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31 項惠台政策」之我見:居上位者請正視問題,別讓台灣「天然亡」在我們這一代

中國「 31 項惠台政策」之我見:居上位者請正視問題,別讓台灣「天然亡」在我們這一代

北京當局不知是否刻意,選在 228 這天公布的所謂「惠台政策」,按照主流媒體解讀,是「台商、產學、影劇全包了」。

消息一出,各方分析、評論紛紛出籠:多數人認為這無疑是針對台灣,拉高到前所未有層級的「全面經濟統戰」,同時更是衝著被視為有「天然獨」傾向的台灣青年族群(通常指 90 後,出生於民進黨首度執政前 10 年左右的世代)而來。

也有少部分人士,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惠台」政策,是因為中國「求才若渴」,台灣訓練有素的青年世代人才,正能夠填補目前中國在影視產業、學術領域、科技新創中需要的空缺,「如果有能力,自然全世界搶著要你。」(雖然我個人實在很好奇,這是哪來的天真想法)

1988 年元月出生的我,今年剛邁入 30 歲,可以說是屬於所謂「惠台」政策「積極爭取」的一代。以下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去一一分析所謂「 31 項惠台政策」對台灣不同產業的影響分別為何;或「惠台」政策這「巧妙」的公布時機,是否因為習近平在 2 月底放出「修憲」風聲後,美國國會緊接著正式通過《台灣旅行法》之故,背後有著大國博弈的隔空角力痕跡。

我只關心,台灣如今產官學界的領導者們,和我的同輩們,是如何看待如今我們所面臨的空前危機──是的,對我來說,台灣如今面對著「惡鄰在史上最強的時刻」,幾乎到了 1979 年「中美斷交」時,舉國近乎風雨飄搖的處境。

與當年不同的是,如今企業和政府中居上位者(不論黨派、勿戰藍綠)似乎毫無感覺、毫無危機意識,並且放任著我們這一代自求多福──說難聽點,也就是「自生自滅」。

會說出這麼重的話,不是為了「搏版面」,而是真的對周遭同儕們面臨的困境、茫然與抉擇深有所感,不論你今年幾歲,如果還願意聽我一言,請繼續往下看:

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我畢業於台灣某前三志願學府的管理學院,大學起自食其力,畢業後首先去當兵,接著在某金融機構短暫工作一年後,申請學貸,以及某機構的獎學金,在美國攻讀兩年的 MBA 。

在美國某東岸商學院畢業之後,2014年,我 26 歲。可能因為個人在美表現並不突出,激烈競爭下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於是,放在我眼前的大致上有以下三個主流選擇:

1. 到香港或新加坡工作:以金融業或管理顧問業來說,這是亞太地區長年以來的首選,如果進入外商或大型本地金融機構,薪資行情大約折合新台幣是 180K 到 200 K 以上──你沒有看錯,我的學長商學院一畢業後,在某新加坡大型銀行投資部門,確實領到折合超過 220K 新台幣的月薪,以當地的物價和金融業薪資標準來說,這一點都不稀奇。而即使房租和生活費用遠較台灣為高,省吃儉用的他,仍能夠在短時間內累積十分可觀的存款。

2. 到中國大陸工作:這應該是近五到十年左右,自金融海嘯後才日漸出現的趨勢。由於中國上海、深圳等地分別因為跨國銀行、本地重點銀行的積極佈局,加上兩地證券市場暴起(暴落)的「熱潮」與政策扶植為「準備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中國市場不論內資外資,對於「海龜」、或具備實務經驗的專業白領,「能給」也「敢給」──工作一、兩年,領折合新台幣約 150K 以上月薪的「專員」,大有人在。

3. 回台灣:非常遺憾的,回台灣雖然人親土親、充滿溫情,但你大概只能跟買車買房說再見。就我綜合所有大學時期、研究所時期的學長學弟分享,如果沒有幾年工作經驗、或是常春藤盟校、還是一個「大客戶」老爸的「加持」,就是「慢慢蹲、等上位」。放在眼前的職缺,可能是「儲備幹部」,也可能是「分行襄理」、「理財專員」、「助理顧問」,總之只要是社會新鮮人,薪水一律最高 70 K 封頂。

