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是我來日本正式滿一年的日子，當時的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方面猶豫是否要繼續留在日本探索令人擔心的將來，另一方面看著自己的銀行存款悲從中來。當所有的未知錯綜複雜，令人難以抉擇的同時，從海外得到值得慶祝的消息：東京申奧團 PK 伊斯坦堡成功，日本獲得 2020 年世界奧運主辦權！
消息一出，馬上撼動了整個日本，所有日本國民以及身處東京的我，都同時間感受到這份榮耀。整個國家彷彿重新獲得了養分，在過去經濟低迷的社會氛圍之中，開始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從企業到全體國民，繼 1964 年第一次東京奧運之後，再次開始活絡了起來。
事實上，對於日本庶民來說，對奧運的期待，源於對改變的期待。許多人莫不希望一個強大的外力介入，重組這僵化已久的日本社會。畢竟與其花時間說服那些握有社會決定權、食古不化的官僚體系來思考改革策略，不如藉由外力破壞來強迫改造，並引入新型思維與技術，因此全國上下都引頸期盼奧運帶來的後續效應。而對我個人來說，身在奧運主辦國，成了我留下來的拉力——我在腦中慢慢開始拼湊、想像奧運那年的生活型態，心中似乎多了一些可以繼續支持自己努力的理由。
我開始逐漸在日本站穩腳步。在東京的生活一樣忙碌，電車一樣擁擠，這個都市的節奏仍然快速，但是每個人都發現，整個都市以一種持續成長的速度進行微型改變，街道上開始慢慢出現「2020 TOKYO」的旗幟與形象廣告，讓日本全體人民意識到他們即將被世界看見。屆時會有更多外國人觀光客湧入，是個活絡經濟的最佳時機，不少日本人開始投入 Airbnb／Inbound 等事業，期待著 2020 展現光彩的時刻。
疫情曝露出數位化不足
而就在日本全國醞釀已久，並投入巨大資源的東京奧運開幕之際，不巧遇上了新冠疫情快速蔓延。由於奧運背後牽涉到企業巨大利益、廣告合作，以及日本最期待的百萬國際觀光客可推動的國內經濟效益，以我這幾年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經驗，「辦或不辦」，將會極度挑戰日本人抉擇的能力。
事實上，政府對於對應大量旅客同時湧入以東京為中心的首都圈，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早在 2019 年初，我就曾經代表公司參加過「宣導國內企業在奧運期間進行時差出勤（避開一般通勤時間）或遠端工作」的說明會，拿了一大疊資料回去，還要整理說明一次給其他同事聽。結束之後，資料就被我塞進櫃子裡了。
沒想到疫情來得太快，原本是 7 月底奧運期間的因應措施，被迫在 3 月起，陸續在國內提前演練操兵。這是一個實戰練習的好機會，企業在政府壓力之下，也陸續釋出彈性的對應措施。日本習慣會花很多時間討論並一直不斷試著優化措施，希望推出時能一擊必殺正中要害，但殊不知實際對應起來，才發現多數公司完全欠缺對應遠端工作的替代方案，如數位轉型不足，以及不少高層管理職不擅長使用數位化工具。因此即便導入數位化工具卻毫無用武之地，反而增加不少對應的時間，導致剛開始經歷過一陣混亂。
而雖然經歷了一年，大家慢慢習慣了這樣的新工作型態，但在今（2021）年的調查中，比起世界平均 16% 的數字，還是有接近 40% 的日本人希望能夠回到辦公室，而他們也認為在家工作的效率不比辦公室來得方便。
從這些混亂中可以發現，日本數位轉型的腳步似乎仍很緩慢，但其實回顧日本準備東奧期間，由內閣府提出的「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畫」，將發現多項技術都對解決現階段的混亂有一定幫助。
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
