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國思維」凌駕「島國性格」──為什麼出外闖蕩的我們,常會帶著「萬般不得已」的悲憤?

當「大國思維」凌駕「島國性格」──為什麼出外闖蕩的我們,常會帶著「萬般不得已」的悲憤?

編輯前言:在【跨出同溫層,針鋒不相對】這個系列專題中,我們從《換日線》目前 200 餘名分別旅居世界各國,年齡、背景、所處產業與生涯階段皆不盡相同的專欄作者開始,針對特定議題,溝通彼此想法,並整理為專題文章──不論「合著」、「對話」或「對辯」,溝通的目的在深化彼此的相互理解,更在嘗試凝聚共識──我們希望藉此方式,在不同的「溫層」之間「異中求同」,並能讓今日時常陷入「各說各話」的議題討論,逐步聚焦。

本文由任職金融、法律領域的郭誠涵律師和任職科技業的 Mark Chih(同時為 WorkLifeinJapan 共同創辦人)共同完成。具多年國際求學、職場經驗的兩人回望台灣,對談「台灣經濟發展停滯及其成因」、與其直接或間接造就的「逃離鬼島論」等議題後,發現彼此有一共同觀察與想法:或許,與台灣實際狀況脫節,卻持續深植人心的「大國思維」,正是上述現狀的成因之一:

這次對談的討論,其實可以從一句話開始。

曾任美國運通台灣區總裁、亞都麗緻大飯店總裁,現任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的嚴長壽先生,於《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一書發表會上,說過這樣的一段話:

「台灣一直被夾在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等大國間,我們一直用大國的尺度,錯誤地丈量自己,造成各種施政亂象──台灣過去因為經濟成長,自認為是經濟大國,但其實只是一個小國,政府應認清自己的角色,展開『重新定位』的革命。」

作為長期旅居在外的台灣人,從外回看台灣,並嘗試與其他國家的制度進行比較時,我們也發現,台灣的歷任民選政府,的確時常以一個「大國」的思維方式,制定許多對內、對外的政策。以一個人口、土地面積均屬「中小型」的島國來看,這種與實際情況衝突、扞格的執政方式,似乎更是造成台灣經濟現有問題的原因之一。

嚴長壽先生這段話,雖然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台灣形成「大國思維」的主因,但卻點出了一個如今台灣社會「思維與實情」不協調的關鍵問題。

一、「大國思維」來源的假設

如果單從表象來切入,探究所謂台灣如今「大國思維」的起源,似乎應該落在「國共內戰」之後,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灌輸於台灣的政治教育:

中華民國,其原意涵蓋著「清朝政府統治時期的中國領土」。而此詞,至今也還是我們的「正式國號」,並且烙印在每一個台灣人的護照上。但實際考察,無論是如今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觀認定;還是台灣的政府如今在客觀事實上「實際控制」的領土,都與這個「中華民國」的涵義大有出入(註)

撇開台灣和中國目前的政治關係、無論我們是抱持著「統」或「獨」的態度,都不可否認國民黨自 1949 年退居台灣後的長期執政下,其(當年的)政黨核心信仰(如反共復國、中(華民)國的法理正統性⋯⋯等)和與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背後自然傳遞的「大國思維」,對台灣直至今日的政治和經濟相關思維,均持續產生影響。

而即便往昔許多國民教育中的政治宣傳內容,已經在如今的教育制度中被刪除、淡化,本土意識更從「黨外運動」到「政黨輪替」的種種思潮轉變下,開始高漲,但亦難免有會因為「愛台灣」、「台灣優先」的情懷「過度上綱」,加上前述的「大國思維」潛移默化下,產生拒絕借鏡/借鑒外國經驗的過度自滿心理──簡而言之,對台灣在國際上定位的「認知不協調」,恐怕仍瀰漫於自 1949 年後至今,在此地生活的數代人們心緒之中。

而從 1970 年代開始,當台灣經濟起飛,並且開始出現海外留學的風潮之時,最受歡迎的「取經」之地,亦是所謂「大國」──即美國、英國、日本等。從那時候開啟的風潮,至今依舊沒有退卻。近年火熱的「借鏡歐洲」,如對北歐瑞典、西歐荷蘭等的仰慕與參考,則是自研究「小國思維」之時,才開始於國人之間燒起,得到注重。

二、「大國思維」帶來的第一個跟斗

大國思維,究竟在實際上造成了什麼影響呢?我們從千禧之年,1990 那個年代的兩個方面談起。

其一:中國市場開放,開始引發了大量台商「進軍」中國。

如同換日線作者、前麥肯錫研究員劉庭安在《台灣經濟大敗局:1990 年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中所描述的:台灣作為一個後發展工業國家,理論上在其發展過程中,應從原本加工出口導向的第二產業因為新出現的、其他更低價的加工出口經濟體所給予的壓力,從第二產業而轉型成以服務和創新為主的第三產業(即服務業)、「第四產業」(第二產業的乘方,主要意指高度知識密集的精密製造、科技製造業)和第五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

