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國領袖為何擁抱恐怖主義?答案或許和「監獄」有關

伊斯蘭國領袖為何擁抱恐怖主義?答案或許和「監獄」有關

10 月 27 日,美國總統川普發表全國演說,證實伊斯蘭國(ISIS)首任領袖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於美軍在敘利亞針對他的突襲行動中,引爆身上炸彈自殺身亡。多次流言己歿的巴格達迪,真正地壽終正寢,更被川普戲謔稱「死狀像條狗」。縱使伊斯蘭國已滅國,但它轉為地下組織繼續生存,在各成員分散行動,各有各做之下,哈里發只是一個具象徵意義的精神領袖,因此巴格達迪之死,並未把伊斯蘭國完全根除。

礙於資料有限,其實坊間都對這位哈里發的生平不太了解。雖然研究伊斯蘭國者眾,但認識巴格達迪的人卻不多。到底平庸的他,如何搖身一變,橫掃伊敘兩國,影響力無遠弗屆,成為全球最大恐怖組織的頭目呢?查閱這位人物的生平,可找出他與其他恐怖組織頭目的相似之處──歷經牢獄之災,驅使他們走上極端之路。有趣的是,在學術領域上,近年不乏從此角度研究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相關資料。

監獄:散怖宗教極端主義的溫床

近十數年,研究恐怖主義的論述從政治角度,橫跨到不同層面。從前,有政治學者會研究「社會經濟條件」或「外國勢力入侵」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宗教恐怖主義產生,但直到近年歐洲輸出不少「聖戰者」,前者或只適用於中東北非(MENA)地區,後者論述則不攻自破。

研究歐洲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政治學者羅伊(Olivier Roy) 就從社會層面出發,認為歐洲移民後代因出現身份認同危機及陷入虛無主義(nihilism),而慢慢走向極端,更認為癥結並非「伊斯蘭激進化」(radicalization of Islam),而是「激進主義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radicalism),宗教只是手段,內心卻擁抱本質反宗教的恐怖思想。另外,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則從心理學分析,透過個人經驗及社會規範等,分析宗教極端化的成因。

最近,筆者讀了些分析監獄與宗教極端主義有何關係的論文,例如由英國智庫「激進主義與政治暴力國際研究中心」(ICSR)出版的政策報告,及研究恐怖主義的美國學者 Gabriel Rubin 的「反恐戰爭中的監獄與宗教極端主義」,都分析了兩者關係。

前者報告提及,在監獄中容易步入極端主義有兩大成因。第一,監獄空間把來自五湖四海的犯人聚在一起,有刑事罪犯、恐怖主義者、政治犯等等,不同背景的他們在互相影響下,有機會在牢獄中結盟;比如說,熟能生巧的罪犯會教授政治犯一些犯罪策略及如何製作武器,反之後者會灌輸一些政治意識予本身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刑事罪犯。

第二,監獄是缺乏安全感的場所,就像霍布斯眼中的「自然狀態」,人人都容易感到被孤立、排斥;因此,監獄氛圍令個人易於接受不同訊息──包括極端好戰性質的伊斯蘭主義。為了尋找安全感,繼而聯群結黨,變得反叛,投身恐怖活動,更使監獄成為招攬、動員「聖戰士」,以及發展意識形態的最佳場所。

至於 Gabriel Rubin 的觀點,與前者大同小異,但於宗教在監獄的角色著墨較多。他提到恐怖分子容易利用宗教,接觸本身沒有宗教背景的囚犯,去滿足他們的心靈空虛及不安全感,讓他們連繫起來,姑勿論這些囚犯本身是否信徒。他們是否真的相信伊斯蘭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由聖戰恐怖分子詮釋的宗教論述,為的是得到別人保護。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中東北非地區的環境,更易令囚犯走向宗教極端主義。Gabriel Rubin 引用研究指出,高度設防的監獄環境下,囚犯經歷的痛苦更大,因此容易令他們決志相信,或更篤信宗教極端主義,信仰成為他們在痛苦掙扎中的一點生存意義。基於當地政治脈絡,與宗教有絲毫背景的階下囚,往往被政權當作政治異見者般嚴厲對待。透過被凌辱、虐待,囚犯更堅信政權(或宗教極端主義信徒以外的人)都是不道德及邪惡的,燃點他們的報復心理。

另一有趣的是,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等比較充斥宗教極端分子的國家中,他們與普通罪犯經常在獄中一起囚禁,因而互動較大,前者更容易向後者散播思想。例如,獄中的宗教極端神職人員,往往會以帶領「星期五禱告」作掩護,向正常犯人輸出思想及招募新人。

圖/Shutterstock

為何巴格達迪擁抱恐怖主義?