簡單來說，日本希望藉由搭上奧運主辦國這陣上升氣流，能夠打造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新型經濟生活型態，運用 AI 及資料庫技術為核心，高度連結網路虛擬及實體空間的超智能社會（Society 5.0），換句話說，是一種強調結合「個人」、「物品」、「體驗」的未來世界。如同日本在 1964 年東京奧運中所展現的戰後復興成功的印象，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在亞洲周邊國家 IT 科技大軍壓境的情勢下，日本更希望能藉由這次奧運，打造從過去沉寂多年，進化為亞洲第一的數位大國形象。
在 Society 5.0 的計畫中，又可分類成以下幾個主要的技術：IoT、Big data、AI、5G、機器人、無人機、自動駕駛、非觸碰式電子支付、即時翻譯、VR。這些技術所產生的產品，在本次奧運會開幕儀式中部分展露，我最驚豔的是搭配聲光互動藝術的表演，以及超過 1,800 架的無人機，藉由通訊及精密演算技術，於空中排列出移動式奧運 Logo 及正在自轉的地球。除了這些技術支持而造成提升視覺的體驗之外，大部分技術也都能夠找到相對應的使用情境，但若沒有疫情的爆發，這些使用情境是否真的能被民眾接受，一切都還很難判斷。
也就是說，疫情影響造成奧運能夠產出的經濟效益雖然比預期來的低，但也因為疫情的關係，這些技術不管是因遠端工作需求，而增加通訊系統效能；還是為防疫需要，導入非觸碰電子支付系統等等，都加速讓這些主流技術進入我們的生活。
如何將科技應用於生活？
我認為技術的擴張是隨著人類發展必然產生的結果，但該如何應用到生活使用情境，進而影響使用者行為，才是最重要也是最值得觀察的部分。當通訊系統速度與數位轉型達一定水準，遠距工作就是必然的結果，自動駕駛與 AI 可以協助使用者減少花費在移動與下決定的時間，因此有更多時間能夠收集情報，或專注於創造力的活動。
以最近日本商業行為為例，當技術已經可滿足因疫情造成長期在宅生活或遠距工作的同時，習慣於實體店鋪的日本人消費者，也會漸漸將消費型態移往 Amazon、Rakuten 等大型電商平台。以往以實體通路為主電商（EC）為輔的品牌主，開始發現 EC 預算需求增多，需要支付高額平台成本之外，對品牌主來說也無法取得消費者資料，而自行構築自家銷售平台就變成了一個必然的結果。
這樣的方式在產品開發與行銷上更加有自由度，並且能從消費者直接得到市場反饋，為了更貼近消費者的需求，因而會開始透過黏著度較高的社群媒體（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簡稱 SNS）做內容行銷或透過 KOL（Key Opinion Leader）進行品牌推廣（我認為電視節目的需求量會隨著影音串流的服務提升而逐年快速下降，所以電視廣告的效益已不再如以往強勢），這種在後疫情時代衍生出的商業型態稱為 D2C（Direct to consumer），而在行銷方面也會漸漸轉向成效可量化的數位行銷（Digital Marketing）模式，因此也漸漸產生出行銷科技（Marketing Techology，簡稱 Martech）的產業群，在日本也經常看到數位轉型（Digitial Transformation，簡稱 DX）相關的書籍與關鍵字。這部分發展及經驗，台灣其實走得比較前面，D2C 模式會因為疫情而加速覆蓋，將會重新顛覆以往的商業模式，更能活化被傳統行銷模式固化的市場。
日本雖然擁有強大的技術系統支援，但如何將這些新科技應用在生活各層面，同時教育一般大眾接受 DX 世代已經來臨，以及在政策與企業接受度上，會是一個較困難的課題。對於日本來說，除了能有機會藉由奧運來讓世界看見自己之外，更該善用疫情這個意外的契機。在企業方面，是打破舊有框架追求進化的好機會；而在個人方面，Society 5.0 超智能社會的各種科技素材，會在後疫情時代慢慢滲透到我們的周圍，讓我們更加容易在生活中取得各種資源與情報，也能更加擴張個人的移動範圍（如遠距工作，遠距課程，虛擬實境跨境體驗 VR 等等）。人類將會有更多時間思考對生活的想像，屆時我認為擁有強健心理素質的人們，將能夠更能適應未來生活型態。
我會持續觀察後疫情時代，科技如何影響人類經濟行為的變化。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