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想像過非洲大陸上自然保留區的景象？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動物大遷徙，千里曠野上杳無人煙。即使有人類聚落，那也必然是仍然遵照傳統狩獵採集生活的原始部落，散居在廣袤的土地上。然而如今事實遠非如此。
隨著經濟全球化、交通與科技發展，即使是居住在世界遙遠一角的人們，生活都隨之改變。非洲大陸上野生動物資源豐富的地方，長久以來往往也有人類聚落，但因生活型態改變、由狩獵採集轉為農耕定居，加上地處偏遠，而深受貧窮所苦。
比如在非洲南部內陸國波札那的奧卡萬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當地人與大象的比率接近一比一，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少大象，人與象之間往往因大象穿越農地、破壞莊稼產生衝突。若是村落生活受象群影響，居民不願配合保育、放任盜獵，象群就會逐漸消失；但象群要是消失，三角洲失去生態觀光價值，又會進一步將村莊推入貧窮循環，最終兩敗俱傷。
人類與野生動物如何共生、共享土地、水、糧食等資源，因此成了生態保護與偏鄉發展的重要課題。在烏干達，以種植咖啡保育黑猩猩的策略因此誕生。
烏干達名產：大猩猩與咖啡
全世界僅存不到一千隻的山地大猩猩，分佈範圍侷限於烏干達、盧安達與剛果三國接壤處。烏干達境內的猩猩家族落在「布恩地難以穿越的國家公園」（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內，那裡屬於東非大裂谷西段，保有一片原始未開發、雲霧繚繞的熱帶山地森林。
然而就在國家公園咫尺之外，崎嶇陡峭的高山深谷使得該處平坦之處不多、人口相對密集，國家公園森林保留地與村莊間幾乎沒有足夠空間設置緩衝區。村莊與國家公園比鄰而居，人們為了維持生計而不斷開墾、逼近森林邊緣。此外，偏鄉村莊長期以來的貧窮問題更使奪取自然資源的動機增加，非法盜獵、盜伐盛行。盜獵者在森林裡設置陷阱捕捉獵物，卻往往誤傷猩猩、甚至導致死亡。盜伐樹木以製造木炭、柴火則導致森林棲地遭破壞。
因此，生態保育不僅只是國家公園內部的工作，周邊人類社群也包含其中，建立當地居民與野生動物的連結成為當務之急，協助偏鄉發展也就此成為環境保育的一環。正好，大猩猩的山林家園及其周遭村落位在烏干達的咖啡帶上，氣候適宜阿拉比卡咖啡樹生長。大猩猩與咖啡，因此連在一塊。
小農咖啡：不只抗貧
即使相對不知名，烏干達其實名列世界前十大咖啡出口國，它是羅伯斯塔咖啡的原產地，在國界東西兩側的山脈亦產出單價較高的阿拉比卡咖啡豆。1970 年代，當時獨裁者伊迪阿敏（Idi Amin）9 年的高壓統治使得烏干達陷入政治動盪、經濟衰敗。隨著外國投資撤出，加上阿敏統治末期美國抵制烏干達咖啡，咖啡產業發展因此停滯，致使今日烏干達咖啡產業仍落後鄰近國家如肯亞、衣索比亞。
再者，烏干達承襲英殖時期的產業結構，少見大型咖啡莊園，多由小農經營生產，使得採購過程更加複雜，品質控管上也相對不易，因此長期遭到國際市場低估。然而這樣的產業結構未嘗不是一種優勢：長期以來由小農把持咖啡生產，使得這項經濟作物成為潛在的貧窮解藥。烏干達現任總統也曾表示咖啡是「幫助小農對抗貧窮的作物。」咖啡具有幫助偏鄉農戶提升生活條件的潛能，也因此十分適合在大猩猩周圍的村莊推廣。
在烏干達另一座國家公園──「伊莉莎白女王國家公園」（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其野生動物保護區與農地間的緩衝地帶，也由當地村莊婦女成立合作社共同種植咖啡，幫助改善當地社群的生活，並保護野生動物棲地免受破壞。因此在這些地區，咖啡除了作為「抗貧作物」之外，還有更深一層意涵：作為生態保育的一環，保護瀕危物種及其棲地。
在大型咖啡種植技術興起前，咖啡多栽種在樹蔭下，森林不會被砍去，棲地不會受破壞，這樣的種植方式也正好符合國家公園以及小農的需要。「樹蔭咖啡」（shade-grown coffee）保留原始森林地貌，最低限度破壞生態，同時為村莊農民提供收入來源，令他們不致冒險進入保護區盜採盜獵。這樣小規模的生產方式，也正好適合小農經營。咖啡與其他樹種植被間種也提高了作物多樣性，使村民即使在咖啡收購價低時，也有其他作物可販售或至少供自家食用。
非洲素以豐富的野生動物資源著稱，隨著人口增長、環境壓力增加，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如何並行成為一項重要課題；特別是在緊鄰國家公園、生態保留地等區域，如何在開發與保育間取得平衡點，同時兼顧村莊的需求並保護瀕危物種，更是眼下亟待達成的目標。以咖啡種植保育大猩猩，或許乍聽之下相互抵觸，卻體現了在保護自然生態的同時，貧窮問題也不得不被納入考量的現實狀態。在兩者相互兼顧、支持的情況下，永續發展的理念才有被實踐的可能。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