若了解過去恐怖組織主要人物的經歷,不難發現監獄是他們鞏固意識形態的地方,坐牢經歷是他們走上恐怖主義的轉捩點。較早期的代表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前領導人庫特布(Sayyid Qutb),他因為被控企圖推翻當時埃及總統納塞爾政權而被判監 10 年,其後更於 1966 年被控暗殺總統而遭判死刑。其被喻為播下宗教極端主義種子的著作《里程碑》,是他在牢中撰寫的。艱苦的囚禁環境,成為他發展、充實理論的地方。

往後的恐怖組織領導人,也有相似的經歷。過氣恐怖組織「基地組織」第二任領袖札瓦希里,在 1981 年因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沙達特的任務,被判監 3 年。有論者認為,此段經歷成為了他由溫和派步入極端主義的轉折,此前札瓦希里並不熱衷於暴力抗爭(或聖戰)。札瓦希里曾說,獄卒經常對他使用酷刑,包括鞭打、毆打、電擊及使用野犬攻擊。在獄中受到不公平對待,使他與恐怖組織愈走愈近。出獄後,他遠赴阿富汗參與對抗蘇聯的聖戰,更在那時認識賓拉登,從而奠定他日後的發展。

另一位著名的例子就是扎卡維,他是「統一聖戰組織」(伊斯蘭國前身)的創立人。他生於巴勒斯坦難民營,長於約旦,家裡十分貧困。自從他在 17 歲那年父親死後,他漸漸成為一位小罪犯,後來更因性犯罪而被送進獄牢。1988 年,他在一次全國特赦中被政府赦免,他便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在戰爭中,開始受到極端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感染,回國後嘗試推翻約旦皇室,卻失敗而再次被捕。據聞在獄中,扎卡維背熟了整本《古蘭經》,在監獄逐漸激進化,鞏固了他的聖戰思想。

回到巴格達迪,其實他於早年只是一位平凡無奇的伊斯蘭研究博士生,在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時,他只在一座清真寺中擔當阿訇,與基地或其他相關恐怖組織無任何來往。然而,一切的轉變在 2004 發生,他因被懷疑參與一次由反美伊斯蘭遜尼派組織策劃的暴動,被美軍拘捕,並被關進惡名昭彰的布卡營(Camp Bucca)。

布卡營被稱為「未來伊斯蘭國領袖的大學」,因為多名信奉伊斯蘭遜尼派的海珊時期前政府軍官也曾被關進這裡,後來他們更成為伊斯蘭國高層,包括圖爾克馬尼(Abu Muslim al Turkmani)、阿德納尼(Abu Muhammad al-Adnani)、比拉維(Abu Abdulrahman al-Bilawi)等等。因此,巴格達迪在這半年的監獄生活中或受到他們的思想薰陶,建立聖戰的人際網絡,學習組織技巧等等。《衛報》形容這段時期是巴格達迪由「虔誠穆斯林」變成「聖戰士」的過渡期。出獄後,果然他立即參加伊斯蘭國伊拉克分支,更在 2010 年成為該組織領袖,後來在 2014 年自稱哈里發。

結語:不公平的痛苦經歷令人步入宗教極端主義

以上例子,雖然顯示出極端宗教聖戰組織主要領袖都曾歷經身陷囹圄之苦,但並無一定證據顯示他們走上極端化的轉折點是在監獄時期。然而,或多或少會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些地區,監獄可能是讓囚犯感覺浴火重生的地方,他們透過投身「聖戰士」行列,尋獲身份認同,脫胎換骨。在他們眼中,何謂正統的伊斯蘭教,其實不太重要,關鍵是他們如何粗疏地詮釋它,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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