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劇看日本】低犯罪率的背後 :罪犯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罪犯家屬有高達 86% 直言「考慮自殺」

【從日劇看日本】低犯罪率的背後 :罪犯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罪犯家屬有高達 86% 直言「考慮自殺」

日本作為一推理小說大國,小說與影視作品中「犯罪」的呈現,早已成為戲劇化外,之於觀眾與讀者道德層面的「再教育」,以及現實世界的借鏡與反思。此現象可追溯到 19 世紀末的日本,以松本清張為首的「社會派推理小說」興起,故事的主人公不再只是單純的殺人兇手,著重於社會的批判與人性的描寫,犯罪手法與解謎則列居次要。犯罪的理由,以及犯罪之後的贖罪,開始影響日後創作家們筆下的日本社會。

作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日本的低犯罪率與大量的刑事、推理劇,反而成了明顯且有趣的對比,說不定日本影視或小說中所杜撰的案件數量,還比現實中的刑警來得忙碌。那麼,為什麼日本的犯罪率這麼低?在數據無法解釋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日本的傳統「切腹精神」:重視個人的節操與榮譽,甚至為了保全家族的名聲,以自殺謝罪的切腹論,假以大仁大義的犧牲美德,加上日本民族的「同質性」所衍生而出的排他性,禮儀之邦的背後,是之於「罪行」所看不見的歧視與偏見。

社會上只有兩種人:罪犯、非罪犯

1977 年山田洋次改編自 Pete Hamill 的《幸福的黃手絹》,描述因過失致死罪被判坐牢 6 年的島勇作,出獄後與妻子相約以「黃色手帕」作為信號,代表對方的原諒與重新接納犯過錯的自己,然而電影沒有拍出來的,是 2007 年改編自東野圭吾的《手紙》,殺人犯的弟弟被迫貼上罪犯家人的標籤,愛情與事業處處碰壁、失去尊嚴與立足地的悲慘命運。

「對世人來說,殺過人還是嗑過藥沒什麼區別,世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被社會排除在外的,另外一種是還沒有的,僅僅因為犯過罪,大家都會覺得,這個人跟自己不一樣。」──日劇《Plage 有隱情的人齊聚的合租屋》

改編自譽田哲也的《Plage 有隱情的人齊聚的合租屋》,描述酒醉後違法使用興奮劑的吉村貴生(星野源 飾),不僅被原公司開除且找不到願意接納他的住所,只好入住餐廳兼合租屋的 Plage,而這個地方最大的秘密就是,所有的住戶全都是有前科在身的假釋犯。

法文 Plage 有海邊、海濱之意,是大海和陸地的交界,而以此命名的合租屋,一樓為開放營業的餐廳,二樓則收容假釋犯的客房。住戶與顧客、餐廳與二樓的生活空間,這是一個沒有柵欄、美好且舒適的地方,而每一間「沒有門」的獨立房間,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推倒象徵監獄的束縛與高牆。

《Plage 有隱情的人齊聚的合租屋》第一開場的旁白便提出質問,「犯下的罪,永遠不會消失嗎?償還過的罪,會被原諒嗎?這個社會會原諒罪人嗎?」劇中的假釋犯各自因為過度防衛、遇人不淑、冤罪再審、少年殺人⋯⋯等「非自願」個人因素而犯下大罪。本劇並非站在加害者的立場,而是透過小人物的群像劇,描述犯罪者回歸社會後所面臨的處境,並試圖摘下多數人對於「罪犯」的有色眼鏡,一如 Plage 之意。

2009 年由李相日導演的電影《惡人》劇照。圖/TOHO 東宝電影公司 官網

為什麼日本的犯罪率這麼低?

回到前面的問題,為什麼日本的犯罪率這麼低?其中一個理由,歸因於「媒體的力量」可以徹底毀掉一個人的人生,不管是被害者還是加害者,抑或是其家人。2013 年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凶惡》,一名雜誌記者(山田孝之 飾演)在追查死刑犯的過往時,卻挖出更多不為人知的真相,同時他也為了正義而越界自己身為記者的本分,甚至走火入魔;2009 年改編自吉田修一的《惡人》,媒體爭先恐後地採訪被通緝殺人犯的祖母,並問著:「你的孫子殺了人,現在有什麼感想?」;改編自湊佳苗 2014 年《白雪公主殺人事件》,更進一步地強化媒體與網路的力量,記者的捕風捉影、誤導,甚至特別為嫌疑犯貼上「負面刻板的標籤」,在未真正定罪下,網路上的惡意謠言便足以因為輿論導致下一個悲劇發生。

日本連續 13 年銷售 NO.1 的《週刊文春》雜誌總編輯,出版《週刊文春 總編輯的工作術:當大家都說往右時,你敢向左走嗎?》一書,作為被喻為「文春砲」嗜血的八卦雜誌,對於擅自公佈他人 LINE 對話的行為,總編認為:「將隱私權的範圍擴大,換句話說,就是將『知的權利』縮小⋯⋯為了不讓大眾有所誤解,我認為應該盡可能地向大眾傳達他們各式各樣的『面孔』。」

姑且不論這句話之於媒體第四權與他人隱私權的關係,正因為日本極低的犯罪率,每當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時,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更容易變相地造成家屬們、街坊鄰居的二次傷害。而這也容易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你身邊住著有前科的罪犯,你會怎麼做?」

