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瑪麗.柯爾文同意和年輕的紀錄片製片安東尼.葛芬合作,為 BBC 和美國聯播網 HBO 製作以阿拉法特為主題的電影──《多面阿拉法特》(The Faces of Arafat)。安東尼知道瑪麗是取得聯繫的關鍵,於是他忍受著她不牢靠的行徑:她似乎從來沒有理解,攝影師、聲音燈光技師和製片需要她在她承諾會出現的時間出現。
為訪阿拉法特,中國飛一遭遇上占領天安門
他們在倫敦等待主要的訪問。結果傳來消息,要求他們飛回突尼斯,於是安東尼在早上搭計程車去找瑪麗。她結束一夜的派對玩樂,頂著有些蓬亂的頭髮,走過街角時,計程車正好在她身邊停下。他們和一名攝影師匆忙趕去希斯洛機場,錯過了一班飛機,但在隔天抵達突尼斯。有人祕密告知他們,主席正準備「要去一個沒有可口可樂的國家」。
多得到幾個提示、刪去一些可能選項之後,他們發現他將前往中國。要和他同行所費不貲,但安東尼判斷,這是確保能訪問到他的唯一方法。巴薩姆為他們處理文件,將他們列為巴勒斯坦先遣團隊的成員,而他們就這麼上路了。接下來的幾天是個絕佳的案例,說明在例行的金屬偵測器、電腦化的護照檢驗,和嚴格的跑道安全檢查普及的年代以前,記者是如何發揮影響力。
1989 年 6 月 1 日的凌晨時分,他們從機場搭車進入北京。瑪麗發現街頭的氣氛比她預期的更加緊張。學生已經占領天安門廣場長達幾個月,但一直以來,抗議活動都十分和平,政府也沒有採取行動對付他們。此時,警察和士兵卻在幾乎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徘徊。巴薩姆正在用雙向無線電通話,用阿拉伯語和巴勒斯坦大使交談,他的語調比以往都更加激動。
巴勒斯坦大使館準備了豐盛的一餐,眾人配著葡萄酒、啤酒和烈酒飽餐一頓。接著卻傳來壞消息:因為北京情勢不穩,中國外交部要求阿拉法特延後訪中行程。如果瑪麗和安東尼想要訪問主席,他們就得飛回突尼斯,陪同他去卡薩布蘭加參加阿拉伯高峰會。

隔著巴勒斯坦外交用車的車窗,攝影師拍攝著抗議人士朝公安勢力丟擲石頭。顯然中國當局不會再容忍示威學生太久。武裝警衛在檢查哨攔下他們的車,他們摒住呼吸,等待有人詢問他們,為何使用巴勒斯坦文件旅行,而非他們自己的護照。世界上最重大的新聞正在他們周遭發生,但瑪麗和安東尼身負另一項任務。因為筋疲力竭而精神混亂的他們趕往機場──卻發現武裝警衛已經包圍機場,所有人都不得進入,唯有外交人員除外。
當下只有一個解方:瑪麗、安東尼、工作人員和隨扈爬過一道圍籬下方,偷偷溜進航廈,再用現金購買機票。在登機門前,他們看見一組 BBC 的野生動物製片團隊,先前在拍攝熊貓,如今遭到驅逐出境。安東尼馬上將他的團隊拍攝到的底片交給他們,讓 BBC 新聞能夠播送那些畫面。接著,他、瑪麗和他們的團隊再次起飛,在北京上空翱翔。短短 48 小時後,坦克便駛入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的抗議行動。
他們搭機往返中國一趟,證明了他們意圖認真──於是阿拉法特答應他們的訪談,拒絕其他人的邀約。他脫下他的軍服,穿上運動服,甚至讓他們拍攝他拿掉阿拉伯頭巾頭巾的樣子──露出光禿禿的頭──坐定披上他粉紅色的慰藉羊毛毯,在機上小睡。他醒來後,在他的鬍渣上拍打古龍水,為義務性的雙頰親吻做好準備,他總是和其他阿拉伯領袖這麼打招呼。
卡薩布蘭加的聚會匯集了一群妖魔鬼怪: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利比亞的穆安瑪爾.格達費。阿拉法特問瑪麗和安東尼是否相當滿意──他明白他們和他的關係,讓他們能夠接近通常迴避西方記者的領袖。最後,他們的影片並沒有揭露阿拉法特的許多私密生活──瑪麗有時會納悶他是否真有私人生活──但他們比其他西方記者更貼近
為了最後一次訪問,他們先被蒙住雙眼,才被載到另一個突尼斯的安全藏身處。瑪麗忐忑不安,因為她知道阿拉法特不會喜歡她的訪綱,但她仍必須問:雖然他讓自己遠離更極端的巴勒斯坦派系,但對於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攻擊以色列運動員等恐怖主義活動,他所抱持的立場為何?

