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時代,西方文學、電影與新聞如何全面護航殖民主義?

在殖民時代,西方文學、電影與新聞如何全面護航殖民主義?

問:在殖民母國中,人們是如何看待殖民現象的?

答:殖民地主題的小說和電影深入廣大的讀者群和觀眾群,這些作品將意識形態的印記留在他們心中,並且傳播殖民事業的樂觀傳奇。早在十八世紀,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就已令那個迷途航海家教化「高貴野人」的神話永垂不朽。詹姆斯.菲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繼續秉持這種精神寫作,經常將他們的冒險家主人翁,將這些新時代英雄的事蹟置於殖民地中。當然還有朱勒.凡爾納(Jules Verne),他寫的小說就翻譯版本的數量而言在歷史上名列前茅。

在《格蘭特船長的兒女》(Enfants du capitaine Grant)(註一)中,原住民阿勞肯族(araucana)的嚮導塔爾卡夫(Thalcave),正是智利南部「高貴野人」的寫照:「他莊重安靜,具有一份天生優雅,又帶著從容的傲氣以及審慎、奉獻的態度,也顯示出他在大自然中感受的愜意。」相反的,「壞野人」這些「人面獸」則經常出現在黑色非洲以及「韃靼人」的地域。至於尼摩船長(註二),他志在反叛世界的統治者,他希望向對抗英國人的印度人看齊,就像《蒸汽屋》(La Maison a vapeur)裡描寫的主人翁或是紐西蘭的毛利人,那些「抵抗入侵者的驕傲民眾」。對英國殖民統治體系的批評是朱勒.凡爾納作品的核心。

問:朱勒.凡爾納批評英國之作為的同時也捍衛殖民的原則?

答:他認為「進步」勝過一切。而「民族自決」的權利,只有當民族也加入文明行列之時才配享有。朱勒.凡爾納在一八八一年的《亞馬遜漂流記》中寫道:「在盎格魯-撒克遜族的面前,澳大利亞人和塔斯馬尼亞人已經消失了,而印第安人最終也將消失,因為這是進步的法則。也許有一天,阿拉伯人也將在法國殖民統治之下被消滅。」

朱勒.凡爾納認為只有英國人才有的想法,事實上法國人也同樣有,包括「有些黑人根本就是野獸」的觀念。為了認清這一點,我們不妨重讀一下文學評論家朱勒.勒梅特(Jules Lemaître)於一八八七年描述我們今天所謂的「人種動物園」,也就是在殖民母國舉辦的「民族學的異國人種展覽」,這種殖民地展覽一直持續到一九三一年:

本週沒有什麼新花樣。我只知道展覽園裡還在展示阿散蒂人(註三)。這處園子十分迷人,小孩子很高興可以在那裡看到遊記故事中曾提到過的神祕野獸⋯⋯為了讓他們參觀得盡興,我們又帶他們去參觀野蠻人。看到這些人的模樣,你實在很難給出什麼太高的評價⋯⋯但你可能會問我,這些人究竟為何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好吧,我們姑且這樣說吧,阿散蒂人活著的目的就是將來有一天能為我們服務。

繼這類種族偏見的刻板印象,電影又以自己的方式接續,並且迅速普及開來。從發明以來,電影即根深柢固地烙印著殖民主義者的心態。

《北非內地》(Le Bled, 1929)。圖/網路共享資源

問:例如有哪些導演和哪些電影作品?

答:法國導演讓.雷諾瓦(Jean Renoir)即為一例,即使他想忘記自己的那段過去也無法改變事實。在執導《馬賽曲》(La Marseillaise)之後,他於一九三八年藉著《觀點》(Le Point)雜誌的篇幅記下自己的回憶,但是絕口不提另外一件作品《北非內地》(Le Bled, 1929)。可以想見其遺漏的原因:因為這部影片是政府為慶祝併吞阿爾及爾一百週年而出資拍攝的宣傳片,而且影片一開頭便在讚揚法國的征服行動。它被視為「有用的殖民宣傳」(《法屬非洲》[Afrique française]雜誌,一九二九年五月號)……說實在話,在這段有關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開頭場景中,最令人驚訝的竟然是幾乎看不到一個阿拉伯人。

