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迫害者，而猶太人是受害者，這在當今德國社會的歷史見解中幾乎是無庸置疑的。然而，作家塔吉斯．伍格（Takis Würger）於 2019 年所出版的小說《史黛拉》（Stella）中，描述了一名成為納粹同路人的猶太女性，其創作手法踩到了德國民眾的紅線，因而引發了廣大的爭論。
真實人物故事改編
此書取材自歷史事件，並涉及了真實人物──與書中主角同名的史黛拉．高適雷格（Stella Goldschlag，後改名為 Stella Kübler）。小說敘述，身為猶太人的主角為了不讓家人被送往集中營，答應與納粹合作。史黛拉於 1940 年代洩露了同胞的藏身處，進而害死了數百名柏林的猶太人；她因此獲得了「金髮毒藥」（das blonde Gift）的稱號。
事實上，史黛拉的故事已被多次改編與撰寫，如其中學同學彼得．魏登（Peter Wyden），早在 1993 年便以傳記形式敘述了她的生平；此書為伍格提供了重要的創作素材。
儘管相關資料與文獻看似充足，卻有一個解不開的謎團：史黛拉的父母之後仍被送往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她卻持續與納粹合作。隨著史黛拉 1994 年於佛萊堡的住處跳樓輕生，謎團的真相也從此石沉大海。
小說出版即引爆爭議
儘管將猶太人描述成納粹同路人會引起眾人關注，但只要有憑有據，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德國社會並非抱持著「絕對不可批判」的態度面對這段歷史，伍格的《史黛拉》之所以在德國引起爭議，是因為他在小說中處理這段歷史的方式。
伍格在書中為史黛拉虛構了一段愛情故事，並以此為主線：來自瑞士的男主角費德里希在柏林遇見了化名為克莉絲汀的史黛拉；由於男主角家境富裕，兩人在戰時不僅下塌高檔飯店，還過著衣食無缺的豐足生活。
儘管小說本是虛構的，但猶太人作為納粹同路人的題材已經相當地具有爭議性，而伍格僅將之包裝成一個愛情故事，令許多人感到過於輕率與膚淺；尤其德國社會往往以嚴謹的態度面對納粹與猶太人屠殺的歷史。
事實上，伍格曾在以「調查報導」為名的《明鏡週刊》（Der Spiegel）擔任記者，因此在事實的判斷上，出錯率應該相對較低；問題可能純粹出在其寫作方式（有人認為，他是故意製造爭議，使自己成為鎂光燈焦點）。加上出版此書的卡爾．漢瑟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眾家媒體的評論言詞犀利，如《法蘭克福匯報》（FAZ）便將《史黛拉》形容成「戰後德國文學史上最糟的書之一」，其他媒體也毫不留情：
- 《新蘇黎世報》（NZZ）：偏偏是名聲響亮的出版社，卻出版了這般納粹媚俗作品，著實令人作嘔。
-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伍格的《史黛拉》令人厭惡，完全是對於真實過去的污辱。在猶太人屠殺的歷史書寫上，其完全失去了道德與美學的分寸。
- 《日報》（taz）：《史黛拉》是一種欺騙，亦即文學詐欺。這本書以小說名義販售，卻難以定義其真正的文類。與其說是半虛構的歷史創作，它更像是在以粗糙的手法消費歷史。
歷史事實 vs. 寫作自由
文化評論家西格里．洛夫勒（Sigrid Löffler）稱此類作品為「二手猶太人屠殺文學」（Secondhand-Shoah-Literatur），亦即非紀錄式地敘述史實，而是以半創作或全虛構的方式書寫猶太人屠殺的歷史。她並不否定這種寫作方式，且認為藉此仍能產出極具品質的作品。
文學評論家卡斯騰．歐特（Carsten Otte）則明確地表態認為，若牽涉了一段壯闊、重大、驚人或動人的歷史（史黛拉．高適雷格的故事正屬於此類），作家便該盡可能地陳述事實。
儘管批評聲浪排山倒海而來，德國各地仍有書商認為，這是作家的寫作自由。他們在《書業週刊》（Börsenblatt）上連署聲援伍格，並明確表態：「我們會繼續推薦與販售《史黛拉》，並舉辦閱讀活動，與讀者一同討論此書。」
於此同時，伍格也馬不停蹄地著手他的下一部著作，且同樣著重在納粹歷史；他計畫書寫集中營生還者諾亞．克利格（Noah Klieger）的生平故事。面對記者問到對於納粹歷史如此執著的原因，伍格說道：「因為我是德國人；換句話說，我是加害者的後代。」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史黛拉》書封。）Amaz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