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均 GDP 破 1 萬美元，突然在美中貿易戰接近鳴金收兵的當下，成為對岸財經圈熱搜的大新聞，起因是某家財經媒體的預測。按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中國修正後 2018 年 GDP 為人民幣 91.93 兆元、2018 年底中國總人口為 13.95 億人。若以 2019 年 GDP 增長 6% 計算，預計今年中國 GDP 將達 97.45 兆元左右，人均 GDP 約人民幣 6.99 萬元。以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加權平均值 6.89 計算，折合為美元即超過 1 萬美元。
應當是轟轟烈烈的大新聞，但官方並沒有大肆宣傳和慶祝。其實在中國經濟成長趨緩的態勢下，對岸的經濟圈和金融界對中國經濟成長之謎，早有一番認知上的激戰：經濟圈認為，金融過度發展實際上對經濟成長造成言過其實的泡沫。
在上世紀 90 年代、金融化的國際背景下，中國自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金融快速發展。但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並不成熟，從貨幣化程度或是私人信貸角度來衡量金融發展，勢必對金融發展影響的判斷產生偏差，如何衡量金融發展且有效反映出中國大陸金融發展的真實面貌，成為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爭執的戰場。
起因：貿易戰讓「金融發展帶動實體經濟成長」瞬成泡影
常理上來說，金融發展的問題在於金融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在早期金融化趨勢不明顯的時候，往往不刻意區分整體經濟增長和實體經濟區別，諸多研究皆驗證了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正面影響。然而，在金融化趨勢蔓延全球的當下，中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金融業與實體經濟的區別儼然無法被忽視。經濟成長帶動金融服務業的崛起，但金融過度發展反而有害實際的經濟成長。
受近年來美中貿易戰的影響，中國學界近期關注金融發展過度恐阻礙實體經濟發展，探討金融發展影響實體經濟規模與效率的作用機制。從社會融資規模的視角來看，金融發展如何影響實體經濟的規模與效率？理論上，其作用的機制為何？實證上，如何運用計量的方法探索其實際規律？
社會融資規模的提升，對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在總體層面上，未必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甚至可能產生阻礙作用。透過學界實徵機制分析發現，金融發展通常透過儲蓄率及儲蓄轉化率來影響資本累積，並透過技術進步和資本累積來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最終由資本累積和全要素生產來影響實體經濟的增長。尷尬的是，「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規模和效率的關連」倘若是非線性關係，必須從實證研究上綜合考察金融發展的促進與阻礙作用。
反省：過度金融化未必有利實體經濟成長
美國社會學家 John Bellamy Foster 曾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形容 1980 年代以來工業化國家發生的主要變化，尤以金融化作為近年來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在刺激需求、抵銷過剩產能、拉動經濟成長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同時也引發許多問題。金融化加劇金融脆弱性，放大了金融風險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直接導致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亦被視為過度金融化的結果。當然，過度金融化的問題並非僅出現在已開發國家，中國這種開發中國家也有樣學樣。
金融發展對於經濟增長並非是簡單之促進作用，經濟學界發現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存在門檻效應。這些研究既包含基於金融發展水平的門檻效應──Riojia 和 Valev 兩位學者曾將 74 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分為 3 類：金融發展水平最低類國家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確定，中等類的國家有較顯著的促進作用，最高的一類雖有促進作用但影響力較小──亦有基於制度發展程度的閾值效應，只有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金融發展對於經濟增長才會呈現正向的促進作用。
尤甚，另一位集大成學者 Goldsmith 從結構角度來定義金融發展，提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金融結構由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所構成，金融結構的變化包含金融工具變化及金融機構變化兩方面。Goldsmith 補充金融工具的相對數量、種類、先進程度等，以及金融機構的相對數量、種類、經營方式、集中程度等。不同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在不同國家的交易制度框架下進行組合，形成不同的金融結構。除了金融機構與金融工具的種類數量之外，主要以金融資產的相對配比來表徵不同金融結構的結構情形。
憂慮：中國呈現「倒 U 型關係」值得深入探討
筆者倘若將中國的社會融資規模作為個案切入視角，主因乃對岸現行的金融體制，非常吻合 McKinnon 等學者對開發中國家金融體制的觀察──他們發現開發中國家的貨幣化程度較低，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場，同時存在正式與非正式的金融機構，且存在嚴重的金融管制，而現有的貨幣理論對無法提出有效的解釋。鑒此，中國的社會融資規模與廣義貨幣供給衡量的發展作用呈現倒 U 型關係，金融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將導致與經濟成長呈現負相關。中國金融發展是否將因金融體制快速膨脹而出現拐點，導致實體經濟規模與效率的問題暴露？
金融發展與經濟成長究竟呈現何種關係？其實值得進一步探討。倒是 2020 年中國人均 GDP 將突破 1 萬美元，是否代表從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成員是這麼預測：中國 GDP 未來 6 年可望至少再成長 30%，2025 年人均 GDP 將達到 1.3 萬美元，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國家之林。筆者抱持較為悲觀的看法，因為全球經貿因貿易戰因素導致保守主義與以鄰為壑，國際經貿環境對待中國市場已非友善，妄想用金融資本嗎啡作為經濟成長的驅動力，明顯是不如預期。
希望台灣的產官學研看待對岸經濟問題時，能受益於「中國的社會融資規模與廣義貨幣供給衡量的發展作用呈現倒 U 型關係」的啟示。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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