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為何不滿?現在的環境真的有比父母輩過去更慘嗎?

年輕世代為何不滿?現在的環境真的有比父母輩過去更慘嗎?

前言: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政府與企業競相增加勞動市場彈性,讓雇主能夠輕易操作員工的工時、工資、薪資、工作地點甚至是工作內容。因此,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群非典型勞動者,他們低薪而收入不安定、工作臨時化、身兼多職且時常陷於多工作業,這就是作者所定義的「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

這些人對生活沒有安全感,不斷受結構壓迫,且沒有共同的明確目標,因此在社會上無法集體為自己發聲;長工時讓他們沒有時間精力查證思考,很輕易會彼此仇視,是容易受政客操弄的沃土;此外,他們沒有長期合約、沒有公司與社會安全網的保障,也缺乏工作安全、技能發展性,更沒有能力組成工會,除了不穩定的工資之外,幾乎一無所有。

根據作者推測,目前許多國家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至少都占了該國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

全世界介於 15-25 歲的年輕人超過 10 億名,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他們大部分都位於開發中國家。雖然世界的人口可能正在老化,但年輕人依然非常多;不幸的是,很多年輕人相當沮喪:在眾多構成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族群中,最常看到的就是從學校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連續好幾年都只能做不穩定工作,而且他們爸媽那一輩的人似乎都擁有穩定的工作,相較之下顯得他們更為失敗。

年輕人為何不滿?

自古以來,年輕人剛進入勞動市場時,因為社會希望他們學習經驗並且證明自己,所以會將他們擺在沒有保障的職位上。不過如今我們給予年輕人的條件並不合理,許多人做臨時工作的時間,已經遠遠大於培養「就業能力」所需。而公司也在提升勞動彈性的呼聲下,延長了員工試用期,合法壓低員工薪資並削減員工福利。

如今轉為正式員工的機會越來越低,年輕人的不滿也越來越強烈。以法國為例,該國有 75% 的年輕員工,剛進職場時只能拿到臨時合約,其中大部分人都無法轉為正式員工,只有那些大學畢業的人可能會被「長期」僱用。

以前的年輕人之所以願意一開始在職場當個圈外人,是因為知道總有一天他們能夠走進圈內。而且過去的人可以靠爸媽養,家庭的凝聚力可以緩解工作一開始缺乏保障的問題。但工作缺乏保障的程度如今升高,家庭凝聚力卻在減弱。現在的家庭關係比以前更脆弱,而且老一輩的人缺乏遠見,不知道自己應該增加世代間的互惠關係。

社會性所得與工資彈性的結構調整,已經造成了工資下降,並讓年輕人的所得低於長輩。它不只讓更多年輕人從事缺乏保障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工資當然比較低,而且無論要轉為哪種正職員工,條件都比較不利。他們既不能享有企業福利,也不能請領政府補貼,進一步增加墮入貧窮的風險。

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該國 20 多歲勞工的平均年收入,在 1997-2008 年之間降低了 14%。厚生勞動省在 2010 年的某份報告指出,該國 16-34 歲的勞工中,有 56% 需要第二份收入來源,才能支付基本維生開銷。

如今,不安全感讓年輕人相當不滿。大部分的人都想從事某些職業,但許多想要實現自己的人,卻並不希望像老一輩那樣卡在枯燥乏味、飽受壓力的工作裡。他們不想要在工黨主義的那種穩定全職工作之中過完一生。

多份跨國調查顯示,如今的年輕人超過三分之二都想成為「自僱人士」,而不是去上班。但現實中的彈性勞動市場,是由年長的政客以及商業利益打造出來的,大部分的年輕人在這種市場中都只能虛擲大量青春,從事無保障的工作。

圖/Shutterstock

不同世代的困境

不穩定無產階級中人數最多的就是年輕人,他們同時也是得要打造未來的領頭羊。自古以來,年輕人總是對現狀不滿,總是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明天。在丹尼爾.寇恩(Daniel Cohen,2009: 28)這些評論家眼中,1968 年的 5 月風暴是年輕人成為「自主性社會力量」的契機。

不過雖然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的確打破了父母那輩訂下的規則,但年輕人在歷史上一直都是推動改變的力量。反倒是因為年輕人在 1968 年的運動中拒絕工業社會以及毫無生氣的工黨式生活方式,讓不穩定無產階級在那一年誕生了。

而這些曾經群起反抗資本主義的嬰兒潮世代,後來卻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關係而能買到便宜的商品,並享有退休金等諸多福利。他們在年歲漸長之後竟然開始鼓吹提高彈性,讓下一代的生活失去保障。

某位充滿怒火的失業畢業生就寫道:「嬰兒潮世代可以享有免費的教育、買得起的房子、多得要死的退休金、較早的退休年限,甚至還能買兩棟房子。但我們只擁有永遠還不完的學貸,想先買小房子再換大房子更是困難重重。那些讓我們爸媽口袋滿滿的金融體系,只留給我們兩種工作選項:去做職場裡的屎缺,或者直接失業。」

當然,上面這段抨擊長輩的說法忽略了階級的影響,因此呈現了錯誤的印象。事實上英國的嬰兒潮世代中只有很少人讀過大學;反倒是現在的人從中學畢業之後有一半都進入了高等教育。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是去工業化的受害者,他們被迫從事礦工、煉鋼工人、碼頭工人、印刷工人這種惡劣行業,將生命磨損為歷史的塵埃。

而當時的大部分女性更是在經濟上被邊緣化,負擔比男性更重。雖然比較不同世代之間的甘苦聽起來像是在轉移焦點,充滿了保守派的意識,而且無視於全球化造成的影響,但其實現在的年輕人並沒有比長輩更慘,因為不同時代的人面臨的困境不同,不同階級的處境也不能一概而論。

圖/臉譜出版社 提供

《關於作者》
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

經濟學家,劍橋大學博士。國際基本收入研究組織「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IEN)的聯合創始人,二十二年來擔任聯合主席,現任名譽聯合主席。他目前是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的研究員。曾任 SOAS 發展研究教授(2011-2015)、巴斯大學經濟安全教授(2005-2011)和蒙納士大學勞動經濟學教授(2005-2010)。在此之前,他是國際勞工組織在聯合國的社會經濟安全計畫主任。

蓋伊.史坦丁在2010年當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他同時也是許多國際機構的顧問,包括世界銀行、開發計畫署、兒童基金會和歐洲委員會。並擔任許多政府顧問,特別是曼德拉總統勞動力市場政策委員會的研究主任。他也是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個人著作超過二十本,其中《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繁體中文版已於2017年由臉譜出版社出版。

相關著作:《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從基本收入出發,反思個人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以及如何讓社會邁向擁有實質正義、自由與安全感的未來》

備註:本文摘自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的《不穩定的無產階級: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他們為何產生,造成什麼問題,社會又該如何因應?》(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由如果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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