但中國市場的開放,讓台灣產業缺乏轉型誘因,反而為這場原本應該發生的「產業升級」帶來了阻力,導致台灣產業如今甚至可被歸類為「失敗的轉型」。

除了全資的台商企業陸續「進軍中國」,更有許多台籍主管因為語言的優勢,和相對「懂得中國文化、風俗」,被外商聘用空降為當地的主管。90 年代前後,台灣人遂在中國大陸各大城市建立起自己的「台商圈」──台灣人傾向住在附近、進口台灣食品飲品、裝台灣的電視台。

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開放初期,由於兩岸語言上的共通、台灣當時於經濟實力與國際化等面向的相對優勢,以及部分對岸人士對台灣保存的(中華)文化有著歷史情感或嚮往,當年的「台商圈」發展十分順利,甚至還在中國本地,引起了「哈台」風潮和另類的銷售市場。

不可諱言,早年的台商和台籍主管們,在中國撈的「第一桶金」,有很大成分是由於台灣(中華民國)和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所帶來的邊際效益。甚至有些老派的台商在投資大陸時,還不一定抱有「拓展國外業務」的心情,而僅是自認走入一個「語言、文化沒有障礙」的市場、或甚至「拯救苦難老鄉、同胞」。

因此在 90 年代前後,多數台商或台幹,即使面對中國如此龐大的市場,「大國」的心態或思維,可說依然沒有改變,甚至更為加深。

但隨著時序推移,台商在中國的影響力從當時的起飛、繁盛到如今的日漸衰微,顯然證明當時的「自信」,已不再適用於當代環境。但這背後的思維,對台灣諸多產業擴展到其他海外市場時,仍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因為中國市場的開放,台灣產業缺乏轉型誘因,導致台灣產業如今甚至可被歸類為「失敗的轉型」。圖/humphery@Shutterstock

三、挺過亞洲金融風暴位列「四小龍之首」,卻錯失了正視問題的轉型良機

其二:亞洲四小龍的「另外二龍」,轉型之後側面襲擊,間接影響台灣經濟。

除了中國市場的開放,90 年代到千禧年間,也是「亞洲四小龍」時代走向終結的關鍵時期:當年和台灣被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韓國以及新加坡,也都是典型的後發展工業經濟體,並且也均在 1990 年代,面臨轉型的壓力和挑戰。

尤其在 1997、98 年間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了香港、韓國、新加坡的經濟──當時已是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由於同時面臨「回歸大限」的政經變局,之後一共花了整整 10 年,才讓人均 GDP 回到 97 年水準;新加坡的匯率大幅震盪衝擊金融業、對外貿易,多家本土大型銀行更面臨財務危機,必須仰賴政府接管與重組;韓國更直接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緊急救助貸款,代價是其經濟政策必須接受 IMF 的監督與干預。

相較之下,台灣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創輕微(央行出手大幅干預外匯交易),卻似乎也因此讓我們少了必須「體質徹底改革」、「產業大幅轉型」、「向外多元發展」的危機意識。

曾於亞洲金融危機時得意於「亞洲不倒翁」、「四小龍之首」的稱號──但 20 年過去,我們如今的對外競爭,卻也正因當年的「安然無恙」錯失經濟轉型、改革良機,像是踢到了大鐵板。

昔日同屬「亞洲四小龍」的競合「同儕」,在歷經慘痛的金融風暴衝擊後,均重新定位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改革體質、向外拓展:積極對外擴張的韓國,如今已在東南亞具有舉足輕重的佈局,「插旗」插得讓當地台商幾乎無招架之力──韓國知道自己「小」,因此選擇傾全國之力「集中火力」在重點產業上擴展經濟局面,政府奧援巨型財團向外開發、爭奪資源。此舉雖然同樣造成國內分配的嚴重不均等問題,但其於開拓海外市場上急起直追佈局已久的日本,更非僅如台商般的「踩點」亦是事實。

新加坡的轉型也類似:透過刻意為之的寬鬆金融管制與稅務政策,加上積極的國際獵才,也成功地繼香港之後,成為東南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另一個金融重鎮。

如今唯一和我們面對面,一同「束手無策」的,則是香港:曾於 2000 年代受惠北京政府的 CEPA「讓利」,挺過主權移交加上金融風暴的經濟衝擊,香港今日卻開始因大陸地區人口的大量湧入、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日深;政治、社會上應運而生的變動;「自治權」的收緊;和新競爭者(包括上海、深圳與北京)的一一出現,其於亞洲的政經地位,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但如今的困局,實為香港人的「非戰之罪」。