「你對那些活動是否知情?」她問。阿拉法特動怒了。
「這是在審問我嗎?」他厲聲說道,「那麼我說的話已經很清楚了。在妳面前的是巴解組織主席、巴勒斯坦國的總統。妳想偵查最好小心點。」安東尼戳了瑪麗的背,要她繼續追問。他用眼角餘光可以看見一名年輕的警衛扳起來福槍的扳機。
「你是否曾下令停止這些行動?」她逼問。
「我說過的話已經一清二楚。」阿拉法特說,他的怒氣正在上升,「好了,好了,問得夠多了。」這句話就此終結這場訪談。
他經過幾個月才原諒她,但這次的遭遇並沒有打壞他們的關係。他甚至還送給她一條雙層的淺粉珍珠飾鍊,用一枚扣環繫緊。她的「阿拉法特珍珠」是她最愛的首飾之一,時常佩戴。
她用一支筆,呈現有血有肉的中東強人
瑪麗是正在崛起的媒體明星。儘管支持以色列的政客和讀者不喜歡她將阿拉法特人性化,但她的編輯非常喜歡她採訪手法的獨創性。「她會視領袖為凡人,擁有情緒和怪癖的凡夫俗子。」鮑伯.泰爾說,「那是她採訪報導的優點。她會挖掘他們,告訴讀者,他們不是面貌拼拼湊湊的嫌疑怪物,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儘管她經過新聞通訊社的訓練,她的文字起初有些凌亂,有時幾乎難以理解。「瑪麗總是忍不住要記下另一段引述,於是她寫筆記時就會非常匆忙,完全沒有條理可言。」鮑伯回憶。新聞編輯室常開玩笑說:「瑪麗的稿傳來了──誰快打電話給布萊切利莊園(註一)啊!」
不過,瑪麗的獨家新聞為她在報社贏得盛讚,包括搶先確證阿拉法特準備要承認以色列國,以及美國人同意與巴解組織對談。她的編輯發現,她擁有一種非凡的能力,能夠說服人和她對話。他們從未視她為文風獨具的作家──她出色的是報導本身。她獲提名入圍一項英國媒體大獎,而她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以及與安東尼.葛芬合作的電視紀錄片都為她帶來國際性的曝光。
海珊引發國際危機,她直奔伊拉克
1990 年 8 月,薩達姆.海珊引發一場國際危機,將會讓她全神貫注在報導上超過一年。經過長達 10 年與伊朗的戰爭,伊拉克積欠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南邊鄰居──海灣小國科威特──數十億美元。這兩國政府都不會將債務一筆勾銷。