看到台灣的新聞媒體,紛紛報導著諸如「金融業金飯碗,年薪百萬不是夢」等資訊,底下還有無數酸民留言:「金融業就是買空賣空啦」、「金融業好爽」、「黑心錢」等等,真的會對當年信誓旦旦喊著「亞太金融中心」的台灣,曾幾何時淪落到此等地步,感到深深的悲哀。

最後,我經過 100 多封履歷的投遞地獄,和 20 幾次的越洋面試,來到位於香港的中型外資顧問公司,從小小顧問做起。工作三年多,年薪含績效獎金,扣除稅費後是 450 萬新台幣左右,目前我已經替近年久病纏身的家人,繳清了位於新北市老公寓的所有貸款(包含因為醫藥費用的二胎)與我自己的學貸。

請不要認為我是故意在 brag 自己:我很誠實地說,自己的確很努力很拼,但我絕對不是大學、或研究所時期「班上的優等生」──比我優秀、甚至更努力的台灣同儕和學長學弟,實在太多太多了。

但上次我們大學同學會,聽到好朋友們對大環境的無奈與憤怒,我不禁深深感覺,不是他們不「聰明」或不努力,而是整個台灣的現實環境,種種「主客觀條件」,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實在是既壓抑又險峻。

台灣的產業困境──以金融業為例

所謂的「主客觀條件」,「主觀」在這裡指的是「老闆的主觀」;而「客觀」指的是台灣的所謂「國際競爭力」:薪水,是最直白最好說明的例子。

以我相對熟悉的財金相關產業來說,「主觀」上,台灣的金控家族大老闆們,很顯然地認為「給你(年輕人)這樣的錢,已經是台灣(各產業平均)最好了,還不給我爆肝努力報答我的栽培」──若以金融保險業的平均月薪 7 萬 6223 元來看,過去 20 年來平均年增 2.3%,也的確已經是台灣各行各業薪資「凍漲」潮中一支獨秀者了;但是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獲利不斷創新高」的業者,和各金融從業員們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拿到「76K 的平均月薪」,應該很快就能得知,這些「上探 5,500 億」的獲利,主要都是誰賺走了。

而「客觀」條件呢?這邊有則新聞,引述如下:「中信銀總經理陳佳文昨在公司徵才說明會上示警:『香港薪資(香港金融業)已是台灣的 3 倍,中國資淺員工起薪也追上台灣,同樣 10 年經驗,薪資更達台灣 1.5 至 2 倍』。這是台灣代表性的金融機構,層峰級的專業經理人自己說的。

其實,台灣多數金融業者,總以「政府沒有拼經濟」、「法規不夠開放」、「金融業競爭力衰退」、「人才加速流失」來為自己辯駁,早已不是新聞。這也當然反映了國際市場現狀和政府開放程度的部分事實。但我認為除了「外憂」之外,業者們有沒有想過,為何台灣小小一個市場, 2,300 萬人口,卻有全世界主要國家中最高的分行密度?為何幾大金控家族永遠「分庭抗禮」,總是做著同樣的事情──你賣結構債我也賣;你降手續費我也降;你推指數性房貸我也推⋯⋯?為何無數呆帳收不回來的「末段班」金融機構,永遠還是剩半條命地活在那裡沒有被淘汰?為何創新的業者總是那麼少,多數業者都是「砲口對內」、流血殺價競爭,卻沒辦法整合轉型、或是另闢蹊徑?

再問問台灣的政府,歷任的「金管會」,到底有沒有「產業發展的計畫」?口號之外有沒有執行?執行成效怎麼樣?然後就算說「防弊重於興利」好了,那請問這麼多年下來,兆豐案、慶豐案、二次金改案、永豐金弊案⋯⋯,哪一案「防」到了?

換藍換綠,20 年過去,現在朝野官員、民意代表們,已經沒有一個人再敢喊出什麼「亞太金融中心」的口號,這是誰的責任?

金融產業,只是整個台灣產業停滯、政府無能、業者保守無國際競爭力的縮影──它甚至還是比較沒有「死得那麼慘」的。這個結果,或者說這個政府和企業不求新圖強的「共業」,如今受害最深的是誰?

