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 19 國暫停施打阿斯利康疫苗 （俗稱 AZ 疫苗、英國牛津疫苗）的背景下，上週四傍晚（3 月 18 日）歐盟境內的「醫藥把關者」──歐盟醫藥總署（EMA）給出了結論：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安全有效」，並且強調「它能讓人們避免新冠病毒的侵害、致死和住院風險，它的好處超過了可能的風險。」 而引起爭議的血栓案例，經查驗認為和該疫苗無直接因果關係，可以放心接種。
此聲明一出，歐盟各國政府算是（為有人背書）鬆了一口氣，法國總理卡斯特緊接宣布將自周五（19 日）下午起繼續施打牛津疫苗，遏止近乎失控的新冠疫情。
其實醫界人士對於歐盟醫藥署的這個聲明並不意外，因為即使此疫苗真的有些許副作用，那也是正常的（幾乎所有疫苗都有副作用）。和歐洲國家目前面臨的疫情嚴重性相比，疫苗的副作用是「微不足道」。
牛津疫苗究竟有沒有安全疑慮？
根據人類疫苗學的經驗值，目前上市的所有新冠疫苗，多少都可能帶有一些風險，因為史上從來沒有一款疫苗是在如此短時間內研發出來的（某些多年研究出來的疫苗，也不見得有效）。然，人類的經驗值是否就能代表絕對？短期內開發的疫苗，難道就不能像「中樂透」一樣，正好中獎？
其次，行之有年的疫苗就一定安全嗎？就一定能預防傳染病嗎？近幾年麻疹重新在歐洲（尤其是德國和法國）流行，部分專家認為這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父母拒絕讓孩子接種麻疹疫苗的結果；可是也有專家持反對意見，認為疫苗本身無法讓一場正在流行的傳染病消失，而之前以為的預防效果，只是病毒因為其他不明因素「碰巧」自我滅絕罷了。
回到現實面，除非有醫學專家能提出確鑿證據，證明疫苗絕對無效，否則以疫情嚴重的歐洲而言，目前除了大規模接種疫苗外，似乎看不到其他解方。
新冠疫苗注射中心的日常：人力調度和行政規畫
我的法國家庭醫生 Luc 是附近區域極有威望的一位醫生，自去（2020）年 3 月新冠肺炎爆發以來，被推舉為新冠急救中心的負責人，參與了大部分的新冠肺炎醫療工作。在沉重的工作負擔和與病人的密切接觸下，他也因此在去年 10 月感染了新冠肺炎，休息了一個月。
自從法國去年 12 月底開始施打新冠疫苗後，他又成為了疫苗注射中心的頭兒，負責規劃疫苗施打順序等行政事務（logistics），忙碌不已。本周二我正好去他那裏諮詢新冠疫苗，自然的聊到了注射中心的日常。
他提到看似單純的疫苗接種，其實後面牽涉了大規模的人力調度和行政規畫──疫苗數量的管理、接種約診、實際注射等牽涉到人，尤其複雜，隨時可能因為一個環節的疏忽而發生變數。
例如有些人登記接種後臨時反悔取消（在法國接種新冠疫苗前，必須利用網路或電話登記），有時候疫苗的時效和事前通知有出入（離開低溫保存後，輝瑞 mRNA 疫苗時效只有 48 小時），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找到候補，否則就浪費了。
「我曾經在周日上午突然發現一批疫苗到了中午就要報廢，只得趕緊按照候補名單一個個打電話，直到找到足夠人數。我可以自豪的說，在我們這個注射中心，所有疫苗都被有效使用，沒有一滴一毫的浪費。」
疫苗有效性和副作用的臨床觀察
根據 Luc 的臨床經驗，發現無論是注射輝瑞（法國目前使用最多）、還是牛津疫苗，都有某些「副作用」案例（局部疼痛、疲勞等），很難直言孰優孰劣；就保護程度而言，輝瑞高一些，但牛津也不差，最重要的是「有比沒有好」。
面對南非和巴西變異病毒株時，兩款效力都很有限，因此沒太大差別。至於目前甚囂塵上的血栓問題，他認為沒有足夠醫學證據去連結二者的因果關係，實在不應該因噎廢食。
「我們目前面對的是日增 3 萬以上的全國緊急狀態啊！國內醫療系統已經不堪負荷，如果不打疫苗，那麼被感染的機會很高，到時候更危險，不但害了自己，也會害了全社會。接種疫苗已經不再是個人的決定，而是一種社會責任。」Luc 語重心長的說。
長期宵禁封城的後遺症── 憂鬱和非理性行為
去年 3 月開始的宵禁和封城的手段，在一年後已經造成了法國人心的麻痺疲勞，多數法國人在「不確定」的焦慮和「溫水煮青蛙」（面對新冠死亡人數攀升）的日常下，陷入了憂鬱和非理性狀態，再也無法容忍更長和更嚴格的行動管制。
許多原本反對疫苗的法國人開始表態：「如果今年夏天可以拿掉口罩、恢復正常生活的話，我馬上去打疫苗。」
這是老法的普遍心聲，只是很多人不清楚，法國政府在宣導疫苗接種的同時，沒有明確告訴大家：疫苗只能避免出現新冠症狀，卻無法治癒新冠肺炎。而就算打了疫苗，還是有被感染的風險，也可能會傳染他人，因此口罩是不能拿掉的。
接種疫苗已非單純醫療議題，牽涉了複雜的政經因素
法國（和其他歐美國家）希望藉著大規模注射疫苗達到群體免疫，然後恢復正常經濟活動，背後壓力不言可喻。同時，每次宵禁或封城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命令宣布，都能預期將引起民眾不滿，而這股社會情緒正隨著疫情的拖延而越發嚴重。面對明年法國的總統大選，總統馬克宏如履薄冰──他不願依照醫學界人士的建議施行全面封城，只能繼續推動疫苗注射，希望能盡快把新冠疫情控制好，避免重蹈美國川普覆輒。
然，上述的政策決定模式其實是危險的──因為在決定疫苗是否有效的過程中，可能參雜了「不純的動機」；而疫苗施打的時間表，又可能因為「民意」（例如此次牛津疫苗事件）而中斷。一方面，政府不敢憑據純粹的醫學判斷行事；一方面，民眾的判斷既可能缺乏科學專業基礎，又可能受到有心者的誤導和煽動。
這樣的趨勢就長遠來看，很難說是人類社會之福。畢竟，目前我們對於新冠病毒的認識其實非常有限，急需專業人士在不受外在環境的干擾下（個別國家的經濟成長壓力、醫藥公司的商業利潤和政治人物的個人利益等）做出客觀研究結果，才能真的找出最適當的解決方法。而廣納善言、檢驗不同的流行病學理論，更是歐美先進國家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該有的負責態度，說白了，全人類未來的命運，目前正掌握在這些有權者的手中，不是嗎？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