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波 COVID-19 大流行中，伊朗是最早的受害國之一。今年 2 月 19 日，伊朗宗教聖地庫姆（Qom）發現首宗 COVID-19 的案例，此後疫情不可收拾，甚至擴散到政界高層，直至近期才宣稱受控。但抗疫也是政治，最大的受惠者是原先聲勢連番受打擊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英文：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簡稱 IRGC，下文皆用中文簡稱「革命衛隊」），這詭異變化可折射伊朗政局如何錯綜複雜。
一場疫情，救了伊朗革命衛隊的形象？
在疫情爆發前，革命衛隊在國內外的政局皆陷逆境：首先是精銳部隊「聖城軍」（Quds Force）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之死。蘇萊曼尼被視為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頭號心腹大將，主管伊朗在中東各地的軍事冒險，早年代表例子是壯大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近年則以扶植親伊朗民兵介入伊拉克政局、插手敘利亞內戰挽救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權，以及在葉門內戰支援胡塞武裝抗衡沙烏地阿拉伯著稱。
但德黑蘭「手伸得太遠」也招致反彈。去（2019）年 10 月起的伊拉克反政府示威，其一訴求便是抗拒伊朗政治干預。蘇萊曼尼嘗試遏止，組織其扶植的親伊朗民兵血腥鎮壓。同年 11 月，伊朗輪到自家著火，汽油加價及配給的新政策引發全國大示威，這次輪到革命衛隊親自血腥鎮壓。
此後伊朗明顯開始跟美國擦槍走火，此舉被懷疑是為了轉移視線。親伊朗的民兵去年 12 月底更一度包圍美國駐伊拉克大使館，蘇萊曼尼背後角色不言而喻。美國總統川普最終出手，於今（2020）年 1 月 3 日空襲刺殺剛抵達巴格達的蘇萊曼尼，震驚伊朗國內外。
正當伊朗嘗試將蘇萊曼尼包裝為烈士，哈米尼罕有高調主持其追悼儀式，試圖引發民眾愛國熱情之際，革命衛隊居然自鑄大錯。1 月 11 日，一架載有眾多伊朗人及伊朗裔外籍人士的烏克蘭客機在德黑蘭市郊被擊落，革命衛隊最終被迫承認失誤肇禍，一時間國內外風向大逆轉，甚至有示威口號要求哈米尼下台。在這情況下，革命衛隊道歉安撫國內民眾還來不及（儘管不代表停止鎮壓），報復美國也無從談起。
COVID-19 翌月在伊朗大爆發，卻令革命衛隊鬆一口氣。抗疫所需的封城，令反政府示威暫告一段落，哈米尼又下令由革命衛隊主導封城抗疫，令其權勢不減反增。這變化的直接受害者，就是總統羅哈尼（Hassan Rouhani）一派。
伊朗內部權鬥：羅哈尼 vs. 革命衛隊
羅哈尼政府一直予人早期抗疫不力的印象，尤其是衛生部官員的顢頇表現令人失笑，更令政敵窺見反擊機會。保守派在社交媒體散播「羅哈尼在哪？」的標籤，革命衛隊則致力展示出錢出力抗疫的決斷形象，以跟羅哈尼政府形成反差。
這背後離不開哈米尼的支持。他 3 月下令由革命衛隊承擔抗疫責任，據《紐約客》報導，革命衛隊隨即調兵全國執行封城令，並由其系統的巴斯基民兵（Basij）負責消毒建築物和街道，進而接管公布確診和死亡數字的權限。另有報導指，革命衛隊主導本土生產測試套裝和口罩等裝備。
諷刺的是，也有中東情報官員指出，實情是哈米尼及革命衛隊早期嘗試淡化疫情不果，羅哈尼政府才出動衛生部網絡，務求遏止疫情擴散，卻跟哈米尼陣營現權力衝突。《紐約客》也引述一名政府衛生部專家指：「革命衛隊想堵住哈米尼的錯誤決定──又或者說是缺乏決定──所造成的損害，並卸責行政部門、總統（羅哈尼）和衛生部。」
無論責任誰屬，這只是過去 7 年伊朗內部權鬥的延伸。政治光譜上最多只算溫和務實保守派的羅哈尼，2013 年獲前總統拉夫桑雅尼及改革派陣營聯手支持，爆冷當選總統，此後尋求推動經濟改革，嘗試限制革命衛隊根深柢固的經濟和商業利益，招致巨大反彈。
