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人地位的微妙變化,看「印尼民主政治」的發展

從華人地位的微妙變化,看「印尼民主政治」的發展

編輯導言:本文節錄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戴維信教授在《印尼模式》專著中,特別為中文讀者撰寫的序言。文中透過比較台灣與印尼民主進程的差異,指出異同之處,期盼能達彼此對照、交流之效。由於全文篇幅較長,本文僅節錄其中談及兩者的族群結構一段,與對印尼華人社會的進一步分析,並非完整的比較。欲完整了解全文論述的讀者,建議參考文末備註,查閱原書。

台灣與印尼民主發展的其中一個明顯差異,是台印的人口族群結構不同,台灣族群結構的複雜程度不如印尼。儘管台灣不如外界錯誤印象般由單一族群組成,但印尼的族群多元程度遠高於台灣。印尼族群多元為其民主進程製造了不少難題──不同族群向政府提出要求,令政府難以從整體利益角度思考管治、繼而有偏袒於某些族群之嫌,政策制訂最終變得混亂與隨意。

對此問題,印尼的解決方法之一,是規定政黨在全國設置黨部、以全國型政黨為定位,同時嚴格限制地方政黨的發展(曾出現政治動盪的亞齊省除外),目的是為避免出現政治分裂與分離主義問題。印尼另一個對應方法,是向各區域與地方政府下放重要的行政與財政權力。

蘇哈托時代的分權進程,令很多族群組織得以有機會分享地方權力,這些族群組織因而能夠透過各種政治裙帶關係,與國家合約分沾國家龐大資源。這種分權安排也許會令貪腐問題變得嚴重、妨礙國家經濟增長,但卻為各族群組織擁護民主政制提供了重要誘因。對民主支持者來說,這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對經濟學者而言,這並非令人樂見的事。

圖/Shutterstock

印尼排華成因,要追溯至荷殖時期

談及印尼族群政治,不能不提印尼華人社會的處境,台灣與其他華人社會應會對此課題感興趣:印尼華人數量只佔全國人口 2-3%(這個數字其實也不乏爭議),但其影響力遠超於此。不少人會認為,印尼華人在過去與現在不合比例的影響力,源於他們的經濟力量。的確,印尼不少首屈一指的大集團都由華人擁有,這與印尼國家歷史有關。

於荷殖時代、特別是在 19 世紀初,荷蘭殖民政府扶植華人、方便他們積累財富,以此作為殖民管治的權宜之計。殖民管治者的盤算是,協助華人少數族群致富,既可增加政府稅收,亦可預防華人成為殖民管治之患。一旦印尼土著變得富有,情況卻會大不相同:他們將有別於華人,會動員危及荷蘭殖民管治。事實上,增強荷蘭殖民控制力度、令華人變得富有、令印尼土著處於貧困狀態,是荷蘭人維持殖民管治超過一世紀的成功方程式。

荷蘭人分而治之的殖民遺害,至今仍未被消除,印尼族群之間的互信與團結因而受削弱。印尼華人仍然需要面對印尼社會不乏種族主義色彩的敵意,他們被視為主導國家經濟、控制非由國家管理的重要經濟環節( 例如石油與天然氣)的一群。

印尼建國,華人貢獻不應抹滅

煽動反華人情緒的印尼人,其實忘記了印尼華人對印尼建國進程的貢獻:事實上,在 20 世紀初,華人作家都以仍在萌芽的新興國族語言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書寫。這些華人的印尼語書寫,令印尼語的應用變得成熟。換句話說,在華人的書寫協助下,印尼語始能演化成為現代語言、令人動容的國族意識與革命語言的載體,今天印尼語更是國民與同意識的重要支柱。

在二戰之後的反荷殖革命,華人也有犧牲奉獻。很多從事貿易的華人從外地走私包括糧食、醫護用品、武器在內的必需品以協助印尼人對抗由荷蘭人領導的軍事行動。若然沒有華人的協助,印尼人便將難以戰勝荷蘭人、他們往後與荷蘭人談判時便難有優勢,印尼獨立或會因而無從談起。

