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鄺健銘（《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作者﹑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在華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經常引發爭論，對其愛恨者皆有。從「新加坡模式」歌頌者角度看，「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話色彩──在強人李光耀的領導之下，精英政府能強政勵治，故此新加坡雖為小國，但仍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力，其國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樂業。
由是觀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範，為民眾福祉著想，各國家領袖都應複製「新加坡模式」。厭惡「新加坡模式」的論者卻認為，新加坡奉行家長式管治，社會自由被踐踏，民眾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模式」想像並非全無道理，但仍不足以完整呈現「新加坡模式」的本貌。具體而言，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問題有三：
第一，這些想像僅從新加坡管治精英的角度去理解新加坡，民眾一概被視為滿意政府所有作為、毫無情緒的被動追隨者，他們在「新加坡模式」之中的角色因而甚少被認真探究。
第二，新加坡獨立建國至今已逾 50 年，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一直能夠一黨獨大，且在可見的將來，這種國家政治局面仍會延續下去。問題是，政府擁有威權力量、能使民眾屈從這點，並非新加坡威權政治史之全部。
第三，「新加坡模式」面對何種威脅？為何如此？有何解方？這同樣是上述「新加坡模式」想像無法解答的問題。
破解「新加坡敘事」，便知政權並非牢不可破
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下文簡稱《新加坡模式》），是有助於破除「新加坡模式」神話迷思、從新加坡在地視角透徹認識「新加坡模式」不可多得的入門讀本。
陳思賢是新加坡本土政治學者，活躍於新加坡公民社會，曾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前副院長。有別於一般想像，陳思賢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一黨獨大，首要倚重的並非政府所擁有的威權力量，而是能說服大眾接受執政黨家長式管治的「新加坡故事」論述。
可以說，「新加坡故事」論述之建構，其實也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建構工程的核心一環。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強調：由於國家細小、欠缺資源、生存基礎脆弱，時刻面對各種威脅，所以才需要強勢而精英的政府居中協調並善用資源；若非如此，社會便會分裂與動盪。
為求國家生存，新加坡政府以「實用主義」（pragmatism）與「用人唯賢」（meritocracy）這兩大原則行事。這種管治哲學強調兩點：第一，國家之生存不應受某一特定意識形態與道德價值觀所羈絆，而應該以現實的角度為考量；第二，國家必須廣納「人才」。
於全球化體系之中、在民主政體漸受質疑的時代，陳思賢的觀點（即「論述為新加坡建國根基」） 其實頗具啟發性。按此觀點，新加坡政府的霸權地位並非絲毫不受任何挑戰，民眾並非全然被動，新加坡威權政體並不如外界所想像般牢不可破。
陳思賢特別指出，新加坡擁有雙重身份，既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y），也是國族國家（nation-state）。這種國家雙重發展定位已引發種種社會矛盾，官方「新加坡故事」論述之魅力已不如前。正因為此，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努力修正論述、調整官民關係，例子有二：第一，在 2012 年，新加坡政府舉行全國對話，廣邀民眾就國家發展目標與策略各抒己見；第二，近年新加坡政府重新詮釋實用主義與用人唯賢這兩個過去成功說服眾人的概念，希望藉此減少民怨。
後李光耀時代，成功的國家敘事更顯重要
前述的「新加坡模式」，從「國家管理學」的角度來說，給了我們三大啟示：
第一，論述是建國的基石。《新加坡模式》的一大要旨，是論說新加坡的內政與外交發展方向如何受官方「新加坡故事」國家發展論述影響。對內，「新加坡故事」有助鞏固威權管治的民意基礎；對外，「新加坡故事」可增強國家的國際軟實力，既有助國家招商、刺激經濟增長，亦可進一步提高新加坡政府的威望。
第二，自 2019 年 6 月起，香港爆發流水革命（Water Revolution，即台灣讀者所熟知的「反送中運動」），新加坡政府精英頻頻對此表態，這多少能夠說明論述與威權政體之維繫有何關係。我曾為此撰文〈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學──從香港流水革命期間新加坡對港評論說起〉，文內的主要觀點，是新加坡傳媒與精英的發言對象其實不是香港人，那些言論基本上是「新加坡故事」的另類演繹， 其內容多少附有內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傳媒與精英借用香港事態，不斷提醒新加坡民眾，強調在任何情況下，民眾都不能對抗政府，官強民弱才可讓社會健全發展及避免分裂，這其實都是「新加坡故事」的要點。新加坡治國精英之所以需要如此借題發揮演繹「新加坡故事」，是因為近年來新加坡社會怨氣已現（下文會詳細闡述這一點），香港時局或會令新加坡民眾重新思考「政府—社會關係」，屆時「新加坡故事」的公信力或會受挫，政府的威權管治可被撼動。
說到底，「國家」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是能隨民心思變而浮動的人文哲學概念。在「後李光耀時代」，觀察新加坡國內的政治論述變化， 對理解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趨勢不無助益。
權力集中政商菁英，無法「苦民所苦」
第三，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式全球化與本土生活息息相關，廣受讚頌的新加坡管治模式已受新自由主義管治思維蠶食。《新加坡模式》不時提到，新加坡既是全球城市，也是國族國家。如上文所提，這種國家發展雙重定位已衍生矛盾，且矛盾愈演愈烈。
