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與「性慾」有關?──關於佛洛伊德的「建樹」與爭議

一切都與「性慾」有關?──關於佛洛伊德的「建樹」與爭議

無論是在佛洛伊德的時代還是今天,對佛洛伊德最常見的批評,就是「他把一切都化約為性」。例如,加拿大馬克思主義者蘇珊.羅森塔爾(Susan Rosenthal)將佛洛伊德形容為「把心靈化約為生殖器的江湖郎中」,正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觀察到的:

很少有研究像精神分析一樣,在學界產生如此廣大的分歧意見,莫衷一是,或者引發眾人勃然大怒──原因只在於它的結論:性功能在生命開始時便啟動,即使在幼年期,透過重要跡象,我們也能看出它的存在。

拋棄「誘姦理論」,是為了不被上流社會排擠?

討論這些批評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佛洛伊德這些有關「幼年性慾」的看法,應該是基於在諮商室內的討論和分析慢慢形成的,並非刻意達成:

這些童年時期的經歷,總是與性興奮及其反應有關,我發現得面對幼年期性慾這個事實──又是人們最懷有偏見的議題,卻又新奇且充滿矛盾。比如人們認為兒童「無辜天真」,沒有性的慾望,直到青春期的麻煩年紀才開始與「感官」的惡魔鬥爭。但我們不能忽視兒童身上偶爾出現的性活動,也不可把它看成退化或過早墮落的徵兆,或天生怪胎的特質。

眾所周知,佛洛伊德最初認為,他的患者所描述的個別性經驗,實際上都是亂倫、強姦或性虐待所導致的結果。但後來他拋棄了這種「誘姦理論」,轉而認為那些患者的說法大多是基於幻想。

他的轉向引起重大爭議,成為批評者的主要焦點,麥森(Jeffrey Masson)就指責佛洛伊德虛偽和怯懦,拋棄誘姦理論是為了避免被體面的維也納上流社會排擠。而佛洛伊德的同事費倫齊(Sándor Ferenczi)也在晚年改變看法,認為佛洛伊德早期的女性患者,可能確實是遭強姦或虐待的受害者,他們聲稱的經驗並非虛言。

根據「全國兒童受虐防治協會」(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的數據,目前已知的性虐待盛行率,大約每 20 名兒童中就有一名經歷過某種性虐待。研究證據也指出,遭性虐待的兒童往後生活可能出現思覺失調症。

幾十年來,精神分析師有沒有可能因為相信佛洛伊德後來提出的理論,而受到間接影響,傾向告訴受虐女性(與少數男性受虐者),她們自稱的被強姦經歷,實際上從未發生過?論者認為,分析師的這種做法也應該成為重大的關注議題。

佛洛伊德還有許多具爭議的觀點,就像他聲稱「陰道高潮」優於「陰蒂高潮」,再加上精神分析在 1950 年代變得媚俗、主導美國文化,所以毫不意外地,早期許多女性運動者將他視為敵人,認為他的思想成為壓迫女性的主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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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的辯護:理論轉向,只會強化「性慾」的角色

針對這些批評,佛洛伊德的左翼辯護者有兩種回應。首先他們認為,佛洛伊德從未否認童年性虐待的事實或影響。李爾說:

值得注意的是,佛洛伊德從未改變想法否認兒童受虐存在,也沒有否認它會造成持久的心理傷害。他拋棄的想法是:患者躺在診療椅上所講到性誘姦故事,能「完全」真實呈現實際發生的事件。

其次,正如一些批評者所說的,如果佛洛伊德拋棄誘姦理論的主要考量是為了保住聲譽,那麼他維護的方式也太沒道理了──畢竟拋棄了誘姦理論後,要解釋人的發展和病徵,性慾占據的核心位置就會更大而非更小:

既然他一些患者生動地描述了性遭遇,但實際上從未發生過,那麼他就有理由認為,「性」在人類的想像力中更為活躍、更值得探索和理解其運作方式。想像力似乎能夠賦予一個人性生活,即使他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性生活。而這種對性的強調,正是部分「上流階層」感到不以為然的。

