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NTech/Pfizer、Moderna、AstraZeneca、Sputnik V⋯⋯在瘟疫一年後依舊蔓延之際,現下幾乎每週都有新疫苗上市。但在核能航太等科技領域實力雄厚、在醫藥研發產業還出過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最初發明疫苗接種方法的科學家)的法國,在 COVID-19 疫苗研發之役中,卻遲遲未有疫苗成功上市量產,已落後於德國、英國、美國、俄羅斯和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中唯一沒有研發出的成員國;此外,法國疫苗接種進度非常緩慢、組織不善,接種人數更已落後英、美、以色列甚至摩洛哥等國。

法國在疫苗研發之役中的挫敗,在法國掀起了一片批評與檢討的聲浪。落後的原因不單是因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研究大學的公共經費預算不斷刪減這麼簡單,以下,筆者將分析法國醫藥產業創新轉型路上的絆腳石:
賽諾菲藥廠、巴斯德研究所雙雙落馬
去(2020)年 12 月初,法國的全球製藥巨擘賽諾菲(Sanofi)和英國 GSK 製藥宣布,他們共同開發的 COVID-19 疫苗因為人體試驗成效不佳,要到 2021 年底才能夠量產上市。今年 1 月,當年由巴斯德創建、極為著名的法國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也宣布停止與美國默克藥廠(Merck)合作的疫苗開發計畫,原因同樣是測試的效果不如預期,僅表明會繼續研究其他兩種治療方式。
賽諾菲事後與輝瑞(Pfizer)/BioNTech 之間就 COVID-19 疫苗達成協議,將支持歐盟訂購 6 億劑疫苗,幫助其「競爭對手」輝瑞生產疫苗,近日又宣布將幫助美國強生公司從 2021 年下半年開始在法國生產其 COVID-19 疫苗。換句話說,被寄予厚望的法國醫藥研發,顯然在這波面對瘟疫的全球競速戰中全都敗下陣來,只能擔任「助攻」的角色──為什麼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無法成功研發 COVID 疫苗?為何賽諾菲即便有美國默克扮演與牛津大學合作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或 BioNTech 的輝瑞(Pfizer)的角色,仍然在最後測試階段宣布放棄計畫?
慢動作回看,關鍵 mRNA 技術
第一個停止研發其疫苗的賽諾菲與英國 GSK 合作的研發計畫,基於賽諾菲用於生產季節性流感疫苗之一的重組蛋白質技術,以及 GSK 開發的佐劑。而巴斯德研究所與美國默克製藥合作研發計畫,則以針對麻疹的疫苗作為基礎,這是一種創新性較低、較傳統的方法,如同針對流感疫苗一樣。
巴斯德研究所的疫苗在測試時,發現誘導的免疫反應低於自然感染治癒者。賽諾菲也有同樣的問題,疫苗的 18 至 49 歲成年人的免疫反應與自然感染中恢復的患者的免疫反應相當,但在老年人中反應不足。即疫苗的免疫能力顯然低於預期,因此賽諾菲希望改善抗原的濃度,以便在所有年齡段的人中獲得高免疫反應。
巴斯德研究所和賽諾菲實驗室選擇的兩種技術,與輝瑞/ BioNTech 和莫德納(Moderna)所採用的 mRNA 技術不同。賽諾菲法國負責人奧利維爾.博吉洛(Olivier Bogillot) 解釋,莫德納和 BioNtech 選擇 mRNA 解決方案,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技術。而賽諾菲則有幾種不同選擇,於是選了一個較有把握的選項。但事實是,賽諾菲和 GSK 在 mRNA 這種技術上,與競爭對手相比落後很多。

競爭力=醫藥技術+研發資金
法國經濟分析委員會(CAE)近日發布了一份標題為「醫藥創新,法國如何迎頭趕上?」長達 12 頁的報告。根據 CAE 的分析,由於研究和創新生態系統的公共資金不足,法國很難適應製藥業的快速轉型。法國沒有跟隨德國、英國或美國的步伐,在 2000 年代初進行化學、生物技術和基因組學的技術轉型。製藥生態系統正在發生快速變化,新創和小企業迅速出現,而法國在創新方面遠遠落後。
生物技術是一個飛躍前進的科學,它開拓了很多新可能但極為燒錢。CAE 解釋在 2003 年,製藥研發費用約 8 億美元,但在 10 年間這個數字已經三級跳;訴諸商業目的的製藥實驗室不會冒險投入,重點研究中心通常需大量依賴國家的公共研究資金,然而隨著法國公共衛生研究經費越來越少,成了法國相關產業發展的要害:
在 2011 年至 2018 年之間,公衛經費減少了 28%。同時,在美國則增長了 8%、德國為 11%、英國為 16%,差距正在擴大。CAE 指出,法國存在一個公共和私人研究資金不足的問題,而且情況日益嚴峻,這些錢往往沒有到位。過多的官僚機構負擔沉重,轉化為藥品審批及其商業化上市的緩慢。結果是,在領先領域產生的專利更少,而且人才流失,因為在其他國家他們能獲得更高的報酬,這是一個難以擺脫的惡性循環。
新創重點:產學的接棒合作
法國的另一個缺陷是大學與公司企業界之間缺乏充分連結。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公共衛生研究都是在重點大學,比如英國的牛津和劍橋、美國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但要研發之後上市,則需要企業界接力。今天在歐洲主要的 3 種 COVID-19 疫苗都是如此,基礎研發工作在主要重點大學,而大學研究人員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新創企業,或者與製藥實驗室合作。如效率超過 90% 首批疫苗的 BioNTech 和莫德納,兩者在大學研究單位和大製藥場之間,都有一家專門開發創新療法的小型公司,這些公司與大型團隊合作,讓產學得以接軌。
巴斯德研究所只從事研究而不是後續發展,需要更多的合作夥伴關係來加速研究。賽諾菲雖有合作夥伴,但不一定與法國公司合作,本國的上下游資源之間缺乏有效連結。法國所缺少的正是公共研究與公司企業界之間的有效合作。更甚者,法國也缺乏風險文化,即在確定成功上市之前,便積極投資並承擔風險的文化。莫德納在將一種藥物上市之前已經獲得了 30 億美元的投資,這在法國乃至整個歐洲都是難以想像的。
解藥:改善醫藥與新創產業的政策與生態
法國醫藥研發領域發生了一系列的功能失調,以至於在國際創新競賽中失去了優勢位置。解藥是必須降低行政管理的複雜性,使基礎研究領域更接近於應用和臨床研究領域,改進研發和創新過程的政策,例如創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 「專利」部分。
再者,允許在歐洲範圍內開發合約,商業獨占期限根據藥物的創新程度而有所不同,對於某些優先病理,進行藥物創新競賽將需要進行跨國協調。即便有批評指出法國疫苗研究環境不完善,僅有巴斯德研究所和賽諾菲,但換個角度,其實更應該利用這一點,簡化行政手續,鼓勵彼此之間的夥伴關係。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