反觀台灣,基於上述「台商外移大陸繼續從事第二產業」與「未曾出現重大考驗,缺乏(主動或被動的)轉型動能」的兩大因素,很顯然地在過去 20、甚至 30 年間,「拼經濟」常常只是口號或因循過去的「成功方程式」。背後「不需要改變」的想法更是深植產業界、甚至一般人的心裡──這無疑是「大國思維」的另一層體現。也造就了論者常謂「溫水煮青蛙」的經濟停滯現狀。

甚至,當如今政府終於痛定思痛,推出了所謂的「新南向政策」,其背後的「大國思維」,仍本質性地影響著我們的國際經貿政策、與產業的發展策略:

從換日線作者何則文《台韓情勢十年大逆轉:在越南,看見韓國「可怕的」南向經濟戰略》一文中所描述的「台商情況」即可以參見──不曉得是在投資中國大陸時嘗到了甜頭,或是本質上對於國家定位的混淆,抑或是兩者微妙的摻雜──台商在越南的投資策略,基本上和早期在大陸的投資策略幾乎一模一樣:「上對下式地『投資』、『開發』當地」;建立自己的「台商生態圈」;相對排斥學習當地語言、文化、風俗⋯⋯凡此種種,都成為真正融入當地社會的主要障礙。

四:別說「狼性」,為什麼台灣人不能有「島性」?

如今,面對垂垂危矣的台灣經濟 ,「鬼島」、「快逃」等負面詞語,廣泛地出現在各大媒體和青年就業者間,成為對現狀不滿的發洩與嘲諷。

然而,回到此文最初的起點:作為一個中小型的島國,其實我們的產業必然會受到資源的限制,產業鏈亦必然不會完整。因此,作為島國,無論是透過人力輸出或經濟版圖、外貿商品的擴張,「向外拓展」其實不只是必然,甚至是必須的抉擇。

但為何如今許多新生代的年輕人,卻非抱有出外闖蕩的雄心,反倒是夾雜著悲憤與自卑的情緒,總像是背負著「國家政治失敗」、「國家經濟失敗」的「萬般不得已」?

背後,可能還是隱而不顯的「大國思維」──若自己未來的方向並非「更先進大國」如歐美,彷彿就像是「被流放邊疆」、「到鳥不生蛋之地開墾」般地不甘心──殊不知何須談論「狼性」,只要換一個心態,擁有向外開拓更多機會的「島性」,讓台灣隨著你我的努力與世界諸國更對等、更密切地連結,彼此截長補短相互學習,自能開創台灣的新局。

無論是國家的思想調整,還是具體落實到教育改革上,要根除所謂的「大國思維」,其實都不是數年內可以完成的工作。甚至僅有時間還不夠,恐怕需要更具備危機意識、或甚至一如當年韓國面對亞洲金融風暴時如「天塌下來」般的慘痛感受後,才可能對現狀徹底檢討、促成變革。

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如今青年世代之中許多人悲鳴的「鬼島」論調,背後與其說是「唱衰台灣」,不如說更多的是一種對於當前國家社會前景、經濟展望、國際地位的持續下滑,看不到回升跡象,並且暫時不會有結局之狀態,痛苦的吶喊。

如今,與其寄望任何政黨的執政者「力行改革」,或許我們更可以從自身開始做起──所謂「有起有落」,是人、企業、乃至國家的必然趨勢。固然在面對大環境如此衰落、停滯的過程中難免讓人痛心,但在當下除了「先求自保」之外,更多的是儲存實力,等待天色交接的關鍵時刻。 

因為當黑暗過後,若要迎接破曉,必然需要新的力量出來掌舵。

註:另一個主要在台灣當今社會焦點,即對「台灣」和「中華民國」歸屬與認同的之爭論。

《關於作者》

郭誠涵/微光日常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學士、荷蘭萊頓國際稅法碩士。 
居住過的城市:台北,北京,上海,鹿特丹,萊頓,阿姆斯特丹,東京。 
專業吃貨,業餘律師。

Mark Chih/希言自然
臺灣出生。14 歲遷居加拿大,拿了電腦學位卻碰上了 dotcom 泡沫。好不容易找到了工程師的工作,卻對前途感到渺茫,跑去美國念 MBA。 結果又在畢業那年遇上了金融風暴。操著半吊子的日文,跑到日本協助日商開拓海外市場。八年之後轉職到在日外商, 擔任策略合夥開發。 

工作之餘,和一群在日的臺灣專業人士經營 WORKLIFE IN JAPAN 。其他的時間在煩惱英日中粵四聲道兒子的教育問題。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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