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就不能挑戰嗎?牛津座談會教我的事

大師就不能挑戰嗎?牛津座談會教我的事

2018 年 5 月初,三位日本「京都賞」(Kyoto Prize)的得獎學者來牛津進行專題演講,其中包括一名重量級的音樂學家──塔魯斯金(Richard Taruskin)教授。除了公開的演講外,在演講隔天,塔魯斯金教授特別在音樂系安排了一場座談會,讓系上的學生可以近距離與大師互動問答,而筆者也把握機會在有限的時間內,針對大師的著作內容進行提問。

但帶給我啟發的,與其說是講者的回應,不如說是來自牛津大學「整體的學術思辨氛圍」。

以下分享座談會中,我與大師問答的過程與「後續」。不可避免的,本文中會出現一些音樂學專業的概念,針對專有名詞,筆者會在註解中有更多的說明:

一段可能不夠完整的「回答」

我的提問如下:

「在 20 世紀後半葉中問世的許多前衛音樂作品,已經有許多音樂學者討論過這些作品在政治層面的言外之意(註1);但相較於此,演奏風格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則少有學者討論。您在《文本與展演》(Text and Act)一書中曾提及:「歷史還原演奏」(Historically Informed Performance, 註2)不只是一種「歷史正確」的風格,更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演奏風格。因此想請問您的是:我們可以如何討論「歷史還原演奏」與冷戰政治的關係?」

聽完我的問題,大師沉吟了片刻,開始回溯起他的生命經驗,摘要如下:

「在我還年輕的時候,當時冷戰的對立,是讓全世界的人都相當窒息的,特別是古巴飛彈危機的時刻(可以參考電影:《驚爆 13 天》)。因此在那個時候,音樂成為一種社會大眾逃離對現實生活恐懼的一個出口──這種氛圍影響了作曲的風格,也影響了演奏的風格。

最後塔魯斯金教授還問了一句:「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其實在場的與會者(包括筆者在內)都知道,其實大師並沒有正面回答到我的問題,但我猶豫了片刻,仍簡短地回答:「有的,回答了一部分(Yes, part of it.)」。

圖/shutterstock

「為甚麼你不追問下去?」

座談會結束後,同學跟我說:「你的問題很精彩,但大師沒有回答到啊!為什麼你沒有繼續追問下去呢!?」我下意識地回答:「難道我應該直接回說:完全沒有回答到嗎?」同學理所當然地回應:「對啊!如果真的對回答不滿意,為什麼不說呢?」

這時我才驚覺:「為什麼在那個脈絡下,明明知道自己的問題沒有被回答到,卻又好像礙於對方的『大師』頭銜,而放棄繼續追問下去的機會呢!」

後來我自我省思了一番,才發現原來長期以來,自己可能在華人社會中「與人為善」以及「尊師重道」的大環境氛圍影響下,即使知道自己得到的答覆不盡滿意,卻因為對方是「大師」就習慣性地接受,而非挑戰其論述。

然而這種「不求甚解」或是「服從權威」的習慣,卻並非真正做學問該有的態度。更有甚者,若是因為這種習慣而屢屢放棄進行更加深入討論的機會與權利,這種行為除了不會被同儕視為「美德」以外,反而可能被認為是「對於學問態度不夠嚴謹」的一種表現。

雖然只是一場簡短的座談會,與同學一個會後閒聊時的回應,卻是一個給我對「做學問」態度的啟發。

註1:在冷戰的政治結構下,音樂創作也被認為是冷戰意識形態下的一個環節。歐美學院中較為晦澀的當代音樂作曲技法,是為了區別與蘇聯的音樂美學「音樂服務於人民」間的差異。

註2:「歷史還原演奏」起源於20世紀初。這個潮流中的演奏家主張:為了正確的重現早期音樂(一般而言指巴洛克、古典時期以前的音樂),應該要想辦法以當時的樂器進行演出,例如使用大鍵琴演奏巴哈的音樂;弦樂則使用以羊腸製成的弦;管樂使用按鍵系統未經改良的樂器⋯⋯等等。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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