此外,科威特正在壓低石油油價,手段不只有過度生產──根據海珊所述──還有在國界傾斜鑽油,偷取伊拉克的石油。隨著伊拉克人越來越窮困,騷動正在醞釀,而海珊殘忍地對付任何阻礙他的人。他下令處決法札德.巴佐夫特,那是一位《觀察家報》的伊朗記者,因為遭受捏造的間諜指控而被捕。
接著,他威脅對以色列發射化學武器,並派軍前往科威特,那裡在歷史上曾是伊拉克的領地。儘管如此,沒有人真的認為他會再擴大行動,尤其是駐巴格達的美國大使艾波.格拉斯佩。她和這位伊拉克領袖開了一場沒有結果的會議,並未在會上解釋,他的軍隊若入侵鄰國將會造成何種後果,之後便返鄉過暑假。
她不是唯一誤判情勢的人。派翠克原先已經搭機前往科威特,但他和其他記者聽從一位英國外交官的建議離境,那位外交官將當時的情勢比擬為「地平線上很快就會散去的夏季雲朵」。當派翠克的班機在 1990 年 8 月 2 日降落巴黎,伊拉克的坦克正隆隆作響,跨越邊界。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瑪麗人在利比亞,於是她立刻搭機前往安曼,去申請巴格達的簽證。申請通常需要一些時間──每次造訪大使館總是要在警衛亭漫長等待,那裡會有位小公務員收取記者的護照。因為某種不明原因,伊拉克人說「你好」的意思是「再見」,導致情況更加令人困惑。「一兩個星期後再回來。」那名公務員會這麼說,「你好。」不過,瑪麗和伊拉克的外交部副部長尼札爾.哈姆敦關係很好。瑪麗維持一貫的做法,花上許多夜晚陪他喝酒聊天,而努力有了回報。她通常可以在其他人還在警衛亭,試圖搞清楚他們該來還該去時,就拿到簽證。

正是因為尼札爾,瑪麗開始認識巴格達,那裡成為她在中東最喜愛的城市。1970 年代的水泥建築不甚美觀地混雜聚集,交通壅塞、夏季酷熱,還經常發生沙塵暴,會讓人的頭髮沾滿砂礫,牙齒覆上一層細沙,巴格達的魅力對多數外國人而言並不明顯。
然而,尼札爾介紹她去一間波希米亞風的餐廳「格里布」(Al Gharib)──意思是「異鄉人」──藝術家、音樂家和知識分子都在那裡雲集。這是在海珊禁酒之前的光景,裝著露飛諾捷安提(Ruffino Chianti)空酒瓶的柳條籃高掛在酒吧上方。這間餐廳比較像私人住宅,而非公共空間,由互相連通的包廂組成,客人以傳統「戚友會」(diwaniyah,註二)的方式,圍坐在錦緞的地墊上,一邊談天,一邊抽香菸或水菸和喝酒。
詩人會慷慨激昂地朗誦關於愛情的詩句(要翻譯並不容易:「她的身體宛如一條蛇,她的身體宛如一棵棕櫚樹⋯⋯」),總是有人演奏鋼琴、小提琴或傳統的阿拉伯魯特琴──烏德琴。(「我們所有的詩歌都是憂傷的。」尼札爾的一個朋友告訴她,「伊拉克人擁有憂傷傷感的漫長歷史。」)瑪麗通常是在場的唯一一位女性。

黃昏的天色轉黑成夜晚,再步入凌晨。所有人都醉茫茫的,當話題無可避免轉向政治,他們全打開了話匣子。尼札爾雖然替政府工作,但常客知道他和瑪麗這樣備受信任的朋友絕對不會背叛他們,轉述他們的對話。那時她已經學會基礎的阿拉伯語,但許多中產階級的伊拉克人都會說英語。外國記者往往被迫待在拉希德飯店,並有隨扈人員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但格里布餐廳向瑪麗揭露了海珊統治下的伊拉克,外國記者鮮少見過的一面。
註一:布萊切利莊園是英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專門破解敵軍密碼的情報基地。
註二:指中東地區男性的親戚朋友在家中接待廳的聚會,通常會席地而坐,聊天或用餐,目前在科威特最為盛行。

《關於作者》
琳賽.希爾遜(Lindsey Hilsum)
琳賽.希爾遜是英國第四台新聞的國際編輯。她曾報導過去 25 年來眾多重大衝突和國際事件,包括在敘利亞、烏克蘭、伊拉克和科索沃的戰爭,還有阿拉伯之春和盧安達的大屠殺。她的作品散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衛報》和《格蘭塔》(Granta)。她的第一本著作《沙塵暴:革命時代的利比亞》(Sandstorm:Libya in the Time of Revolution)曾進入 2012 年衛報首作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的決選名單。
註:本文摘自琳賽.希爾遜的《深入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由衛城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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