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獨立記者】金其琪:當自己的「專案經理」、找自己的「主線」,往現場去

【作為一位獨立記者】金其琪:當自己的「專案經理」、找自己的「主線」,往現場去

花蓮的阿美族祭師巴奈·母路。圖/金其琪 提供

文:金其琪

接到 SOS reader 與換日線的合作邀請時,我誠然有點驚訝。尤其是要談作為獨立記者的事與自己的記者職涯,我覺得在真正開口之前,必須先坦白告訴大家:我做獨立記者其實只不過半年時間,整個作為媒體從業者的職涯,也才兩年半而已,資淺得很。

也許我的產量算比較高,最多時曾一個月寫了近 5 萬字,也幾乎不寫 5,000 字以下的文章,這才給大家留下一個「老是出現」的印象吧。

我是因為 gap year 的原因,才成為獨立記者的——我出生在中國的東南沿海,2015 年夏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完碩士,就加入彼時也才剛創立的《端傳媒》,一年半之後,轉職到金庸創辦的老牌媒體《明報周刊》,直到去(2017)年 9 月才離開香港,準備用一年時間再進修。

「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我大學時很喜歡的一本書中有一篇章,是葡萄牙人佩索亞(Fernando Pessoa)所寫,標題就叫這個。我想這可能也是讀者會對隱藏在故事背後的獨立記者,也就是「旅行者本身」,產生興趣的原因——

這個人到底走了多遠的路?她都帶回了些什麼?

每個獨立記者,都是自己的「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

我是一個對人生沒有太多規劃,也不太願意按部就班的人。可是有一件事我卻不得不接受,也是在媒體機構做全職記者和做獨立記者的最大不同,就是獨立記者需要做自己的「專案經理」(Project Manager),簡稱 PM 。 

PM 這個詞,在新媒體與數據新聞快速興起的這幾年頻繁地出現,原本是一個與編採部門分工合作、統攬大局的重要職位。

簡單舉個例子,我為《端傳媒》做過兩個線上民調/遊戲/互動頁面:第一個是我全職時做的,關於中國大陸在香港的「港漂」政治傾向與生活的調查;第二個是去年秋天作為特約撰稿人做的,關於菲律賓籍的家庭傭工在香港的「雙面生活」

菲律賓女傭專題。圖/金其琪 提供

在香港的菲律賓女傭中流行的愛情小說。圖/金其琪 提供

做菲律賓女傭的故事,把香港這間環球大廈商場的每間店鋪走透。圖/金其琪 提供

這兩個項目,都是由我與編輯負責專題的內容生產,再由 PM 來擔任我們與攝影師、工程師、設計師等其他同事之間的橋樑。PM 需要一次次與每一方的負責人溝通,找出大家都認為可行的呈現方法,例如:拍什麼主題的影片、以哪幾位菲律賓籍幫傭的故事作為漫畫的藍本、是否需要記者提供更多現場資料或是協助拍攝......等等,再衡量每個人手上的工作負荷,以安排每一環節「交收」的時間。

離開全職工作,意味著你就要「做自己的 PM」——這一次你手上的專案項目,就是作為撰稿人的你自己。

這些工作包括:為自己決定接哪些題目、不接哪些題目;把有限的時間和力氣放在哪個地區、哪種語言的媒體上;搞清楚什麼樣的題目、體裁適合供稿給哪家媒體;還有每一位合作編輯的核稿風格,每一家媒體的讀者定位......以及,你究竟想讓自己維持怎樣的產量,是要全年無休,還是某幾個月停產?

這考驗你的溝通能力,當然也包括作為記者的基本功,與採訪對象協調時間與地點的能力。

我曾經因為對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報導感興趣,自費到訪台北採訪,本想順路約訪一位獲金馬獎提名的導演,卻在對方經紀公司答應之後才發現,這位導演最近一個多月都會在北京宣傳,到她再回台北時,我已經不在台北,最後只好放棄。

而我最近訪問的胡德夫,則是原定在我上一次到訪台北時訪問,可對方正巧要專心錄製新專輯,我只好等到兩個月後,碰巧又有去台北的機會,才幸而訪到。這讓我體會到,即使與各家媒體的編輯都達成合作意願,但一次半個月的行程就帶回四、五篇人物訪問的好事,並不是那麼容易發生的。

去年 10 月去台北,是我第一次嘗試這樣做,最終也幸運地帶回三篇訪問,包括花蓮的阿美族祭師巴奈·母路東華大學的傅可恩老師,還有蘭嶼的女性紀錄片導演謝福美。密集的採訪安排和回家之後連軸轉的寫作,讓我想起一部我很愛的日劇《偽裝夫婦》,內田有紀飾演的角色,在劇中有這樣一句話:「要知道,隨心而活,是很辛苦的。」

在蘭嶼苦等飛機,也是積累採訪素材。圖/金其琪 提供

為中港台不同媒體撰稿的體驗

離開香港的這一年,我最難回答編輯們的問題變成:「你 base 在哪裡?」

是啊!給自己印製名片的時候,我也想過這問題,最終出來的版本像是「物流公司」:台北、香港、北京、上海——這當然是因為我貪心,想和中港台我欣賞的媒體都建立合作關係,於是用名片來告訴對方:「這些地方的題目,我都可以喔!」