此外,在雅克.費代爾(註四)於一九三四年執導的《外籍兵團》(Le Grand Jeu)中也看不到阿拉伯人。當然,在一九三七年的《望鄉》(Pépé le Moko)中可以見到當地的城堡或宮殿建築,而在一九三五年的《走到世界盡頭》(La Bandera)中亦出現北非窮鄉的景色,但是那些都只是充當背景罷了。席爾薇.達雷(Sylvie Dallet)說得十分中肯:「拍攝殖民地,過濾掉殖民主義。」《走到世界盡頭》片中阿拉伯妓女的角色竟由法國女演員薇薇安.侯芒斯(Viviane Romance)飾演。美國人也這樣做:一九三七年《大地》(The Good Earth)中的年輕亞洲女子的角色是由露薏絲.雷納(Luise Rainer)(註五)擔綱。

問:好萊塢則以什麼角度來看待英國的殖民事業?

答:法國電影喜歡描繪一些遭社會摒棄、轉而到殖民地尋求翻身機會的人,而且像是賭窟或妓院才是朱利安.杜維維耶(Julien Duvivier)和費代爾等導演偏愛的場景。美國描寫大英帝國榮耀的電影作品,則喜歡將主人翁塑造成剛從牛津大學或劍橋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喜歡參加總督府的舞會,出入各俱樂部並且經常狩獵。亨利.哈撒韋(Henry Hathaway)、麥可.寇蒂斯(Michael Curtiz)的作品均屬此類。

在電影中,英國人之所以能行使權力,那是因為遵守英國法律的被殖民者已事先同意,相較之下,渴望權力的「原住民」暴君則專門欺壓那些受其掌控的人。為了突顯上述兩個系統之間的差距,那些好比幽默、冷靜、愛好運動等被視為純粹英國的特徵,以及被公認為純粹印度的特徵就被誇大。當地人可以區分為幾種原型:忠心耿耿型的性格(通常是小孩)是最受讚賞的,例如一九三九年的《古廟戰笳聲》(Gunga Din),有個年輕的印度僕人爬上一座塔,然後吹響號角以拯救被「印度謀殺教團團員」(thugs)囚禁的卡特(Cutter)警官,最終自己卻不幸罹難。

另一個特點也見證了這些電影的種族主義特色:作品中反覆出現希望自己能西化的「原住民」,然而這種心態雖獲英國人的認可,最終卻都無法實現。一九三六年的《英烈傳》(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所塑造的角色素拉汗(Surat Khan)即為一例。他在牛津大學讀書,又是一名優秀的板球運動員,但實際上卻心術不正,最終果真走上背叛之路。受過良好教育的原住民幾乎總是反派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這裡發現納粹反猶太主義的類似狀況:要嘛猶太人本性難移仍然是猶太人,並叫人瞧不起;要嘛他們願意現代化並融入德國社會,但是大家可要開始提防他們了。

《卡比利亞》(Cabiria)。圖/網路共享資源

問:電影對殖民事業的推崇其實非常負面⋯⋯

答:當然。另外還有一系列再現羅馬帝國偉大榮光的電影作品。因此,義大利導演喬瓦尼.帕斯特洛納(Giovanni Pastrone)一九一四年的作品《卡比利亞》(Cabiria)可稱為電影史上的第一部歷史鉅片:將對抗迦太基的西方世界加以美化,但是背後也可能與三年之前義大利征服利比亞的事件有關。在美國,拍攝關於羅馬帝國的電影也隱含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征服者代表的正是文明。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將帝國合理化的心態已深埋在西方社會之中。

問:新聞界扮演了什麼角色?

答:它有助於將殖民行為的基本原理深植在輿論中。在發生危機或是殖民者遭到反抗而造成巨大衝擊時更是如此。然後,我們看到種族主義和仇恨的言論競相鳴放。例如,英國軍團中的印度兵於一八五七年在印度發動叛變,導火線是信仰印度教的士兵拒絕服從英國軍方要求他們以牙齒咬開塗有動物脂肪彈匣的規定,只有錫克教徒不覺得該規定是一種侮辱。叛變者的暴力行為引發英國以屠殺手段加以報復,並且造成後續難以控制的鎮壓。

我們不妨以稍長的篇幅引用《泰晤士報》一八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相關報導,因為它同時表達了殖民者的憤怒以及他們重申的「教化」使命:

