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惰性,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思考的惰性,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季在上周精彩完結,佳評如潮,也吸引了許多來自台灣電視劇產業、劇情解析,乃至於道德哲學等不同視角的評論。但筆者認為這些劇評往往忽略了《與惡》一劇中的許多設定,諸如隨機殺人、法扶律師、弒血媒體……等,都是清楚地脫胎自曾在台灣發生的真實社會事件。因此,本文採取「脈絡式閱讀」的評論方式,將《與惡》劇中的角色和事件對應回台灣真實的角色與事件,討論到底是什麼拉近了台灣人與惡的距離。

(以下文字包含劇情內容,請讀者自行斟酌是否繼續閱讀。)

隨機殺人犯:鄭捷

李曉明的隨機殺人、入監後冰冷的態度、從犯案到槍決歷程兩年,甚至是在槍決前晚了一步的非常上訴,都清楚的指向李曉明這個角色的原型,是 2014 年犯下捷運隨機殺人案、2016 年遭槍決的鄭捷。

鄭捷案所掀起的討論,不僅是在案發的當下與槍決的時刻,更可以說完全深入了台灣社會的 DNA 之中。2018 年,又有網友在 PTT 上發文討論鄭捷事件,並企圖丟出許多思考性的問題,好比:處死鄭捷的一片激情過後,我們得到了什麼?

然而該文下的回覆內容,大多是對這些提問的視若無睹,只是不斷重複著固有的意識形態:「殺人償命是真理」、「支持引入鞭刑」、「鄭捷死了,還有很多該死的沒死」……這類認為嚴刑峻法是匡正台灣社會最佳良方的留言。

回到劇中,槍決李曉明之後,宋喬安就真的脫離受害者家屬的情節,得到心靈的平靜,不再傷痛了嗎?沒有。劇中宋喬安的作法,反而是透過自己的職權,大肆消費「獨家報導」李大芝進行報復,也才導向後者一句振聾發聵的台詞:「你們殺的人沒有比我哥少!」這個情境與上文中網友的留言兩相對照,浮現了濃濃的既視感。

那麼如何才能跳脫這個負面循環呢?《與惡》劇末也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在李曉明和受害者家屬彼此都願意放下心中的包袱後,雙方進行所謂「修復式會談」──這樣當然無法讓失去的生命起死回生,但至少是一個放下仇恨的開端。

圖/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專頁

弒血媒體的共犯結構:台灣閱聽人

「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這句台詞從《與惡》劇中的 NEWS 哥口中說出,乍聽之下格外諷刺,但實則蘊含了媒體從業人員滿滿的無奈:很明顯,許多記者也知道速食新聞的內容不夠全面,流於表象;但無奈的是,偏偏這就是觀眾買單的內容,從而造成了速食新聞的不健康生態。

上面這段文字,是許多台灣人都可以輕易提出的批判,但是當一隻手指指著別人時,許多人往往忘記另外四隻手指指著自己。在台灣,人人都可以道貌岸然地批判媒體失能,那麼台灣的閱聽人又傾向接受哪些資訊呢?

2018 年,燕子颱風重創日本,甚至讓關西機場聯絡橋被油輪撞擊,使得機場聯外交通中斷,旅客受困機場內。這個時候,突然有消息傳出「中國駐大阪總領館派 15 輛巴士前往關西機場,營救受困中國旅客,台灣旅客若自稱中國人可以上車」。在媒體的即時放送之下,一時之間批評台灣駐日單位辦事不力的言論蜂擁而至,但事後發現這個消息根本是有意為之的假新聞。

為什麼媒體對於這樣的消息完全沒有求證,就選擇播出?《與惡》劇中類似的場景,提供了原因:在聽到「泰國普吉島發生爆炸」的消息之後,雖然沒有任何證據、沒有現場畫面,也沒有目擊者的說法,但各家媒體爭先恐後的報導此事,品味新聞也只能別無選擇的跟進。

隨後泰國政府表示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大大的賞了所有新聞台一個耳光;但在「別家都已經報成這樣了,我們怎麼能不播?!」的時間壓力下,現在不播等於沒有收視率,新聞台怎麼會有時間先查證呢?

因為閱聽人的速食主義,造成報導水準的普遍低落,但這些水準不足的訊息,卻又被閱聽人照單全收,從而共同形成假新聞的共犯結構。許多台灣閱聽人,在看似正氣凜然的指責台灣媒體水準低落的同時,又可曾反思自己又花了多少心力,去分辨這些新聞的品質呢?

是什麼拉近了我們與惡的距離?

回顧上述兩個例子,可以發覺其中的共同之處:關於思考的惰性。在面對「如何讓類似鄭捷的案子不再重演」這個嚴肅的命題時,卻可能只會得到上文中提及的各種既有的意識形態,又或者更不負責任的質問提問者:「丟出這個問題,然後呢?」顯然這種質問背後的指導原則就是「給我答案,不要叫我思考」。

在面對關西機場新聞時,第一時間對媒體提供的訊息照單全收,毫不思考真偽,便直覺式地加入批評駐日官員的陣營,事後再指責媒體沒有盡到求證的責任──彷彿只要指著別人的不是,自己就是「正義」的一方,而非假新聞結構中的共犯。

很明顯的,思考的惰性,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我們與惡的距離臉書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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