陳思賢指出，配合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已漸成新加坡首要的國家發展目標，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外來人口增加、生活成本上漲、本土民眾的生活壓力有增無減，新加坡多元社會分裂風險日增，官員形象日益脫離民眾，民怨為此漸起，國家建構工程為此受阻。
新自由主義奉市場至上， 並強調各國應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容許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市場應少作干預。陳思賢分析，在這種管治模式下，權力不免會集中於政商精英手中，社會力量進步力不免會步向衰敗，民主政制不免會變得徒具形式──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難接觸自由與公平選舉，但認真且具成效的政治議論會漸變得稀有，威權政治會被鞏固，這正是社會學家高署（Colin Crouch）所描繪的「後民主」（post-democratic） 新自由主義世界的景象。
陳思賢進而認為，「這種『後民主』狀態已漸現於新加坡，這會使新加坡模式變得不再獨特。」新加坡官員行事已愈加受市場邏輯主導，他們對民間疾苦逐漸顯得無動於衷，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排拒福利國家管治模式，在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民怨爆發並非不可能發生。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與用人唯賢精神不免變質：實用主義哲學本來就有貶抑政治理想與價值觀、過於簡化複雜世界之問題，在市場至上管治意識下，抱持實用主義哲學的新加坡官員更傾向以金錢衡量一切，政府服務大眾之精神不免會變得薄弱，政府會更抗拒扶貧福利政策。
與此同時，政府愈加傾向倣效商界、愈加視高薪為招攬與挽留「人才」的主要手段，至於政府「人才」是否各具不同背景，則被認為無關宏旨。陳思賢繼而指出，新加坡用人唯賢精神現已淪為精英主義（elitism），並在本書提問：
「政府之內清一式的高薪精英是否真能想民眾所想？他們是否真能體會民間疾苦？這些尊貴的國家領袖是否能持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精神，排除個人傲慢與偏見，不先入為主地將民眾貶為『自私、無知、充滿惡意』？政府領袖會否只從金錢成本效益角度理解何謂『領導』與『公共服務』？能力與主張難被量化的社會人士會否被排擠？」
新加坡政府也已察覺，新自由主義式管治已引發民怨，例子之一，是執政黨在 2011 年大選遭逢挫敗之後，總理李顯龍宣佈，政府將會檢討官員高薪政策。
長年家長式管治，無益於建立成熟的公民社會
第四，就算從新加坡實用主義哲學角度看，永續威權政治也不見得對新加坡國家發展有利。在全球化趨勢之下，世事愈加變幻無常，要延續新加坡榮景，國家便需更具韌性， 新加坡社會必須壯大、具自信、有朝氣、能自理、能自立。換言之，香港模式其實也有值得新加坡模式學習之處。論者經常將新加坡與香港管治模式相提並論，但兩者不無差異──在香港模式之中，社會較強、政府較弱，新加坡模式的基本特點則相反。
事實上，早在 1990 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已開始宣揚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與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意識。政府期望公民能自發互助、主動解決社區問題，並認為國家若能如此便可更具韌性，更能適應愈趨多變的全球環境。但陳思賢也有指出，這種期望容易落空。按其分析，經歷長年家長式管治之後，新加坡民眾已具「權威性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公民意識較薄弱，較難實現政府的積極公民願景。
陳思賢說：「民眾即便遇到瑣事，也會感到無助，自覺有需要向政府當局尋求援助，這多少可反映新加坡公民不成熟的一面。當社會出現紛爭，新加坡民眾不會主動自行化解矛盾，他們多會訴諸於政府當局⋯⋯政府也有認真處理民眾的大小投訴案件，但這不免印證政府經常強調的觀點，即新加坡並未準備迎接改變──挑戰政府權威的改變就更不用說。」
陳思賢甚至在書中引用希臘神話裡有關自戀的故事，分析新加坡政府強勢、社會積弱的問題何在。文內一段說：「曾有幾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者發表敏感研究結果。他們運用數據分析，指大部份新就業機會都由外國人而非新加坡人取得，官員隨即以政府機密數據反駁學者觀點。
在這個案例之中，從政府角度看，真正問題並不在於公眾所得資訊不足，而在於經濟學學者『意氣用事、不負責任、不專業』。民眾透過互聯網愈加能夠接觸更多資訊、觀念、意識形態、價值觀，政府的反應卻是自我防衛心態更強，更趨堅持己見。早在 1980 年代，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便以『大男人式用人唯賢精神』（macho-meritocracy）形容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風格，這其實是中肯見解。」
需要補充的是，新加坡社會其實並非全然被動，全無自理能力。於 1990年代末，新加坡社會就曾主動籌組「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進行各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管理實驗，但為免受國家規訓，這個組織已自行解散。事實上，新加坡管治精英對香港流水革命的反應已說明，即使新加坡社會復興對國家發展有益，那也是知易行難的事。
《作者簡介》
鄺健銘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文章散見於The Diplomat、Asian Survey；香港《信報》、《明報》、《經濟日報》、《亞洲週刊》、《立場新聞》、《端傳媒》、《評台》；新加坡Channel NewsAsia、《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燧火評論》；台灣《上報》﹑《新新聞》﹑《風傳媒》、《關鍵評論網》、《故事》；中國《參差計劃》等。
備註：本文摘自陳思賢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導讀之一。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