通報,上下甲板都堆疊著救起一個個生命的救生衣,上面仍寫著家人的姓名和電話。知道自己還未有足夠的專業真的與他們在海上與死神搏鬥,還不夠有那樣的肩膀真的在出航時扛起我眼下筆下的一切,所以選擇先以拜訪者角色,聆聽他們的靠岸。然僅僅只是靠岸,我已感受無比沈重。

我們在每日開會的交誼廳與他們一起用餐聊天,在提供男性難移民睡覺的甲板上小酌,聽他們說著出航的各種趣事;在夜深圓月與海浪輕拍岸邊的鏡頭下,看著他們如兄弟般的擁抱與鬥嘴。

縱然輕鬆歡樂,有說有笑,但當我理解即使他們之間可以純粹如家人般彼此信任,然只要把這艘船丟進世界的大體系裡,不論他們在船上如何拚搏和搶救,生命如何堅韌與脆弱,在汪洋裡也僅是一只作為北非人口販子的棋子,卡在歐非兩塊大陸之間兩難。他們知道,但仍然選擇這麼做。

「寧可被利用,還是讓難民死在海上?」他們的每個凝神都在我腦海裡被描廓的好深,襯著遠方的山頭,那是一股沉到深海底的悲傷。

這不是單純的悲傷,也不是單純相信天真的理想而有的失望,而是藏著更多的反思,明白還需要目睹多少這世界醜陋的模樣,才能在這些破爛傷疤下,練習相愛,練習療傷。

「你不覺得這份工作,很美嗎?」他們總是這樣和我說。這份美麗,承載著人們的苦難和希望,在暗黑的海上,以微小的力量去抗衡操控世界的巨獸,讓美麗仍能維持美麗。

自此之後,每當聞到海的鹹味,我就會想起他們這群人。

身為一位記者,投入過多感情在他們的工作上極不專業,但當下我只想作為一個很簡單的人,我不想控制自己不去用個人情感寫他們的故事。

「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從人物和專案採訪的文字工作者慢慢摸出了社會的輪廓,因為在乎人群,進而走入更多現場裡——不論是社會議題中的悲情主角或無名英雄,成了我身旁的一段段友誼,我忽然意識到那非寫不可的使命,也更渴望走進更多人的世界裡,即使陪伴彼此一小段路,都好。

這份工作是「極快樂與極痛苦的總和」。當掛上自由記者之名,可以瞬間讓陌生人願意在你面前,用一兩小時重新搬演他們的人生,與你分享他們一生中一段珍貴閃耀的精華,我說這是這個角色最奢侈的甜頭;然若是往社會議題走,報導人權、性別,揭發社會不正義,那你必會往底層去,鑽入百姓的生活,挑他們故事裡的血肉。那血肉裡大多滿是苦痛與屈辱,掙扎與反抗,即使黑暗中有微光,黑暗中也同時充滿憤怒;你要記錄下的可能是他曾目睹的煙硝戰火、屍橫遍野及與親人慘痛分離的場景;可能是他曾遭受最毒惡、非人道的對待,又或是在被權力之人掌控下,他們生活裡滿盡的無奈與哀號。而諷刺地是,我個人的利益和名譽,都將建立在這些故事上。

在甜頭與血肉中,纏纏繞繞,尤在聽過見過那些故事後,我仍須回到我的平安與幸運裡,就如那晚在馬爾他的停格畫面——是該掩耳,還是傾聽?這糾結的思緒扎在我的生活細節裡,練習在投入過於炙熱的心和暫且冷靜的情緒間稍作喘息。一路上遇見的這些人,也同時讓我把理所當然更珍視為一份最可貴的平安。身而為人,我期許自己不間斷地去理解,這世上還有多少人需要這樣的平安。

面對這一切的極快樂與極痛苦,我謹記的是:「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記者。」

一腳踏進,便陷入,離不開

回頭看這一段時光,我驚訝於我的初生之犢領我走到這,卻也在自己橫衝直撞後,明白有多少漏洞和不足。

這過程撕裂也疼痛,我既憧憬成為想像中的人,同時也極其抗拒走上這條路。好像許多鯁卡在最深的情緒裡尋不到出口,逼至腦中不斷浮現打退堂鼓的念頭。知道要走這條還有太多要學習。

也因此,本來已打算在台灣找工作的我,決心前往柬埔寨蹲點,深入探討當地的難移民政策、性別不平等和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係等議題。我一邊在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專注女性培力,也同時觀察與調查在裹著民主外衣的極權社會下,人民的處境和女性所遭受的待遇;並試著抽絲剝繭,政府、非政府和私營部門間的關係角力,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

柬埔寨是社會議題線記者的「奶與蜜之地」,這份著迷同時也藏著很深的罪惡,因為這裡充滿「沒人權」的故事,充滿「不公不義」的事件。柬埔寨在經濟高速起飛之下,仍有 80% 的人口生活在鄉間,2/3 的鄉村人口仍飽受季節性糧食短缺,5 人中有 1 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每 8 位 15-19 歲的婦女就有 1 位已有孩子,10 名孩童有 1 位活不過 5 歲。

