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令你發瘋」:精神醫學霸權的新挑戰

「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令你發瘋」:精神醫學霸權的新挑戰

編輯導言:在知名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林哲熹飾演的應思聰一角,喚起了國人對「思覺失調症」的關注與討論。本文列舉「思覺失調症」在學界中常見的討論,並提出與傳統認知不同的研究結果,強調造成創傷的「社會性」因素。

創傷,通常與童年經驗息息相關

霍蘭德(Nancy Hollander)在拉丁美洲的「解放心理學」(liberation psychology)研究中,將創傷定義為:

受到外部或內部的刺激所影響,心靈結構(psychic apparatus)分裂或瓦解,而且刺激過於強大,無法以慣常方式處理或同化。

霍蘭德的討論脈絡,是 1970 和 1980 年代拉丁美洲於軍事統治時期,無數人遭受了殘酷鎮壓、暴力和酷刑。但創傷也會以更日常的形式出現,例如有證據表明,幼年時的逆境和創傷與成年後的嚴重精神痛苦或思覺失調,兩者有強烈的因果關係。本特爾總結該領域的研究時談到:

最近的研究指出,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社會和環境因素會增加精神疾病風險。除了童年貧窮、社會不平等和過早暴露於都市有害的環境,若你屬於少數族群或是搬移到偏遠地區(往錯誤的方向發展),或是早期與父母分離、童年遭受性、身體和情感的虐待、在學校遭受霸凌,這些都是致病的風險。

在研究分析童年創傷和思覺失調後,我和我的同事發現,暴露於所有這些童年時期的逆境下,罹患思覺失調的風險就會增加約 3 倍,有多種創傷經歷的人風險更高。事實上,童年的逆境與後來罹患精神疾病有關,證據確鑿,就如吸菸與肺癌在統計學上顯示的關聯。

另外有兩個研究結果值得提出。首先,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的特定症狀,通常與童年時期的創傷和逆境有關:

一般認為的思覺失調症狀,諸如幻覺,與其他許多心理健康問題一樣,至少都與童年時期遭受虐待和疏於照顧有強烈關係。

第二個研究結果扭轉了生物醫學方法支持者所聲稱的因果關係。本特爾認為,被診斷為思覺失調症的人,其大腦變化通常是為了回應創傷和逆境的影響。目前有強大的證據顯示,這類經歷會影響大腦的結構,由此我們瞭解,為何許多精神病患者的醫療報告紀錄有異常神經影像。

精神醫學家雷德(John Read)在關於童年逆境和思覺失調的論文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有證據表明,「思覺失調症患者」和「正常」成年人(作為支持「腦疾病」假說的對照組)的大腦所有結構和功能會出現差異,而同樣的差異也出現在受創傷和沒經歷創傷的兒童大腦。當中包括:下視丘–腎上腺–腦下垂體軸過度活動;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基腎上腺素分泌異常;海馬迴受損、腦萎縮、腦室擴大和腦不對稱的反轉(reversed cerebral asymmetry)。

雷德總結道,該領域的研究證據表明:

大多數、甚至所有心理健康問題都源於童年時期,思覺失調症和症狀成因也不例外,但過去數十年來,大家都認為那些問題是出於生物與基因缺陷。

斯特靈大學(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研究人員,在 2005年分析了無家者和心理健康問題之間的關聯,也強調了幼年經歷對「人格障礙」診斷的重要性,該研究引用了一位經驗豐富的臨床醫師的話,如下:

事實上,我可以有把握地說,過去兩年半我所看過患有精神疾病的無家者,沒人擁有一般認為的正常成長經歷。這不是誇張,我真的想不到當中有任何人沒有成長問題。

當然,不是所有精神痛苦都可化約為童年逆境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精神痛苦都可以化約為童年時期的逆境,或被它所決定;但那的確表明這種事件可能會造成脆弱的心理健康,後來只要有生活逆境或壓力就會導致它一觸即發。這種說法類似於 1970 年代為了克服醫學模式的弱點而發展出的「生物心理社會」(biopsychosocial)或「壓力–脆弱」模式。

但是,此模式的問題是,它的主導思想還是生物學,那麼在精神醫學實務上,就會假定脆弱性必定是遺傳的。因此,一些批評者將此稱為思覺失調的「唯生物」(biobiobio)模式。雷德和彼特.桑德斯(Pete Sanders)就質疑:

在這種模式下,諸如虐待兒童、失業、失落感、貧困的生活條件等等社會因素,會被化約為「遺傳」或「體質上的潛在觸發因素」,就像定時炸彈一樣。認為具有某些遺傳或體質特性的人才會變得憂鬱、酗酒、瘋癲,等於暗示社會因素本身不會導致心理問題。

他們繼續強調:

當然,事實上我們先天具有各種遺傳變異,舉例來說,對壓力的一般敏感程度就各不相同。但我們的基因傾向對壞事有反應,你不需要壞事來壓垮你,讓你憂鬱和發瘋。

最後,正如本特爾指出的那樣,即使是那些在童年時享受夢幻田園生活的人,仍然可能遇到心理健康問題:

當然,無數成年人的逆境也會導致精神疾病,包括負債、不愉快婚姻、苛刻的工作環境和失業威脅。可以說,造成人類痛苦的最大原因,就是在悲慘的環境中與其他人的痛苦產生交集。

無數成年人的逆境也會導致精神疾病,包括負債、不愉快婚姻、苛刻的工作環境和失業威脅。圖/Shutterstock

「解離,是一種自我保護」

根據一位討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重要作者表示:創傷的本質是解離。強烈的體驗被拆成碎片,因此與創傷有關的情感、聲音、影像、思想和身體感受,有了自己的生命。當它們真正地被再次體驗時,記憶的感官碎片便入侵當事人的現實。

不難看出,為什麼解離概念在這新典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創傷後的感受或一些行為與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是相關的。正如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所評論的:

這些反應是不合理的,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控制範圍。這種激烈而近乎難以駕馭的衝動和情感,令人發瘋,還會覺得自己不是人。在為孩子舉辦生日派對或親人去世時,你的反應是麻木,覺得自己是禽獸。結果,羞恥變成主導情緒,念茲在茲的只有隱藏真相。

與此同時,狄倫(Jacqui Dillon)和她的同事們認為,就像思覺失調一樣,解離也可以造成保護作用,「作為一種保護手段,使個體能夠在精神上從難以承受的經驗中脫離出來」。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不是新的概念,它起源於精神醫學家鮑比在戰後對分離、依附和失落的研究。依附理論強調,早期形成的照護關係非常重要,不只影響嬰兒的社交、情感和認知發展,也影響以後的心理健康。狄倫將依附定義為:

認知、情感和行為方式穩定發展且持續到成年期,創造一種人際關係模板,加強個人與他人聯繫的能力,能夠調節情緒,理解、推斷他人的心情,以及管理自律神經的興奮(autonomic arousal)以應對具威脅性的感覺和處境。

那些經驗過正面幼年關係的人,更有可能發展穩定的依附方式,於是更有可能在生活逆境中表現出韌性。有人認為,那些經驗過多負面幼年關係的人,可能會發展出不良的應對方式(可分為迴避、矛盾或紊亂),以致不能處理困難問題,據說更容易出現包括思覺失調等精神疾病。

圖/時報出版社 提供

《關於作者》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除了本書外,著作與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等,並發表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

備註:本文摘自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由時報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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