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右翼軍國主義思維基礎從何而來?──兼評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日本的右翼軍國主義思維基礎從何而來?──兼評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今年 5 月在筆者造訪日本進行短期研究時,東京市區的一些景象特別引起了筆者的注意。首先是假日午後的上野街頭,一輛插滿各式右派軍國主義標語的宣傳車就直接停在人潮擁擠的上野站前,車上的人激動地向周遭的人群發表相關的談話。接著筆者走訪了一趟靖國神社,看到一旁的博物館入口處展示著一架與真實大小相同的「零式戰鬥機」模型。在玩具店裡,更是陳列了整組的日本帝國海軍艦隊模型。

雖然就筆者所知,日本的學術圈有為數眾多關於二戰歷史反思的著作,但就這些東京街頭實際的所見所聞看來,日本普羅大眾對帝國主義的反思依然相對薄弱,而這一切現象背後的思維是如何運作的呢?在閱讀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後,似乎找到了一些解釋這些現象的線索。

玩具店內的日本帝國海軍艦隊模型。圖/王敏而 提供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的謬論

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以下簡稱《肯定論》)中,林房雄嘗試提出一種「日本史觀」,認為大東亞戰爭不只是 20 世紀上半葉的戰爭,而是從 19 世紀中開始,長達一個世紀的戰爭,其起源甚至早於明治維新。透過這種史觀,林房雄希望日本歷史的敘事可以跳脫美國「民主戰勝法西斯」、蘇聯「英美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的衝突」、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遭遇慘痛挫敗」三種常見史觀的歷史敘事,為「日本為何走向戰爭」這個大命題提出一個源自日本內在歷史脈絡的解釋。

雖然林房雄也強調《肯定論》並不是要「合理化日本至今所走的腳步」,但筆者認為「合理化日本」的確是《肯定論》中最核心的概念。因為在林房雄的史觀中,長達一個多世紀以來日本與其他國家的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均被詮釋為日本在面對西方國家的侵略時不得不為的自保行為。換言之,這種史觀背後隱藏的意識形態是:日本所有的戰爭全部都是被動性的參與,因此戰爭的責任都不在日本,而在其他國家。二戰結束後的東京審判更被林房雄評為「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復仇」(頁 165),從而全盤否定。

在林房雄的論述中,日本被檢討只是因為戰爭結果失利,而不是日本真的需要承擔什麼責任。這種說法,筆者認為「對」也「不對」,且「對」與「不對」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如果林房雄認為將戰爭的責任因日本戰敗而完全歸咎於日本是個謬論,那麼相對地,將責任從日本身上撇除得一乾二淨,並認為一切都是戰勝國的陰謀也同樣不是中肯之論。

戰勝國就沒有責任嗎?

但林房雄的確提出了一個相當值得思索的問題:「為什麼戰爭的責任永遠只能依據成王敗寇的邏輯來由戰敗國承擔呢?」戰爭,特別是像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在全球尺度下都造成深遠影響的戰爭,是所有參戰國的歷史共業,日本固然不應承擔所有的責任,但也無法如林房雄所說的置身事外(長達 600 頁的《肯定論》一書中,沒有任何的篇幅討論到日本究竟該為戰爭負哪些責任)。

若借鏡德國的經驗,電影《紐倫堡大審》對這個問題便曾做出相當深刻的反思。而由此延伸出來的下一個問題是:「這種邏輯又對當前的世界產生了什麼影響?」關於這個問題,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討論,二戰的勝利使英國的帝國主義未曾經歷全面性的反省,而這很可能就是脫歐的遠因。換言之,二戰後重建的秩序與失序,至今依然相當廣泛地影響世界。

關於這個世界,我們需要更加全面的反思

回到文章開頭筆者在東京街頭的經驗。看著軍國主義的狂熱再次於日本社會崛起,背後甚至有諸如《肯定論》這樣的論述嘗試合理化一切;近年每當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時,也引起國際輿論大加撻伐──但在一隻手指指著別人時,同時有另外四隻指著自己,在批判這些極右翼思維/行為的同時,我們又可曾嘗試放下以勝負定是非的歷史敘事邏輯,更加全面性地反思,是否自己所持的意識形態,也成為極端民族主義共犯結構中的幫兇呢?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何承祐

Photo Credit:(上野車站外的宣傳車)王敏而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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