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上海封城實錄（一）距離飢餓最遙遠的一群人，正參與「只剩飢餓」的遊戲
在這個時刻重新思考社區的意義，思考我們與社區的關係，變成了一種當務之急，甚至變成了一種關乎挨餓與否、關乎生死存亡的迫切要求。
──〈在團購中理解權力與人〉
（「隨機波動」微信公眾號 089 篇）
4 月的某一天清晨，我被窗外喧鬧的鳥叫聲吵醒──我家位在高層公寓大廈的 16 樓，格局是「複式」（台灣稱為「樓中樓」），玻璃是雙層氣密窗。窗外，是上海浦東「內環」的街道。
在 2022 年 4 月之前，我甚至沒有想過這座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市區，有一天，街上的鳥兒會比人類還多。然而這已是幾週以來，上海人必須習慣的日常。上海，成了一座只剩下「必需品」的城市。
誰來決定什麼是「必需品」？
在 3 月 28 日起的封城第一週，隨著物流停止、所有店舖封閉，上海人逐漸意識到：必須開始為了取得生活物資，想出方法並制定購買的優先順序。大部分的社區「居委」和街鎮的辦事處都開始宣導，所有的物資取得應要「以必需品為優先」──於是問題馬上來了：什麼是必需品？又是誰來決定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可能會想到那個趣味性的「腦筋急轉彎」：如果有一天被困在荒島，只能帶一件東西，你會帶什麼？但如果這個問題成真，甚至答案可能生死攸關，恐怕沒人笑得出來吧。事實上，直到筆者成功自封城脫逃、回到台灣的 5 月初，這個問題仍然縈繞上海人心頭，隨著這座超大城市治理的複雜性，持續發展。
我所在的小區，在開始封控的第三天就發放了一次人們後來稱為「物資大禮包」的食物袋，裡面食物的份量，則是根據小區「理論上」需要封控的時間而定（因為前天測出有確診案例，需要封控 14 天）。禮包內裝有 8 個蛋、8 顆蘋果和橘子、一些青菜、幾顆番茄。
雖然物流被停，店舖、工廠也關閉，由於還有超過 2 千 5 百萬左右的人口需要餵養，實際上城市裡還是存在著極有限度的物流，以及所謂的「保供企業／生產者」，小區所發放的食物，就是透過這些僅剩的物資流動渠道提供。
後來我得知，其實這些「物資大禮包」的發放者，不一定是政府單位，很多也是像我們這樣住商混合小區的「物業管理公司」，甚至個人所屬的企業、學校等單位。也因此，「什麼是必需品」的定義，一開始就是由這些人決定的──這樣看來，麵包、餅乾的優先順序，比不過青菜、肉類和大米；而日用品（如衛生紙、衛生棉、清潔用品）的必要性，又得讓位給生鮮食品。
我則是由於小區大禮包中肉類的缺乏，很快就開始踏入了「小區團購」的美麗新世界。
疫情之中，上海的「小區團購」文化
理論上，團購商品的供應商也必須是政府認可的「保供企業／生產者」，所以團購物資的多樣性，也完全是由「權力者」決定的。但這裡所說的「權力者」倒不一定是供應商，因為在封控下，除了物資的生產需要許可，物資的運送更是一大問題。
上海原本發展完善的城市物流網和商業城市文化，此時再度回到類似改革開放前的「半封閉」狀態：透過「保供企業—許可物流—團購組織者」的「三位一體」結構，上海封控居民發現自己大部分的時刻，都必須仰賴這個基本上就是「黑市」的團購組織，決定能否自可能的挨餓狀態中逃脫。
也就是說，握有發放許可證權力的政府，事實上取得了決定全市人民命運的生殺大權。不過這倒不是指市政府具有了絕對的權力，因為這套團購組織的實際運作，還是必須依賴老上海原本的城市治理與社會文化。
我所居住的住商混合小區雖然是興建不到 6 年的新社區，但其所在的「洋涇街道」卻絕不是一個新社區。這裡雖不是外館、舊租界林立的浦西歷史街區，但小區背靠的黃浦江支流「洋涇」，就是上海開埠後俗稱「洋涇浜英語」的源頭，也是早期浦東地區重要的國際貿易轉運站和買辦據點。
