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外國專家」與他們眼中「新中國」

那些「外國專家」與他們眼中「新中國」

中共掌權之初,為了重建「新中國」的國家政治文化,做了不少努力。「說故事」成了這個國家的主要業務。新的政府快速展開動作,以官方身分控制對外關係,包括資訊流通。新中國自我投射的形象受到謹慎管制,建立形象的主要工具包括新聞機構(新華社)、外文出版計畫與出訪外國。

旅客入境不僅受到限制, 在中國的活動也遭嚴格控管;公開的資料和各種出口的出版品亦同,外人不易獲得資訊。因此, 香港成為「觀看中國」的地點, 中國流出的訊息滲透唯一非共產主義管理的國界,外國大使、情報機構、記者與學者篩選著片段的資訊。

1962 年以前,中國的難民越過邊境相對容易。觀察中國的人訪問他們,也訪問慢慢從上海與其他城市撤出的外籍人士。他們有些人終於因為負債放棄資產,或者終於出獄。神祕的文字、信件、照片紛紛被解讀分析。但在冷戰的政治情勢中,同樣的,那些訊息也會被反共人士誇大,自由主義者或海外的左派也不相信或無視許多不利新政權的訊息,很難知道事實上到底發生什麼事。

中國上海市。圖/Shutterstock

向世界介紹「新中國」的外國人

管制只是部分。新政權立刻開始發行外文出版品,宣傳國家的轉變,包括透過不同文體,如官員演講、小說、民間故事、傳記、報導, 向世界介紹北京觀點:

1959 年,北京廣播電臺製作的節目多達 24 種語言,英語廣播並以美國、澳洲、紐西蘭、東南亞與南亞等地為放送目標。另一本文化期刊《東方地平線》在香港發行, 即使外表上獨立,實則仍是官方刊物。過去國民黨透過贊助期刊、文化外交與外國片廠的你來我往等方式,與外國大眾溝通,這些努力都獲得傳承。

共產黨政府的作為更為廣泛深遠,但是找到並留下具備語言能力的人員頗為困難。多數精通外語的中國人會有階級背景的問題,或者曾經住在國外,而當共產黨政權開始攻擊蘇聯的時候,外籍人士的投入也隨之萎縮。

一群來自各國的外籍人士成為這項工作的主力。他們來自不同背景,仍然反應中國 1949 年之前國際化的歷史:紐西蘭人艾黎曾任上海工部局消防員與工廠督察,是其中一位多產的政治宣傳家。歐洲的反猶政權,也促使其他人來到中國──艾培與金詩伯都出身俄國猶太家庭,為躲避沙俄迫害逃到滿洲。   

日本經濟學家橫川次郎激進的信念,導致他在日本丟了政府的工作,在南滿鐵路研究部工作時又被逮捕監禁;戰後橫川次郎留在中國。英國倫敦會教育家的女兒戴乃迭在愛情和政治交織之中回到中國。戴乃迭生於北京, 是牛津大學中文系第一位學生, 她嫁給古典文學的學生楊憲益,兩人一起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幾十年。

其他人是共產主義政黨的兄弟派來的:英國共產黨指派阿倫.溫尼頓與麥克.夏皮羅為新華社工作。人類學家伊莎貝爾.布朗出生在成都的加拿大傳教士家庭,1947 年偕同夫婿大衛.克魯克在英國共產黨指示下來到中國研究土地改革。

中國的「朝聖者」,均被確保「旅途愉快」

中國透過北京嚴格的政治宣傳機器向全球大眾呈現「新中國」,除此之外,來到中國的訪客是重要媒介。1950 年代,每年有大約 8 千到 1 萬外國人進入中國──新國家剛建立的那一刻,他們就排隊等著進入,而且中國花了非常多錢幫助他們旅途順暢。

其中一位首先抵達的,是英國共產主義者暨工會官員梅莉安.拉姆森,她於 1949 年 12 月抵達,參加亞洲女性研討會。她返國之後表示:「中國是自由的,這個事實就像熾熱的太陽照亮東方。」

西伯利亞鐵路的盡頭是光明、歡笑、秩序、團結與合作, 飛往北京的飛機或穿越香港的邊界也是。沒有蒼蠅(這個特點一再被提起);火車準時出發;女人和農民抬頭挺胸;工人安居樂業;東方的世界無不正確。

美國政府刻意阻撓美國人訪問中國,但 1951 年起, 在共產黨前線組織中英友好協會的安排下,英國開始固定派出代表;1955 年起,改由商業團體「破冰者」安排,後來也稱四十八團。

1954 年,前英國首相艾德禮率領工黨官員正式拜會;1955 年,沙特與西蒙波娃來到中國,長篇稱讚「無限」的未來──不只是中國, 而是全世界,因為「此為新中國在歷史上特別令人興奮的時刻」:長久以來只能夢想的人性可能在此時即將實現。

有些朝聖者驚奇不已,決定再次回來為外文出版社工作。回來的人急著寫作並演講,當然也有例外:英國首相艾德禮就是。但就如多數遊客,他們見到中國的反應,早在他們抵達前就是那樣了。他們期待發現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就在那裡。

中共政策轉向:熱情接待亞非拉美代表團

1950 年代末期, 隨著中共與蘇聯的爭執越演越烈,中共的外交政策焦點大幅移向非洲、亞洲與拉丁美洲,擴大中國的影響。1949 至 60 年間,來到中國的拉丁美洲代表團共計 1,500 人,其中有前任總統、藝術家、智利詩人聶魯達、巴西小說家阿瑪多和平運動者與科學家。

回去之後,這些訪客就是建立「友好協會」或類似團體的主要人物,也以正面口吻書寫、談論新中國。非洲民族主義者也開始設法來到中國,而且獲得熱情的接待。

1956 年,共計 435 個代表團來自非共產黨國家。1950 年代最後 3 年,有 84 個代表團從比屬剛果來:共產黨國家、政治立場不同的世界,一個個爭先恐後來到中國。不能來的人,北京廣播電臺的反殖民節目表不是試著啟發,就是對國際的情報秩序發出令人不安的挑戰,也動搖聽眾的內心。

沒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發生的。這些訪問都安排至分秒細節,經過精心排練,根據每位訪客的政治位階與政治潛力,無微不至地準備:參觀地點有限,導覽內容也一再重複。訪客都有導遊與翻譯,訪客歸國書寫大量報告靠的就是他們提供材料。熱情的接待滿足朝聖者的虛榮, 同時中國也安排最有利用潛力的訪客與黨內高層會面。

圖/時報出版 提供

《關於作者》
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出生於英國威爾特郡,曾旅居德國、香港,並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

備註:本文摘自畢可思(Robert Bickers)的《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由時報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陳慈晏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提供、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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