革命衛隊的關鍵角色
革命衛隊誕生於首任最高領袖何梅尼的時期，本身用於維繫宗教政權，但在兩伊戰爭發揮重要角色。到哈米尼意外繼任最高領袖後，革命衛隊的地位更是水漲船高。
論宗教資歷，哈米尼當年難言眾望所歸，但靠個別權貴家族的支持當選最高領袖，在教士的圈子惹來不少反對聲音。哈米尼之所以能站穩陣腳，與他早年擔任副防長時，參與籌組革命衛隊有關。哈米尼容許革命衛隊染指經濟利益，建立龐大的國營商業網絡，並批准革命衛隊涉足國外政局；作為「交換條件」，革命衛隊當然要效忠哈米尼，遵從其政策決定，並協助哈米尼對付政敵以及平定局勢。
美國海軍研究院助理教授 Afshon Ostovar 在 2016 年著作 Vanguard of the Imam: Religion, Politics, and 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s（伊瑪目的先鋒隊：宗教、政治及伊朗革命衛隊）形容，哈米尼和革命衛隊存在「高度共生的關係」（a strongly symbiotic relationship）──最高領袖對革命衛隊在伊朗政治制度的位置殊為關鍵，革命衛隊則是最高領袖的權力基礎。
這層複雜關係令革命衛隊變成伊朗版的「深層國家機器」（deep state）。我們無從掌握革命衛隊對伊朗經濟的控制上去到什麼程度，但眾多特權和壟斷難免會損害伊朗正常經濟活力，主打經濟改革的羅哈尼選擇「在太歲頭上動土」也就不難理解。
但動搖經濟利益分配，註定惹來反彈。羅哈尼嘗試收回革命衛隊的部分經濟利益，又推動跟西方達成核協議，叫停由革命衛隊監管的核項目，自然成為革命衛隊的眼中釘。
革命衛隊的其中一招，就是發動其在司法界的人脈，把矛盾指向羅哈尼親信圈。在羅哈尼 2017 年連任後，多位忠於革命衛隊的檢察官開始向親近羅哈尼的人士展開連串刑事調查，甚至以貪腐指控羅哈尼的弟弟兼頭號助手 Hossein Feridon，令其去年被判囚 5 年。據報在伊朗核談判中，這位弟弟正充當羅哈尼耳目的角色，可見他地位之重要。
羅哈尼受制於人，民望受損
迫於哈米尼等的壓力，羅哈尼連任後的新內閣並無改革派人選，也未見有意推動任何改革派政綱，惹來支持他上位的改革派強烈不滿（但羅哈尼在伊朗政壇絕不可以改革派劃分，最多只算溫和保守派）。外界揣測，羅哈尼有心問鼎下任最高領袖，故不欲跟強硬保守派硬碰。
問題是羅哈尼早已得罪強硬保守派的靠山，也就是革命衛隊。這段權鬥到 2018 年再度升溫，伊朗政壇開始流傳哈米尼或會授意革命衛隊奪權的說法，更有強硬派公然提出推舉「軍人總統」的論調，甚至點名蘇萊曼尼可任此職。
同年 6 月，又傳出羅哈尼欲削減革命衛隊的預算，跟唱反調的蘇萊曼尼大吵一場。此後哈米尼曾暗示有篡位者「正從事敵人的計劃」，惹來揣測。10 月，前革命衛隊將領兼前國營廣播主管 Ezzatollah Zarghami 更公然稱，部分國企領導人已在準備隨時接管經濟行業，以代替政府管控。
當然，哈米尼迄今也不至於「冒民意之大不韙」，真正向羅哈尼政府下手，就連強硬派視為「軍人總統」人選的蘇萊曼尼，也已死於美軍之手。而羅哈尼偶爾也會對革命衛隊反將一軍，例如年初意外擊落客機的事件，《紐約時報》便揭發革命衛隊試圖脅迫正規軍向羅哈尼隱瞞實情，直到紙包不住火，羅哈尼知悉真相後下最後通牒，要求革命衛隊及軍方向公眾和盤托出，否則自己辭職。哈米尼這才聞訊介入，親自下令認責。
但從權鬥的角度看，羅哈尼政府在這回合談不上有何得益：首先事件證明革命衛隊可專橫獨斷到連貴為總統的羅哈尼都敢隱瞞，證明後者如何弱勢；其次是羅哈尼政府在事件不可能完全免於民眾怒火，聲望也有受損。
最重要的還是 COVID-19 疫情來得太快，羅哈尼政府還未有機會向革命衛隊追究問責，已被抗疫搶去焦點，原先稍處下風的革命衛隊反而乘機重新擴權。按此走勢，羅哈尼大概只能苦撐到任期屆滿，等到明年大選，或會見到強硬保守派回朝。
下篇：伊朗內部大亂鬥（下）革命衛隊的政治賭注：尋找最高領袖接班人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