看看你的薪資條,看看資深你三年或五年,跟你一樣苦哈哈的前輩,然後看看 60 歲上下,位居高位打死不退、威嚴滿滿的那些「副總裁」、「總監」、「事業群總經理」們,當然還有電視打開就看得到的政治人物們,答案已經昭然若揭。

「90 前後世代」,對中國的看法

圖/Images By Kenny@Shutterstock

不知是否舉世皆然,凡「長輩」們,似乎總是非常喜歡替「晚輩」貼標籤。比如說「草莓族」、「厭世代」、「佛系青年」等等,政治光譜上,也有「天然獨」的說法,現在則又因為要強調中國對台灣新生世代的影響,出現了更不知其所謂的「天然統世代」說法。

我不能代表整個 90 左右世代發言──事實上,我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為整個世代代言。但討論了落落長的產業、世代與薪資凍漲困境(很抱歉,本來只想投稿1,000 字的)之後,我想要回到主題,討論一下為何我會說再這樣下去,台灣沒有「天然獨」、「天然統」,只有「天然亡」一途。

很簡單,我認為如今台灣對多數 25 歲到 35 歲,所謂社會中生產力最強、最有發展潛力的青年世代人才來說,似乎只剩下「情感認同」、「理想主義」的吸引力,再也沒有其他──而日漸失去青年的國家,怎麼可能會有未來?

我先舉幾個周邊的例子,相信各位讀者朋友如果在 30 歲上下,周邊也一定有著類似的朋友:

A 君,26 歲,學生時代就積極參與學運、抗爭的熱血青年我學弟。A 君對所謂的「台灣認同」,從他在臉書上的姓名拼音都要用「台灣文」,護照上必貼「台灣」貼紙,可以說無庸置疑。但出社會工作兩年後,他最近在朋友介紹下,接觸了一個工作機會,是中國某大互聯網公司的「孫公司」,在杭州的一個支付軟體專案,需要網路金流相關分析人員。對方開出的薪資,是 40K──人民幣。

「要不要去面試?這樣是不是背叛了我的理念?」他和幾個很要好的朋友(包括我在內),吐露了內心的猶豫:「我知道北京政府是極權、沒自由、迫害人權的政體,但如果我去那邊,可以立即改善我的經濟狀況,先養活自己和家人,以後回來再替台灣努力,這樣應該不為過吧,畢竟我現在的薪水( 39K 新台幣 ),扣除孝親基金後,連台北市的雅房都住得有點勉強⋯⋯」他說。(結果,他去面試了該職務,但最後「靠介紹」的他,還是被一共 500 名競爭者選出的候選人給淘汰)

B 女士,30 歲,美國西岸名校畢業生,最近剛與美籍華裔第二代結婚。B 君對「台灣」同樣充滿感情,但目前在灣區創投工作的她,非常直白地說:「錢賺夠了之後,我一定搬回台灣,但台灣現在的環境,也只適合退休了。」

B 女士因為工作關係,平均每個月要飛一到兩次北上廣,「現在(創投)看的除了美國的案子外,就是中國的案子,這沒有辦法的,那邊市場大、機會多,而且那麼多知名投資機構如高盛、大摩小摩⋯⋯哪一家沒有過去?」她說自己始終沒辦法習慣當地的「空氣」(可能包括實際的空氣和「氣氛」),但那個市場夠大、有舞台,「重要的是,當地很多年輕人其實很有想法和能力,而且市場環境讓他們有機會表現。」

C 君,34歲,是我在大學社團中的創社老學長,他在北京創業已經邁入第五年,募資也順利,算是成功立足。但私下的場合,他對於中國市場只有抱怨和批評:「北京人看人啊,只看背景、靠關係,看起來機會處處,其實一點都不好,奉勸你們別天真,看事情別只看表面,『老共』狡詐得很,不要被吃乾抹淨就好⋯⋯。」

那麼,一身武功的他,回不回台灣呢?「當然不啊!其實一年半前我募資不順時,有回台灣探過幾次路,是規模穩定的上市大公司,但最多就是空降當一個經理,上面不誇張大概有 6、7 層老闆,而且薪資也沒有競爭力⋯⋯」他說:「我真的很想回台灣,台灣的民主法治,多少錢都換不來。但對不起,我還是要先養活自己,趁年輕賭一把,我沒有勇氣現在就回去⋯⋯對了,那香港會不會好一點?」他問我。

