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明治人而言,「日本即中華」?──明治維新 150 周年,一個日本人的反思

對明治人而言,「日本即中華」?──明治維新 150 周年,一個日本人的反思

對明治人而言,「日本即中華」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涉足近代國際社會。那是一個有別於過去的華夷秩序宇宙論,編織著政治幻想的新境域。因此,照理說日本應該可以開始採用華夷秩序以外、其他的外交戰略了吧!可是,日本還是沒有這麼做。

明治初期的征台論與征韓論行動,在外交戰略上的目的並不明確。但若在「日本是中華,天皇是中華皇帝」此一華夷秩序論的框架下思考,便能得到理解。因為,國力充沛的中華王朝為了宣揚國威,必然會向外討伐四周蕃族。

漢武帝命衛青與霍去病討伐匈奴,李廣利征服大宛;隋煬帝向吐魯番、林邑、台灣出兵,並嘗試遠征高句麗;明朝永樂帝甚至派遣鄭和率大艦隊遠赴西亞和非洲。基本上只要軍力充實,即便外交無吃緊之必要,仍會向蕃族示威,督促其朝貢。這是華夷秩序的「常識」。

日本以江華島事件為契機,迫使李氏朝鮮打開國門。此時日本軍艦在江華島海上的示威行動,與裴里提督在品川洋外所做的是同一件事。以江華島砲台之砲擊為由,命陸戰隊登陸佔據砲台,是複製下關戰爭中四國艦隊對我方的行動。明治維新後,我們成功完成了近代化的歷程。在掌握了對中國大陸、朝鮮半島的軍事優勢後,日本人採取的,是翻轉華夷秩序,適用歐美列強此一新「中華」的手法。

日本人無法理解的「戰後國際新秩序」

華夷秩序敘事唯一例外的外交關係是英日同盟(1902─23):若未曾與世上最強海權國家有過同盟關係,我們非但不可能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恐怕也無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登上國際社會舞台,成為「五大國」成員之一。但日本後來卻解除了這個作為近代日本基石的同盟關係。我的意思並非不應解除,問題是從史料當中看不出做出如此重要的外交決策,是基於什麼樣的積極理由。

西園寺公望是日本在巴黎和會的全權代表,除了與本國權益相關事務,會議上他幾乎沒有別的發言。日本代表如此的行為,讓許多會議參與國深感失望。這件事也和不久之後英日同盟的破裂有關。

《凡爾賽條約》上,日本代表團為何只對本國權益發表意見?我想,或許是對他國首腦講述之事不甚理解之故吧!當然,談話內容和條理本身應該是懂的,但卻無法對他們發言的動機產生切身體會。換言之,身處華夷秩序敘事結構下的人,無法理解「國際新秩序」的概念,以及必要性何在的問題。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這場由喬治.邦雅曼.克里蒙梭(註一)、大衛.勞合.喬治(註二)和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註三)召開的會議,主要目的是「建立戰後國際新秩序」,亦即為世界的重新出發書寫嶄新的型態。具體來說,當時需要的新敘事型態,必須能回答以下這些本質性問題:何謂 20 世紀理想的民族國家?各國國民應扮演什麼角色?適用怎樣的涵蓋性框架才能平衡各國的利害關係?

然而,此時日本的全權代表卻未能感受到這種新敘事型態的必要。打從一開始,日本人就不覺得往後不可再引發這樣的戰爭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屢戰屢勝,不但擴張了領土,獲得了權益,還打開市場,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當然不可能同意就此「收手」。

日本在巴黎和會的全權代表:西園寺公望。圖/Wikimedia@public domain 

一次世界大戰:歐美深感國際和平的必要

站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時間點回顧前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傷人數與受害規模,都不像二戰那麼大」,但是,一戰卻帶給歐洲人不遜於(甚至超過)原子彈轟炸和奧斯威辛集中營所造成的精神創傷。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前,最接近歐洲人的戰爭體驗是普法戰爭(1870─71)。和一戰相同,這場以法國北部為戰場的德法之戰,死亡人數達 25 萬,但 40 年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高達 1,100 萬到 1,500 萬。由於軍事科技的飛躍進步,飛機、戰車、毒氣、地雷等新穎武器都被導入戰爭。戰場上肆虐的是「機器虐殺生物」的行動,戰鬥主體卻仍與中世紀無異,是肉身的步兵。因此,壕溝戰場上敵我不分的死屍堆積如山,呈現出「滿目瘡痍,橫屍遍野」的慘狀。

不僅陣亡人數的問題,多數在戰爭中受傷的士兵被迫拖著破敗的軀體回歸日常。那是個整形手術尚不發達的年代,因此,樣貌難辨、殘破不堪的肉體赤裸裸地暴露在歐洲的大街小巷。市民生活中存在如此大量的身殘者,除了大戰期間以外從來不曾有過。

戰後,這個血淋淋的外傷體驗,讓歐洲人沉痛感受到國際和平與軍事緊縮的必要。問題是日本方面的領袖毫無同感(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死傷人數僅 1,250 人)。國際協調與軍備縮減的議題聽在他們耳裡,只是大國為了掩飾追求自身利益時所操弄的華麗辭藻。日本政治人物並不問自己「能為國際的和平做些什麼」。

以十四條和平原則主導會議思想的威爾遜,是美國南北戰爭南軍戰敗後選出來的第一位總統。他在 9 歲時歷經「國家」(美利堅聯盟國,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失敗、「國土」之破壞,以及軍隊的折損(南軍耗損率為美國軍事史上之最);因此,當威爾遜站在化為一片焦土的歐洲大陸時,是少數具有強烈「既視感」的政治領袖之一。