極權政府的貪腐與失能是致關因素,赤柬(紅色高棉)後的創傷是這些現象裡的遺毒,而長期仰賴國際援助則是這裡至今的致命傷。1992 年聯合國為帶領柬埔寨邁向民主進程(其引發的正負影響也深值探討),派聯合國柬埔寨過渡當權機構 (UNTAC)進駐,使柬埔寨成聯合國首個以執政身份進入的國家。柬埔寨長期仰賴國際捐款,國內至少有 3000 個國際非營利組織,在教育、環境、人權、性別、健康醫療等領域盡政府該盡的義務。

若世界有清楚的善與惡,真實與虛假,快樂與悲傷,那很多事其實簡單得多。無奈地是這些「不公不義」在這大環境下,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的交互關係,已交纏成複雜的權力結構,政府的威權手段與維護國家平穩發展之間,非營利組織的影響與自身利益之間,性別平等與深耕傳統價值社會之間,都不是幾日內能假裝解構、交稿了事;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在柬埔寨以獨立撰稿人作自由副業,待上至少一年的時間。

獨立撰稿人,而非記者

選擇「撰稿人」而非記者,希望保有更多的彈性,也正是我想一路上繼續探尋,在記者與作者之間,在報導與故事中能找到怎樣的敘述空間。用文字鑿出當下更真實與人互動的模樣,以多樣的表達形式在陌生的國際議題裡找到更親近的方式,和讀者在悲傷與喜悅外,找到更寬廣的空間—— 一個充滿千萬種理解型態的地方。

但「撰稿人」的彈性與危險是一體兩面,敘述邊境的模糊,那條線的拿捏更需謹慎。而「獨立」或「自由」這看來美好令人嚮往的詞,都有其應付的代價。

「獨立」不代表凡事自己來,但確實是皆要自己開始找,每次合作都是新的磨合。「罵」要自己積極討,「建議」得自己主動要,「資料」要反覆檢證,沒有人能真的在我的文章前替我擋,在盲點之外替我戳穿,自己要是最嚴格的守門人。

「自由」和「自律」需綁在一塊談:如何在工作中調整作息,在環境、事件變動中仍能快速轉換,保有一定的產量和質量,維持收入的穩定,都是一大挑戰。單純用字眼拆解我現階段對這身份的理解,難以呈現身在其中的焦慮,但扮演這角色所需的細微權衡、洞察思辨,對我而言,是一輩子的課題。

獨立撰稿人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如果你也想要一路同行,也許得先問問自己:「你是誰?你要去哪裡?」而期望一次又一次的報導,如何能帶你走到那裡?

「獨立」與「自由」,是這個身份被社會披上過於華麗的外衣,那僅是這個領域的其一選擇。若你渴望進入編輯室,在時間的高壓與團隊紮實的訓練下提煉出高敏銳的嗅覺和批判力,那便是找對與你理想相符的媒體;若你渴望進入底層,用雙手建出一個可見的改變,改善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也許這條路會使你相當煎熬難受,或許進入國際發展領域,走國際非營利組織會較適合你;若你期許自己深入事件現場,但仍偏向有固定的薪資,不致每週每月擔心下一餐在哪裡,仍有一些媒體有駐派記者的職缺,或定期支持記者至國外採訪的專案;若你想專注於書寫和分享,那這身份可能會限制了你。

我想說的是,你還有很多選擇,而非單純不想進媒體體制內,想寫自己在乎的議題,就非得成為這個角色不可,或非得「只做一個角色」不可。

我認為走這行可能要先承認的是:「看到最多的是深度報導如何快速地被埋入新聞岩層,然後仍得無奈地一次又一次離開現場。」當然一份成功的調查報導或深度報導(好的不等於成功)可以揭發深埋的醜陋真相,改變一群人的命運、影響一個生態體系,這是許多同業者的共同目標,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運和能力。但一個團隊、一個世代或許可以。

如果現實的金錢條件你承擔得起,光環的誘因不致使你前仆後繼;如果以上這些掙扎都未使你退卻,仍願做這時代洪流下微亮的紀錄者和傳聲者,那歡迎你來。這條路並不好走,需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慶幸地是台灣在這條路上,已有許多可敬的戰友和夥伴;也因此,獨立撰稿人,不需要、也不該獨立作戰,唯有連結互補,才能讓閃爍的眾星共同照亮更多幽深黑暗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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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陳映妤,讀清大經濟,在西班牙讀設計,卻始終著迷於文字的溫度。摸不透的非典型新聞人,時以太熱切細膩的情感訴說,卻是因為更在乎每次能好好的聆聽與陪伴,所以更準確來說,是個帶故事回來的人。她一次次隻身闖進事件現場,強烈感受到非寫不可的使命,因此渴望每次的拜訪,都能更貼近地面呼吸。致力以書寫走進世界角落,以文字的力量把故事說好。聯絡作者:請私訊個人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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