如一把利刃,殘酷地切進台灣青年的痛處

我想著灣仔、金鐘、旺角、尖沙嘴街上,一家家連鎖珠寶行、電器行、精品店,取代了過去饒富特色的特色小店或老牌燒臘餐廳;我想著先前沸沸揚揚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議員被 DQ 事件」;我想著自己在香港的同事、朋友,總是說著「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香港」、「現在就是看『上面』臉色」⋯⋯。現在的香港,其實已經越來越像中國的一線城市,當然沒有所謂的「好一點」。

好些香港人更說著要來到台灣定居,「因為台灣還有民主自由法治,這裡都沒了!」他們說著,但問起什麼時候,「等賺得差不多了,4、50 歲時看看有沒有機會過去吧!」的答案,無一例外。

我又接著想起前面 B、C 兩位海外工作者,和我自己之外,絕大多數學生時期至今的好朋友們。

他們之中,許多人都還是充滿著理想與抱負,也都還是努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促成改變。但不只是薪水而已,我必須很沈重地說,整個台灣社會很多時候,正在辜負他們──

我一位朋友是高中老師,他多年前自願選擇到偏鄉地區任教,教學認真不說,課餘之時還在不斷用線上課程進修、充實自己,並且無償幫學生補習英文。但你知道嗎?只是因為一次在校務會議時,他因為氣不過學校高管對原住民小朋友的歧視言語,頂撞了幾句,竟然被校方高層聯合運作,給了一個「丙等」考績。

他不服結果打算申訴,所有的同輩老師、「較友善」的校方高層,卻全部勸他:「消息會傳到其他學校,你在這裡待不下去、到別的地方也會『黑掉』,何必呢?就吞下去道個歉就好吧!」而他也因為有高堂有妻女,最後只得選擇忍氣吞聲低頭認錯。

還有一位小學同學,和我一樣 30 歲了,她懷抱著對「改革媒體」的理想熱情投入新聞工作,工作整整八年,換了三家電視台兩家平面媒體,每一家的長官都告訴她「要跑獨家、要拼流量、要拼收視率」,她也努力妥協做到績效。但在一次「業配新聞」中,由於她被廠商抱怨「問太多無關問題,幹嘛啊找麻煩啊?」因而被主管「約談」(訓斥),終於踩到了底線:

她嚴正抗議自己只是詢問該店家的食材來源,是否如標榜的「產自瀨戶內海」而已,卻被說是「不敬業」、「不專業」。最後高層要她親自前往店家道歉,她不堪如此屈辱,遞出了辭呈。目前 30 歲育有一子的她,對台灣傳播業充滿失望,擔任兼職翻譯的同時,正在尋找對岸互聯網內容產業的機會。

如同上述的例子,五花八門、細數不盡⋯⋯說也說不完,但它們背後有一個共通點,也是我廢話了這麼多,其實唯一想要提出的重點:

如果在這片土地上奮鬥,沒有合理的薪資報酬,至少還可以燃燒理想。但如果連理想都被陳腐僵化的體制給踐踏,那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而留下來?

我認為,中國「 31 項惠台政策」,或許有心、或許無意,刺中了許多台灣年輕世代,心中最痛的那一塊──都是忍氣吞聲、都是啞巴吃黃蓮、都是上位者說了算、都是嘴上說你是人才其實把你當奴才,那我為什麼不去錢多一點、機會多一點的地方?