印尼獨立之後,一群華人律師奮力爭取印尼公民權利受國家憲法保障。儘管憲法主義與法治並非印尼政治傳統,但這些華人的維權努力都不應被抹殺、至今仍有影響。這些印尼華人律師更甚至曾代表華人之外的少數族群捍衛權益、力阻政府濫權與反對族群歧視,葉添興(Yap Thiam Hien)是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鍾萬學事件,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不過,印尼的政治現實是,道理往往取決於權力與力量。發生於 1998 年 5 月、被稱為「黑色五月暴動」、令蘇哈托在同月下台的印尼排華潮便是絕佳例子。在這段混亂時期,雅加達的印尼華人被襲、他們的財產被破壞。

暴動之後,印尼華人地位曾有改善,但至近年,情況再次逆轉。在 2016 年年底與 2017 年年初,激進伊斯蘭組織在繁囂的國家首都與政經中心雅加達舉行大型示威,反對華人鍾萬學(Ahok) 成為雅加達省長。 其中一場示威為印尼歷史上規模最大,參與者超過 100 萬人。這些示威最終令鍾萬學在雅加達省省長選舉落敗(他在首輪選舉得票最多,但所得票數不足以令他免除第二輪選舉競爭)。

我們可從樂觀與悲觀角度評斷印尼民主進程:樂觀論者仍然可以說,印尼華人鍾萬學幾乎當選成為雅加達省省長,證明印尼華人社會已獲得更多尊重,印尼民主進程已向前邁進重要一步。原因是在蘇哈托治下、「新秩序」時代數十年間,印尼華人曾被嚴重歧視,華人甚少能夠得到政府官職 ,況且在 2016 年年底與 2017 年年初大型示威爆發期間,印尼華人也沒有遭受群眾襲擊,這同樣與威權時代狀況有別。

與此同時,也有愈來愈多華人以主流政黨成員身份被選為地方議會代議士,在華人人口集中的西加里曼丹省(West Kalimantan)、北蘇門答臘省(NorthSumatra)、廖內群島(Riau Archipelago)的主要城市與雅加達,情況更是如此。

但是,悲觀論者也會說,反鍾萬學的示威,重新令人意識到,即使在當下印尼民主社會之中,華人仍受歧視。鍾萬學的政治崛起也許是來得太快。現任總統佐科威以雅加達省省長之位作為政治仕途跳板,這自然會令鍾萬學的政敵懷疑,他會否以同一路徑成為印尼的新國家領袖。

無論如何,可以說,反鍾萬學示威、鍾萬學因褻瀆宗教控罪而被判入獄兩年(鍾萬學已被提早數月釋放)之事件,已令印尼族群關係開倒車。事件反映,在印尼民主政治中,公眾仍可公開高調反對印尼華人,從政者可藉此嬴取勝利。這種趨勢令人不安。

鍾萬學事件既容許激進穆斯林展示他們的動員能力,亦令他們相信,未來他們同樣可以種族主義與不民主手段應對他們眼中的政治威脅。事實上,這些激進穆斯林對民主政治的支持度引人懷疑。說到底,壞先例一開,印尼民主前景不免堪虞。

圖/Fikri Rasyid on Unsplash。

《關於作者》
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 
於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取得博士學位,並從 2005 年開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任教,現為該校政治系副教授。戴維信博士研究東南亞政治超過二十年﹑特別關心印尼政治,其著作包括 From Rebellion to Riots: Collective Violence on Indonesian Borneo (2008),以及 Indonesia’s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Governing the Roads (2015)(印尼文版已於 2019 年出版)。戴維信博士亦曾參與編著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 in Indonesian Politics: The Deployment of Adat from Colonialism to Indigeneity (2007) (印尼文版已於 2010 年出版)。戴維信博士現正進行有關東南亞稻米政治的研究。

備註:本文摘自戴維信(Jamie S. Davidson)的《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由季風帶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Wahyu Setiawa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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