2018 年由吉田大八導演的電影《羊之木》。圖/截自《羊の木》youtube 預告 

無法再融入的社會,成為罪犯再犯的原因之一

「我只是不想不由分說地否定他們,當鄰居知道自己的旁邊住著罪犯時,會感到害怕這種心情我理解,因為再犯的機率也很高,他們懷疑這些人會不會再次犯罪的心情我也理解,但是如果有人想彌補罪過,真心想重新做人的話,我想要相信他們。」──日劇《Plage 有隱情的人齊聚的合租屋》

《Plage 有隱情的人齊聚的合租屋》透過週刊記者,大肆報導假釋犯的私生活與住所,讓他們原本寧靜的生活一夕變天。一旦被他人得知自己的身份,曾經的朋友成了陌生人、街坊鄰居的冷眼與惡言相向,甚至是被迫離開工作,因此在社會不願接納他們的情況下,多數人便會選擇走上回頭路。根據日本平成 25 年(西元 2013 年)統計,一般刑事案犯罪者,再犯率為 46.7%;毒品罪犯再犯率 63.8%;出獄後五年內再次入獄者為 39.5%。

2018 年導演吉田大八改編自漫畫的《羊之木》,電影中的日本政府便是為了解決此一狀況,而施行新型態的假釋制度:提供假釋犯工作與住所,條件是必須在此定居十年,主要目的為減輕監獄的稅金,透過年輕勞力的加入,解決鄉村人口流失問題(此為劇情虛構,並非真實制度)。

《羊之木》英文片名為 The Scythian lamb,取自傳說中的植形動物──植物羊,「這種生物體外形和綿羊一致,臍帶連接著植物的根莖,上頭的羊可以吃周邊的植物。然而一旦植物吃完或者莖桿斷裂,那麼羔羊將會死亡。」本片透過「羊之木」的圖像── 一棵植物上長出五隻羔羊──對應著 6 名假釋出獄的殺人犯,而當身旁他們發覺對方蹲過監獄的過往時,是會接納包容?亦或是其實早已在等待羔羊的「自食惡果」與「墜落」?

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宣傳圖。圖/それでも、生きてゆく 官網

罪犯的家人,後續都怎麼了?

「女兒被殺了,兒子殺人了,這種痛苦⋯⋯這兩種痛苦究竟有什麼差別呢?」──日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不光是加害者、被害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一人犯罪滅其全家、排除異己的心態,而媒體之於大眾輿論的力量,在真實的日本社會中不曾消彌。1988 年「東京.埼玉連環女童綁架殺人事件」,宮崎勤是日本少數的兒童性犯罪者,此案件也嚴重影響御宅族被污名、標籤化(當時負責報導的記者木村透,於 2005 年坦誠他在取材時不公正,將成人書刊放置在正常書堆的最上方後進行攝影,造成社會對於動漫畫產業的誤解)事件發生後,宮崎勤的父親接到大批譴責信,最終因抵受不住壓力,留書後投河自盡;姊姊被迫辭職、棄婚;妹妹要從護理學校退學;叔伯辭去董事職務;兩名堂兄弟也丟了工作。

2008年加藤智大以貨車和匕首,殺害無辜的市民造成 7 死 10 傷的「秋葉原殺人事件」,在日本造成極大的轟動。當時日本媒體紛紛指向是母親的「虎媽教育」,讓原本開朗的加藤智大變得陰沉孤僻,結果讓加藤的母親因強烈的罪惡感而崩潰住院、在銀行工作的父親被迫離職、弟弟因受不了媒體的追蹤以及威脅信與恐嚇電話,6 年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根據日本 World Open Heart (首個為刑事案件被告家屬提供援助的非營利組織)統計,1,000 宗求助個案,高達 86% 的求助者直言「考慮自殺」、84% 表示「難以出門」、83% 承認「對發笑或快樂情緒心懷罪疚」,亦有近 4 成人表示「婚約取消」或「放棄升學就業」。

在《加害者家族》、《我的兒子殺了人──加害者家屬的真相》二書中,皆記載著不為人知且令人心痛的加害者家屬所面臨的苦痛,而像是《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無人守護》、《手紙》等日本影視作品,撇除戲劇化的層面,皆反映出加害者家人之於日本社會所面臨的悲慘現實。然而,東野圭吾談及創作《手紙》的歷程,「我想詳細描寫一個孤單的弟弟看了服刑中的兄長的來信後會產生怎樣的想法,會選擇何種生活方式。不能因為別人的家庭成員裡有個罪犯就歧視人家,這其實是不現實的,人們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要是我女兒的戀人是個罪犯的弟弟的話,我是絕不會允許他們結婚的。」這是東野圭吾的誠實,也是人性的假面與偽善。

即便多麽設身處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沒有人能夠真正體會受害者、被害者家屬們的心情,因此《手紙》電影中一句台詞,足以點出所謂的差別對待,其實充滿人性的矛盾,「歧視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人人都想離犯罪遠遠的。所以,排斥罪犯和與罪犯有關的人,是一種防衛的本能。你不用去尋找沒有歧視的地方,就從此時此地開始振作起來吧。」

日本關於描述日本被害者、受害者的作品不在少數,每年也都會有幾部小說被翻拍成電影或電視劇,然而,日本不是韓國,一個能夠藉由影視的影響力、滲透力改變體制的國家。

日本政府或民間組織,雖然有提供出獄後的犯人、被害與加害者家屬實質的輔導幫助與諮詢,然而這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自我安慰,只要這個社會與民族不願再接納曾經有污點的罪犯,或是以誅九族的家人連帶責任、媒體嗜血的角度看待罪犯或遺族的家屬們,「罪後」誰也都無法繼續活下去。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陳太陽

Photo Credit:プラージュ~訳ありばかりのシェアハウス~ 

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