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 9 月都是新學期的到來，申請到海外學程的學子們也紛紛踏上旅程。在那之前，我陸續收到未來學弟妹的訊息，詢問出國前的相關準備──尤其是我曾就讀的「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因為在兩年之中會到 3 或 4 個國家，因此學生們對於如何在海外申請下一國的簽證程序也就更為關心了。
一堂課的當頭棒喝
在分享過往經驗之時，記憶又回到我在格拉斯哥大學的第一堂「全球經濟課」（The Globalized Economy），教授一開頭就問大家：「你們認為我們處在一個比過去更全球化的時代嗎？為什麼？」
當時的我，毫不猶豫地點著頭。看看自己，再看看四周──從台灣飛到蘇格蘭，和來自 40 多名世界各地的同學一起學習；早晨剛吃了一顆西班牙進口的酪梨；身穿日本設計、中國製造的襯衫；到校途中聽了談論巴西新聞的 podcast。這些都讓我更加肯定，我們處在一個更全球化的時代。
不只是我，同學們也紛紛舉出不同維度的例子，有些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體驗，其他則探討了人員往來、商品貿易、資本流動和資訊傳遞。多數人都認為相較於過往，現在的確更為全球化了。
就在所有答案都一面倒之時，教授提出了另一個觀點供我們思考：以人員流動來說，近代科技和交通運輸的革新與發展，雖然使得通往世界各地更為便捷，但是反觀 19 世紀到一戰之前，當護照和簽證檢查的格式與國際標準還未建立時，出國或旅行的限制反而更低、而且相對自由。另外，大家不斷提到的全球貿易也早在過往的大航海時代中就極為突出了。這麼說起來，我們所處的時代，真的有比過去更「全球化」嗎？
從辦簽證體會「全球化」
教授有趣的反例在我腦海中埋下了一個種子，但一直是到將近學期尾聲，我們開始申請簽證的時候，它才又再次浮出水面。
這就要從我所就讀的歐盟碩士學程「全球市場與在地創意」（Global Markets & Local Creativities）說起。學程是由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巴賽隆納大學（Universidad de Barcelona）、鹿特丹大學（Erasmus Universiteit Rotterdam）與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共同舉辦和授課。
前兩個學期，所有學生一起在格拉斯哥和巴賽隆納上課，接著再依照選讀的路徑，分別前往鹿特丹或哥廷根。這意味著，兩年之中我們至少會前往 3 個國家。因此，在格拉斯哥的學期末，非歐盟國家的同學們必須陸續前往距離格拉斯哥一小時車程，位於愛丁堡（Edinburgh）的西班牙大使館申請簽證。
原本大家都以為只要備妥網頁上的規定資料就能順利完成任務，沒想到過程竟然面臨了種種考驗，班上的 Whatsapp 群組裡很快就佈滿了第一批申請同學回報的消息。除了要求的資料會因國籍不同而有差異，還有文件翻譯、財務證明與銀行辦理的新規定，最困難的莫過於遇上承辦人員不會英文、而我們西語很破的窘境，溝通也成為了辦簽證的另一項阻礙。
輪到我辦理的時候，雖然依照建議重新做好翻譯認證，還是被不耐煩的承辦員要求另外補件，還好再次提交之後，我順利地在兩週內拿到了簽證。學程好友 J 就沒那麼幸運了，收到簽證的時候已經接近寒假，最崩潰的是簽證上的名字居然還是錯的，雖說這不是她的疏失，卻還是被要求重新辦理。已經買好機票的 J，只好在出境前一天再次趕往愛丁堡的大使館，而護照和簽證最後還是在輪番寄送之下才又回到她手裡。當時，參與其中的我們都很擔心過程中護照會丟失，申請簽證的惡夢又要重演。
當「護照」成為必須
整個申請簽證的種種瑣碎、繁雜和考驗，讓我再次想起第一堂「全球經濟課」中，教授提到護照還並非「必須」的時代。尤其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由於西歐國家對外貿易的開放，對人口流動的管制因此相對寬鬆，被認為是「現代最接近開放世界的時期」。
1914 年，一個研究護照史的德國學生是這麼紀錄的，「最近外國人的地位與以往不同⋯⋯大多數國家廢除或者不執行護照法。他們（外國人）不再被以懷疑的態度看待，而是代表著貿易和交流可能帶來的巨大價值。因此，要盡可能消除那些最大利益的障礙。」
然而，這並不是指 19 世纪以前的統治者就沒有對領土和人口進行管控，自中古世紀以來，其實存在著跟今天的護照和簽證類似的文件，不同之處只是在於他們是針對特定範圍和群體的管制。
美國社會學家約翰．托爾培（John Torpey）在其著作《護照的發明：監控、公民與國家》（註一）中便指出，是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移民控制與護照識別標準才跟著被建立，而護照的「發明」可以說是對於國族身份的建構，並進而界定了公民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在國際間的相互認同。尤其是在一戰之後，國際情勢的轉變迫使各國加強出入境的管控，護照上還開始要求附上照片和描述。據說，起因是因為一個德國間諜利用了偽造的護照進入英國。
到了 1920 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在巴黎召開了與護照、海關手續和通行證相關的會議（Paris Conference on Passports & Customs Formalities and Through Tickets），建立了一系列國際規格與檢查的標準，自此之後，人員的流動與國家的關係又更加緊密了。通過管理人們的行動，國家可以有效地針對國安、資產、人才外流，以及人口結構進行控管，而你我所熟知的護照和簽證，也開始成為了出國旅行的必需品。
從單一物件看到龐大議題
護照的發明、擁有和使用，某種程度也呈現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比如荷蘭因為在申根區，不須另辦簽證便可以自由進出其他歐洲國家；美國的護照享有多國免簽證；而巴基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護照則是特別弱勢。
同樣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對等也或多或少顯現在這之上，有些無國籍者和難民可能一生都無法獲得護照，通行權利受到剝奪；有些商人卻能透過投資或技術移民擁有多重國籍，在世界暢行無阻。一本護照不僅直接影響著我們出入境的自由，背後還涵蓋了如此廣泛的議題。
回到課堂上教授那個問題：「我們處在一個比過去更為全球化的時代嗎？」我想答案需要進行更多時空維度的資料與數據比較，如 Held 等學者所提出的「全球網絡的廣度、全球網絡的強度、流動的速度，以及全球互聯的影響」（註二）。
另外，世界的開放程度也會隨著許多重大的國際事件──如最近的新冠疫情而受到影響。但是透過辦簽證的這個小故事，或許能引領我們再次思考，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稱之為「全球化」的世界。
註一：筆者依照英文版標題進行翻譯。John Torpey, 2000,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註二：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and Perraton, J. 2003.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67-7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