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博覽會。圖/humphery@Shutterstock

那怎麼辦呢?一些「拾人牙慧」的老調重彈

台灣不是沒有拼命努力後,成功立足(或回到)台灣、豔驚台灣甚至世界的年輕人,絕對有。

但是,我們很客觀地從數字上來說,對身在台灣的多數台灣年輕人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只有努力還不夠的時代」(這篇《換日線》上的文章,用數據呈現和精煉文辭,遠比我高明地道出了我的觀察與心聲,在此推薦,也就不再贅述);這也是一個相較亞洲的競爭國家如日韓新加坡,「格外不重視年輕人才的國度」。

我不想再挑起所謂的「世代對立」、「貧富對立」、「族群對立」等仇恨(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像),長輩和居高位者們,也或許各有其苦衷。

但必須藉此時機闡述的是,中共當局如今是非常針對性、非常目標導向性地,加速早已存在台灣以久的「青年外流潮」──就算一百個青年裡面,只有 30 個人因此「加速流失」到對岸,那潛在的破壞力,甚至造成內部「賣台與否」的爭論潮,也將成為今日台灣無可承受之重。

而就算台灣大環境失望、看不到機會的青年不願「去投共」,新加坡、日本、韓國、澳洲甚至美國呢?如果這些本就具有吸引力的市場今天加大張開雙臂、吸引各國青年人才的力道(事實上早就在進行),反觀台灣日漸失去了產業轉型的契機、失去了創新的能量、陳舊的體制和僵化的產業越來越失去地位,迫使年輕人不論所謂「白領」、「藍領」一再出走,「台灣菲律賓化」將不是危言聳聽──即使歐洲老牌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君不見在國內經濟凋敝、青年失業率突破 2 位數的時候,該國青年誰不是像經濟難民一樣各奔東西?

台灣不想「天然亡」,徹底變成被邊緣化的孤島,拜託居上位者多聽聽青年們的聲音。身為所謂的青年,卻看著周遭朋友們、同輩們一直「老調重談」,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既然很顯然地多數上位者都沒有聽進去,我在此再不怕醜地拾人牙慧、複誦一次:

一、請上市櫃公司為首的台灣企業老闆們,以身作則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薪資和勞動水平,並且加強公司治理,與組織革新和轉型,盡量給訓練有素的年輕、中堅人才舞台──相信我,他們的表現不會令您們失望的。

二、拜託政府不要再「口號拼經濟」,真的借鏡各國、落實國際水平的市場開放,配合嚴謹的稽查制度,並且在公營行庫、公營事業上戮力改革,停止毫無必要的政策補助,不要讓「劣幣逐良幣」,把「大環境」做好就好。減少「人治」、「規劃經濟」色彩,多多鼓勵新創、創新的事業,讓各產業回歸健康、良性競爭的市場機制,幾經淘洗,自然會恢復元氣。

三、請年輕世代的我們,不論身在何處,多點「團結」而非「對立」吧──上一世代延續至今的政黨惡鬥、族群分化、文人相輕、你「右派」我「左派」、「這樣的 XX 我不要」⋯⋯等等,再吵下去不是不行,但如今人家對岸強權是拿著一把鈔票,對上我們的一盤散沙,能不能我們先暫時在「認同台灣」的最大公約數之中,努力想想在各行各業、不同地方的我們,可以除了爭辯誰是誰非之外,一起嘗試實際做些什麼?

四、請政治人物們不要「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受選民託付的政治人物、民意代表,背後代表的除了民意之外,更是台灣在亞洲地區得以彰顯其特殊性的民主價值。這也是我們可以和所謂「對岸強權」抗衡的利器。

但政治人物們,可不可以有人在當選之後,真的保持所謂的「謙卑」,真的從長遠、具格局的角度,為台灣的發展之路擘畫一個健康的環境?而不是只為了短期的選票考量、為了金主的私人利益,做出背棄選民、背棄自己承諾的作為?

如果說大家認為這個要求對台灣的政治人物來說太高,那麼,我們自己是不是可以多做點事情:多花點時間監督官員民代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多參與公共事務的認真(而非嘴砲)討論;具體發揮選票的力量,讓不適任的官員、民代知所警惕?

謝謝您願意看到這裡,我會虛心接受所有人的批評,言詞過於主觀或不周到之處,也無非只希望大家能夠多點危機意識。如果看完這篇文章之後,你仍認為這不過是我一個「賣台香港打工仔」的危言聳聽、唱衰台灣,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參與一次,我們公司和許多國際集團、投資機構的會議,實際聽聽那真實發生過許多次的對話,和說話者的語氣:

「 Taiwan? Let's just skip it. 」

我知道你對這樣的現狀憤怒不平,我也是。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國台辦新聞發布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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