此地直到今日，外國居民的人口比例仍十分可觀，光是在我的小區，每千人左右的住民中就有近百人的外國居民。可能也是因為這區人口組成的特殊性，在比較之中我發現，我的小區所提供的團購品選擇，幾乎是他區少見。
在 4 月初團購困難的封城初期，我的小區就有「團長」組織了多次麵包團購，而麵包在當時已屬於較稀缺物資。隨著時間推移，小區裡經營進口商品貿易的鄰居，也開始大量組織各種進口商品的團購，例如，在其他小區將可口可樂視為「封控時期硬通貨」的時候，我們小區已經實現「可樂自由」。
雖然許多日用品的取得仍然困難，但很快地，我們小區的鄰居們就實現了「烤鴨自由」、「甜品自由」甚至「啤酒自由」，連菸民們都幾乎實現「香菸自由」。沒有人再問什麼是必需品──只要有人發起、有人下單，就是必需品。這種以資本主義邏輯為原則的「團購」，在封城的上海，其實是異數。
據我散居上海各處的朋友和同事們所分享的消息，封城期間，對大部分的社區居民來說，購買、取得物資的管道和方式，也多被認為是「防疫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論是團購的團長、團購物資的內容，甚至物資的發放與分配方式，都必須符合「防疫優先」的原則。而定義這些原則的話語權，則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在原本社區結構中，並不是處於所謂「社會中堅」的人群。
這個現象最具體的印證點，就是上海各小區的「居委會」在這次封城中扮演的角色。
封控之下，「居委會」的權力與任務
與台灣社區的「管委會」有一點類似，「居委會」是一種居民社區選舉產生的自治組織，但不同於台灣，「居委會」報告的對象是政府單位。也就是說，「居委會」雖然名義上是一種地方自治組織，但其實居委們主要的工作任務在於代表政府管理社區，而非代表人民處理社區事務，雖然他們確實也（偶爾）會提供一些社區服務，然而服務的效率與內容完全要看居委們的「人品」而定，畢竟社區中針對居委的監督，完全是上對下、而非居民對居委。
也正是因此，在小區的封控管理模式中，唯一可以「代表居民」建立與上級管理單位溝通管道的居委，順理成章地獲得了幾乎至高無上的權力，使他們得以「管理居民」，雖然這個權力也必須建築在「對上級負責」的前提之下。這種單向的管理與負責機制，也從而形塑了許許多多上海封控小區的「團購文化」。
在封城期間，各小區居委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任務，就是確保小區的「羊」（核酸檢測陽性的確診者）數量可以不再增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居委們可以自行決定開展任何他們想到的手段，而「確保團購的安全」也是達到「勝利」的重要作戰策略之一。
在許多同事和朋友們居住的小區，居民當中的「黨員」或是堅定的「愛國者」（時常是大媽、大叔為主）於是也成為幫助居委們「作戰方略」的重要人力。
原本可能是地方自治組織深化開展的契機，也因此在大部分的社區卻是造成社群撕裂的原因──對於管理者而言，以家長式的權威來推動「不容置疑」的防疫手段，無疑是首要目標；而在居民當中，確實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人群（尤其是年紀較長、與黨員和愛國者屬於同一交友或年齡層者）將服從這樣的權威視為理所當然，並且把服從的精神強加於所有鄰居。
在這樣的管理組織體系之下，即使有些人群甚至無法取得定義中的「生活必需品」，反抗也不會發生。配合疫情下「非常時期」的權力論述話語，「服從」對大多數人來說代表的是絕對正確的價值，即使這可能代表「自身難保」的個體犧牲。
在封城時的上海，除了防疫，沒有任何人事物是絕對必須的。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