戰敗所帶來的「祖國滅亡」之創傷經驗,一直是威爾遜和平構想的底蘊,但因為他阻礙《人種平等條約》通過,故在日本代表團看來,此和平構想只是大國保護自身權益的蠻橫策略。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來看,每個國家的行動都是現實主義的。日本也是如此。

英日同盟瓦解,顯示出日本參與國際政治的不成熟

從明治維新到現代為止,我們日本人恐怕一次也不曾認真問過自己能為國際社會做些什麼。我們從來不正視這個問題,不試著凝聚國民的共識,也不自我要求必須做這樣的知性訓練,研究如何運用國際共通語彙討論此命題。其實,沒有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最優先的國家目標就是要「生存」。

當東亞小國恐有淪為殖民地的危險時,帝國主義諸國若還提出:「說說看你們為何必須求生存」的要求,是極不公平的。倫理上,他們無權把這個問題的矛頭指向日本人。基於「自身存在」的邏輯,日本人未能建立比「求生」更高尚的東西。我認為原則上誰都沒資格批評這件事。

但很不幸地,這也造成不良後果。日本人不曾問自己「參與國際事務應負有什麼責任」。這類問題的意義是要為國民存在的理由建構基礎,但我們卻在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的情況下就莫名晉升世界「五大國」之一,正因如此,才會立刻在巴黎和會暴露出政治上的不成熟。日本對邁向和平主義、國際協調的「新秩序」潮流,明顯採取了不協助的態度,以致失去列強領袖的信賴。英日同盟的解除應該可以放在此脈絡下來理解。

當時的英國駐日大使格林,在給本國的報告書中,提出幾個英日同盟已不再有益的論點。首先,日本外交是利己主義、機會主義的。再者,對遠東地區(香港、馬來半島、新加坡等)懷有擴張領土的野心,甚至抗拒中國和朝鮮的民族自決。

威爾遜的和平原則是建立理想主義的「國際新秩序」,但在邁向此新紀元的模式轉換期,日本不僅毫不關心,還緊抱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框架不放,這讓格林大使表達了究責之意。

「世界應該如何發展?」:憲法與反核都不具指標性

若涉及「國際社會該何去何從」的議題,日本人就會噤聲不語。當要討論超越人種、信仰、語言、文化層次等「大敘事」的議題時,日本人的思考就會戛然而止。我們沒有能力發出「世界接下來該如此發展」這類強而有力的新訊息。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其實我有對世界發出強烈訊號呀!」現在憲法第九條的和平主義,以及廢核運動等等,發源地不都是在日本嗎?問題是我認為上述議題的指導性都不夠強烈。

起草日本憲法的並非日本人,不管護憲派或改憲派對此事實都已不再爭辯。事實上,日本憲法是由 GHQ(註四)新政主張者,整合當時憲法學最先進見解,以《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威瑪憲法》、《蘇聯憲法》為素材而起草的。

就理念來說,這無疑是一部很好的憲法,但那畢竟不是出自日本人之手;並非依據歷史經驗,集結相關智慧,絞盡腦汁,形成長遠的國民共識後對世界提出的宣言。而是因為我們戰敗了,無可奈何地從比較文明的國家手中領受這份「賞賜」。

廢核運動也是如此。日本人乃核爆史上最初的受害者,我們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訴求核武的廢絕,當然那也是我個人心之所願,問題在於並非所有日本人都是從人道立場出發,反對一切核武的使用。

廣島原爆圓頂館。圖/Photo7stars@Shutterstock

我們在美國的「核武保護傘」下,享受著軍事安全。政府反對核武擴張,卻不反對美國持有核武這件事。近幾年國內甚至有政治人物與評論家,開始主張日本自主擁核的必要性,甚至還出現對此言論的支持者。

另外,誰都無法否認,若二戰末期日本也開發並擁有原子彈,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把砲口朝向紐約、舊金山等地的美國平民,而且日本國民應該也會歡聲雷動地接受這個訊息吧!因此我才會說,要這樣的國民發出具有強烈指標性的「廢核」信念是有其困難的。

只控訴「我是受害者」,並無法建構訊息的倫理基礎。除了受害事實,還須提出「人類該如何向上提升」這種、關於未來發展的遠見。我們必須以自身經驗為素材,用自己的話來論述獨特的世界戰略。可是這一點我們卻是匱乏的。

註一:喬治.邦雅曼.克里蒙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 1841-1929),人稱「法蘭西之虎」,法國政治家和新聞工作者,曾兩次出任法國總理。
註二: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國自由黨政治家,一九一六至一九二
二年間領導戰時內閣,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一年間擔任自由黨黨魁。
註三: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此前曾先後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紐澤西州州長等職。
註四:General Headquarters 的縮寫。二戰結束後,為執行美國政府「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麥克阿瑟將軍以「駐日盟軍總司令」的名義,在日本東京都建立盟軍最高司令部。日本通稱「GHQ」。

《關於作者》
日本思想家、文化評論家、武道家。1950 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東京都立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曾任神戶女學院大學文學部總和文化學科教授,現擔任該校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國現代思想、電影論、武道論等。著有《日本邊陲論》(獲 2010 年日本新書大賞第一名)、《當心村上春樹》、《老師了不起》、《下流志向》、《私家版.猶太文化論》(獲 2006 年小林秀雄賞)、《街頭媒體論》、《倒立日本論》(與養老孟司合著)等。

備註:本文摘自內田樹的《日本邊陲論》。由立緒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tera.ken@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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