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我……是 Hana，我來自臺灣。」
迎新會上，未來的老師和同學們朝我禮貌地微笑。眼前這些年輕人都才剛從碩士班畢業，他們神采飛揚、意氣風發，一開口便是流利到不行的英語，而那些語彙，是我學了大半輩子英文，都沒想過原來可以這麼運用的。
我結巴著擠出簡短的自我介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也很自在。跟我以往做組織工作時的經驗不同，大家對我這個外國人顯然沒什麼特別的興趣，很快便把注目焦點轉移到下一位同學。
那是 2016 年的夏天，我剛滿 30 歲，申請上印度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JNU）婦女研究所（Centre for Women’s Studies）博士班。在這之前，我已經在印度生活了 3 年多。
進入社運組織，看見農村裡的印度
我最初來到印度，是因為受臺灣一個基金會的計畫贊助，以「國際志願者」的身份前往當地草根社運組織服務；計畫期滿後，我繼續留了下來，幸運地加入組織新爭取到的一項聯合國計畫，到農村裡推廣兒童教育。
這些年來，我跟著當地夥伴們一起住在位於印度中部小城博帕爾（Bhopal）的組織辦公室裡，經常往農村裡跑。我的組織夥伴們大多出身農村中低階層家庭，說英語時常不通，我便硬著頭皮試著學起北印語（Hindi）與大家溝通。
作為長相、口音都跟大家不一樣的「外國人」，我和當地夥伴在一起時總不免要引起關注，除了在各式活動場合經常獲得特別隆重的介紹之外，在農村裡更不時會引來民眾好奇側目，還曾經被整村的孩子們包圍著要簽名。
我決定在印度讀博士班，不為別的，就是為了繼續留下來在這裡耕耘。當時，我在印度農村裡累積的實務經驗愈多，就愈發現自己對腳下這片土地有多麼不認識。我於是想：很多知識終究是得回到書本上去學習的，對吧？好，那就再去讀書吧！我在臺灣讀碩士時做的就是性別研究，所以沒有太多猶豫，很快便決定申請婦女研究所。
考取尼赫魯大學，見證菁英階級的印度
離開農村，坐進教室，我才驚覺這個「印度」非但不是我所熟悉的「那個印度」，還是我過去一向最排拒的「中上階級都會菁英的印度」。
我們班上 10 多位同學，大多從小接受英語教育、就讀名校、來自高種姓家庭，即使有 3 位出身俗稱「達利特」（Dalit）低種姓階層的同學，家境也都十分優渥；僅有的一位生理男性同學，則是公開出櫃、自信高調的跨性別者（要知道，印度一直要到 2018 年才將同性性行為除罪化，在不友善的大環境下，印度的同志想和這位同學一樣表達自我，沒有一點社會經濟上的優勢幾乎是做不到的）。
以往跟組織夥伴一起工作時，我常常是唯一一個有電腦、相機這類「奢侈裝備」的人，而今，這些年輕同學們使用的手機、電腦和相機都比我用的高檔了好幾倍。多年後回顧迎新會當天的照片，我更哭笑不得地發現，同學們那天幾乎都是西化的洋裝、牛仔褲打扮，而我自以為融入地穿了一身印度服裝，反倒成了全場最突兀的那一個。
後來我慢慢理解到，在貧富差距極大的印度社會，平民人家出身的孩子一旦有機會讀大學，大多傾向選擇未來就業出路廣的理工科或商科；選讀人文社會科學者，多偏好社會學、歷史學或政治學；至於會對「性別研究」這種晚近新興的學門感興趣的學生，則幾乎都是中產階級以上、生活條件好又自覺思想「進步」的菁英。
在印度讀性別研究，是怎樣的經驗？
剛開學時，我和同學們都頗懷抱著知識份子「救世救民」、「解放受壓迫婦女」的使命感，但隨著學期開展，我們很快便意識到自己的傲慢。
事實上，尼赫魯大學婦女研究所的課程不教「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基進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等各個流派有何論述，而是帶著我們取徑後殖民觀點，透過不同主題去探索、批判知識生產過程中的動態權力關係，也會討論女性主體如何在不同形式的文化腳本中被建構與再現。
當我們急切地想為某個「落後」、「野蠻」的性別人權問題找解方時，教授們拉著我們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去爬梳問題，也提醒我們務必進到不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去理解不同女性所處的位置，以及性別與種姓、階級、宗教、族群之間錯綜複雜的交織。
與此同時，後殖民研究的訓練，讓我們學著直面自己所處的優越位置，也讓我們學著坦然接受自己在不同研究關係中可能存在的弱點。因此，我們不再自以為是地想著要「拯救」誰，而是開始練習隨時對流動的權力關係保持敏感度。
許多人得知我在印度讀婦女研究時會有些驚訝：「要讀婦女／性別研究，怎麼會跑去印度呢？」其中有些人則會在思索了幾秒之後，接著說道：「也對啦，印度應該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性別議題啦。」
的確，印度長久以來──尤其是在 2012 年巴士性侵案之後──總是被與「婦女地位低落」的印象連結，在性別平權的表現上特別「落後」。回想當年，我剛來到印度不久就碰上德里發生巴士性侵案，那時的我也曾大言不慚地撰文「鼓勵」印度借鏡臺灣的婦運經驗。
直到後來重回學校讀書，才曉得印度本土婦女運動發展的歷史，事實上遠比臺灣要長得多，最早甚至可以回溯到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反童婚立法倡議運動。當時印度的婦女團體合力催生出 1929 年的《童婚限制法》（Child Marriage Restraint Act），成為印度有史以來第一部凌駕於宗教個人法（Personal Laws）之上的婚姻相關法案，即使放到現今的時空脈絡來看，這部法案都是很「進步」的成就。
一段「打掉重練」的旅程
脫離英國獨立後，全印各地的婦女團體自 1970 年代起又再次展現驚人的串連力道，接下來數十年間，印度本土婦運的腳步未曾停歇，先後促使政府通過好多重要的性別相關立法與修法，包括 1983 與 2013 年的《刑法》性侵相關法條修正案、1997 年的《職場性騷擾防治準則》、2005 年的《家暴法》、2019 年的《穆斯林婦女婚姻權益保護法》等等。
更重要的是，在印度，後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為我開啟了全新的世界觀。過去在臺灣讀女性主義時，我接觸的幾乎都是所謂的西方「主流」論述；來到印度後，那些我所熟悉的「主流」論述成了不斷被拆解與挑戰的對象。
在尼赫魯大學，我學習跳出西方人權觀點設下的「落後 vs. 進步」、「野蠻 vs. 文明」、「傳統 vs. 現代」等二元框架，開始關注女性多元複雜的生命經驗，擁抱二元對立之外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對我來說，在印度讀婦女／性別研究，就是一個「打掉重練」的歷程，震撼又過癮。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