針對英國人人身暴力行為的新聞已在國內輿論界引發新的看法。以前,我們認為自己斷然不至於遭逢這種可怕的風險,因為我們受到比羅馬公民更高地位的保護。現在,我們知道以前的想法是錯的。這些施暴的人非常了解我們,徹底明白我們的威權、我們的優勢、我們的紀律,他們從我們的慷慨中受益,我們甚至將他們抬升到光憑他們自己是永遠達不到的水準。儘管如此,他們竟然可以如此侵犯英國人的人身,摧毀每個英國人人身所具有的不可侵犯性,並且一頭栽進這種筆墨無法形容的殘暴深淵。⋯⋯他們以前愈是卑賤順從,在他們主人的目光下愈是低下匍匐,如今他們的傲慢就愈不受約束。他們歡天喜地,沉溺於橫行之中,彷彿那是最強烈的肉慾經驗⋯⋯

在這裡,我們目睹的是露出馬腳的印度教教徒,回歸真實本性的印度教教徒⋯⋯他們甚至不具備一絲一毫的道德力量。他們的宗教徒具形式,他們的信仰是愚昧之見,他們的良心無法施展。

在俄羅斯,普希金(Pushkin)對高加索地區的切爾克斯人(Cherkess)也發表過類似的評論。

問:多粗暴啊⋯⋯

答:沒錯!自從殖民時代結束以來,我們不斷聽見這樣的驚嘆:「我們一直都被蒙在鼓裡!」也就是說:「以前人們刻意隱瞞那些以教化之名所犯下的暴行和弊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當時人們並沒有刻意隱藏任何事情。

不信的話,我們只消翻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書籍或是像《畫報》(L’Illustration)那樣的雜誌就足夠了。我們看到在印度的印度教教徒被綁在大炮的炮口,阿爾及利亞的總督比若下令燒毀阿拉伯人的村鎮,或是我們的士兵嘲弄裝滿安南人人頭的袋子。

這一切我們都知道,然而殖民事業一再被解釋為「教化」的手段,因此那些暴力行為似乎也成了必要的過程。也就是說,目的可以證明方法的合理性。

註一:這部小說和《海底兩萬哩》、《神祕島》合稱「凡爾納三部曲」,此為第一部。
註二:尼摩(Nemo)船長是《海底兩萬哩》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註三:阿散蒂人(Ashanti people),迦納共和國的主要民族之一。
註四:雅克.費代爾(Jacques Feyder, 1885-1948),比利時演員、編劇和導演,主要活躍於法國。
註五: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美國電影演員。

圖/麥田出版 提供

《關於作者》

馬克・費侯(Marc Ferro)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研究部主任,專門研究蘇聯與俄羅斯歷史、殖民史以及二戰史。同時,也是「影視史學」的先驅,對於影視史學這個做為推廣大眾歷史通識之手法進行評論與分析。1948 至 1956 年曾於阿爾及利亞任教。1985 至 2001 年於德法公共電視台主持「平行歷史」(Histoire parallèle)節目(德語版名稱為「50 年前的這星期」[Die Woche vor 50 Jahren])。

作品翻譯成 20 多種語言,著有《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Une Autre Histoire de Notre Monde)、《世紀之謎︰末代沙皇家族慘案的真相》(La Verite Sur La Tragedie Des Romanov)、《1917 俄國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917)、《殖民史》Histoire des colonisations)等書。

《關於譯者》

翁德明

巴黎第四大學法國文學博士。重要著作有《古法文武勛之歌〈昂密與昂密勒〉的語文學評注》、《中世紀法文音韻的源頭與流變:以第九至第十五世紀之文學文本為例》。譯有米蘭.昆德拉《玩笑》、《被背叛的遺囑》、《簾幕》;安伯托.艾可《昨日之島》、《艾可談文學》、《倒退的年代》;《聖尼古拉的把戲與皮耶爾.巴特蘭律師的笑鬧劇》、《再見吾后》、《一代妖后》、《裸人》、《自由主義的未來之戰》等書。

備註:本文摘自馬克・費侯(Marc Ferro)的《向下扎根!法國教育的公民思辨課2-「為什麼會有殖民地?殖民政策如何影響當今全球權力布局?」:從地理、歷史與社會學角度,綜觀大國如何崛起》(La colonisation expliquée à tous)。由麥田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何承祐

Photo Credit:Unsplash、網路共享資源、麥田出版 提供

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