同樣,弗羅什指出:「拋棄誘姦理論正是精神分析的創始時刻。新觀念取而代之,也就是患者的幻想,這可說是精神病理學的關鍵要素。」

這裡有一點很重要,佛洛伊德絕對沒有將人的行為,化約為動物或生物本能(儘管他從未否認性驅力的生物學基礎),他提出的見解非常不同,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茱麗葉.米契爾(Juliet Mitchell)的話說,是「一種人本的性慾理論,其中心是人的想像力。」

在他的《性學三論》中,他開始討論戀物癖,並認為「相較於其他類型的性驅力,只有它能對我們產生那麼大的興趣」。為什麼?因為戀物癖證明,人與動物不同,性對象(有性吸引力的人或事)與性目的(趨力所推動的行為)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正如李爾所說:

可以這樣設想:一隻雀鳥碰巧在女士的鞋子裡築巢。過程中,鳥兒會對鞋子表現出高度的關注。但是這隻鳥不會把鞋當成一個戀物。為什麼?鳥缺乏想像力嗎?從重要的意義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人與其他動物不同,其性慾在本質上是富有想像力的,也就是在本質上,人會接收各式各樣的想像力。因此,各種各樣的活動都能有性慾的面向,即使與生殖無關;另一個結論是,當人最終完成生殖時,就會再繁殖富有想像力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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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觀念」比同代人更先進:同性戀非精神疾病

因此,毫不奇怪,比起同時代的大多數人,佛洛伊德對於「正常性慾」的元素反而比較有彈性。而且,有一些猛烈批評佛洛伊德的「狂熱分子」,還會壓迫他們眼中「偏離」正常的人(尤其是同性戀)。他在 1905 年《性學三論》中寫道:

我們必須學會不帶憤怒,自然談論所謂的性慾倒錯;比方說,人的性功能已擴大範圍,不限於身體部位或選擇的性對象。在不同的種族和時代裡,所謂的正常性生活界線並不明確,這一點應該足以使狂熱分子的熱情冷卻下來。

1970 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義者,諸如英國的茱麗葉.米契爾和美國的契斯勒(Phylis Chesler),都認為性慾是流動的,雙性戀是常態而不是異常。她們發現,在精神分析思想的架構下,「現實是動態的,當中沒有本質上的性別差異」,因此本身沒有壓迫性,它是「女性的最佳希望,避免自己被化約成本質論者的專業術語」。

同樣地,在 1970 年代,美國少數精神分析師能夠回到佛洛伊德 1905 年的觀點,從 DSM 中刪除被歸類為精神疾病的同性戀,作為他們支持同志運動的基礎。正如赫爾佐格(Dagmar Herzog)指出的,從那時起精神分析師對同性戀的態度出現了戲劇性的轉變:

到了 1990 年代,我們已有無數的工作坊、委員會,社會上也有許多相關倡議、研討會論文、出版品以及期刊。這一切顯示了,精神分析師這個社群渴望向男女同志學習來改造自己;更多出櫃的男女同志也成為了精神分析師。

這種態度和專業實務的徹底轉變,顯然很受歡迎。當然,這不表示我們可以忽視過去幾十年媚俗版的精神分析對多元性別族群的壓迫,那段「恐怖歷史」不容掩蓋。

然而,歷史也表明,精神分析觀念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其他世界觀一樣,並不是存在於社會或政治的隔絕狀態之中。它們受到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型態所形塑。因此,毫不意外,精神分析中的主要傳統──個人派和媚俗派──通常反映了社會中更為普遍的主流思想。

不過,同樣真實的是,尤其是在社會變革和動盪時期,出現更多人以更激進的角度解讀這些觀念。例如,美國精神醫學會之所以在 1973 年改變做法,不再將同性戀歸類為精神疾病並非偶然,而是由於此前幾年同志運動興起,他們為同志權利果敢發聲,成功地挑戰了醫學會的觀念,不再將同志的性慾視為病態。

圖/時報出版社 提供

《關於作者》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英國西蘇格蘭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學榮譽教授,除了本書外,著作與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視角》(Rethinking Welfare)、《奪回社會工作:挑戰新自由主義與促進社會公義》(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激進社會工作實務》(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等,並發表不少相關領域的學術文章。弗格森亦是英國激進左翼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的資深成員。

備註:本文摘自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的《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由時報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時報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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