半年努力下來,我的老東家《端傳媒》還是刊發我最多報導的媒體,此外還有台灣的《報導者》和《經典》、中國的《南方人物周刊》和《博客天下》,都是我小小嘗試的開始。

而「base 在哪裡」,非常影響獨立記者的接題範圍:

記者不是評論員,報導出來前,無疑需要抵達現場——不論是事件性的新聞,或是人物訪問;大到爆炸、槍戰、恐襲,小至一場大學民主牆上的論戰。現場,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因為現場往往有最集中的信息,你也可以抓到那些錄音筆和採訪提綱之外的東西。例如我在《明報周刊》做全職記者時,遠赴東非調查象牙盜獵,觸碰到被拔出的帶血象牙,聽到軍人踏在叢林裡的腳步聲。還有在香港被快樂的菲律賓移工們圍在中間的身體擠壓感,在花蓮嗅到阿美族祭師身上的米酒香味,在北京的單車製造廠見到令人不適的刺眼焊接光。

在北京採訪老單車收藏家。圖/金其琪 提供

如果不是在現場,我不可能獲得這些採訪體驗,直接令我的寫作少了銳度。

我選擇 base 在一個幾乎沒有具影響力的媒體會派駐記者的中國南方小城,僅僅因為這裡是我的老家,可以讓我比較沒有經濟負擔地居住,以脫離全職工作的勞累,有時間與精力準備進修。

但隨之而來的代價就是,我每做一個題目,都必須不停地飛。而計算收支,飛一次來回的旅費,通常都需要兩篇長報導的稿費才能賺回。我想,這也是我產量高的原因之一吧。(苦笑)

給三地的媒體撰稿,除了使用繁體中文、簡體中文以及各種英文名稱翻譯的不同(這是件大麻煩事),更要注意的是不同背景的讀者「閱讀底色」的不同。

例如,我為《博客天下》的中國讀者寫香港導演許鞍華的訪問,就必須多著筆墨解釋英治時期香港教會學校的狀況,才能讓讀者理解許鞍華的成長環境。再比如,為《報導者》的台灣讀者寫中國不允許某些「敏感歌曲」上舞台,就必須解釋什麼是「歌曲報批」。

當然,不同地區的媒體關心的議題也不同,在中國,我目前找到避開審查的方法暫且還有效,就是只寫文藝題材。至於我關注的其他政經議題,就留待我與港台媒體繼續合作吧。

搖擺的主線與母題

我做獨立記者後,曾宣稱自己「什麼都寫」,其實只是說笑。我相信每個寫作者都渴望為自己找到一條寫作的主線,一個纏繞一生的寫作母題。

我曾經寫,許鞍華電影的母題,是每個時代的漂流無根。在明報周刊採訪馬來西亞旅港的社運學者陳允中時,我定義他的「國際在地主義」是一種生命態度,乃至一種「流派」。

那我自己的母題是什麼呢?

剛到《端傳媒》時,我做的幾乎所有深度報導,都與在香港的中國大陸人,也就是「港漂」有關——我從民主牆的陸港學生大戰,寫到陸生賄選,再把 5,000 多人的民調都做出來,畫出「港漂」們對香港民主的態度圖。

可是,我難道只會寫這個主題嗎?到後來,我成為自由記者,也還是有香港媒體找我寫中國流亡在港的導演,中國媒體則找我寫嫁到香港 30 年的四川妹子——我發現這也許不關乎我「能」做些什麼,而是人們在渴望看到什麼時,更容易想到我。

我曾和朋友說笑,我說但凡是各家媒體找我去訪問的人,十有八九都不是簡單的一個名人、作家、導演、學者,一定是這個人身上涉及了什麼「邊緣、漂流、國族、身份、夾縫」,編輯才會找上我。朋友還建議我,以後可以把這類型的訪問集結成冊,書名就叫《邊緣、漂流、國族、夾縫》。

我想若真有這一天,不知可以請到哪位好朋友來採訪我一次,也好好寫一寫我身上的邊緣、漂流、國族、夾縫。這大概真是我的母題了。

「母題」之外,還有「主線」——也就是你擅長哪一些議題。例如許多主流媒體現在還這麼劃分的「教育線」、「財經線」、「時政線」、「國際線」等等。

由於在明報周刊時做的非洲象牙專題是我傾注最多心血之作,許多採訪時結識的好友還在不斷向我提供最新資訊,我曾想過,環境議題也許可作為我的主線。每個編輯腦海中都有個作者名單。對獨立記者來說,對外界確立自己的主線,能讓編輯快速、精確地定位你的接題範圍,好在需要的時候找到你。

但很快我就發現,我對寫作議題的興趣太廣,很難真的給自己確定主線。比如說,因為打算進修的研究興趣是南島文化,我最近寫了非常多的原住民訪談。

20 幾歲,最不怕的就是從零開始。反過來想,找不到主線似乎也可理解為:我還沒有不願去嘗試的議題,但願如此。

在這個新平台寫作,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回到開頭提過的葡萄牙人佩索亞,在「旅行者本身就是旅行」之前,他還寫了這一句:「生活全看我們是如何把它造就。」

《關於作者》

金其琪,自由撰稿人。前《端傳媒》、《明報周刊》記者,在中港台打著滾閱讀苦難,最遠去到非洲,不想一生只做講故事的人,步伐正邁向人類學。每天都在與自己的母題做和解,漂流、夾縫、國族、邊緣,然而未果。報導文章散見於端傳媒、明報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報導者、經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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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金其琪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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