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在乎那個住在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 ⋯」美國「被壓榨的一代」(下)

「沒有人在乎那個住在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 ⋯」美國「被壓榨的一代」(下)

上篇:接受高等教育、擔任兼任教授,卻得帶著兒子掙扎求生?美國「被壓榨的一代」(上)

高知識分子向下流動

如同波林之於她所任教的學校,高等知識分子貧窮者普遍藏在美國這個國家內。「沒有人知道或在乎那個住在拖車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住在俄勒岡尤金(Eugene)、撫養一名孩子、曾經在大學裡教語言學,如今卻依靠福利與食物救濟維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說道。

明尼蘇達的圖資管理員和網站開發者米雪兒.貝爾蒙特承認,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經濟狀況如此窘迫。她說:「每一個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暫時經濟拮据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

這些教授與其他受過教育與培訓的工作者,面對的是中產階級流眾最典型的困境:債務、工作過量、孤立無援、以自己的貧困為恥。他們甚至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像是和伴侶喝著愛爾淡啤酒的約會,或和朋友談論自己的困境並交換八卦的聚會。他們幾乎不放假。

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學歷或許不如自己,卻擁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當我在和這些中產階級流眾交談時,總會聽到他們不斷責備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職業與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難道錯了嗎?他們覺得自己錯了。

他們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紀較長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們,更遑論與自己原本預期的軌道,有多大的差距。

波林透過網路,和一群與自己出身相仿的同伴們保持聯繫。其中一個是她在大學時期認識的朋友,叫賈斯汀.湯瑪士(Justin Thomas),擁有歷史碩士學位,現在於帕克蘭學院(Parkland College)及湖濱學院(Lake Land College)擔任兼任教授。

在這些離芝加哥 3 個小時車程的學校裡,湯瑪士每個學期會開 4 至 6 門課,而湖濱學院會付他每門課 1,675 美元(約新台幣 51,700 元),帕克蘭學院則為 3,100 美元(約新台幣 95,683 元)。在每個學期開始後的一個月,他會收到薪資,而在收到薪資之前的 4 週裡,他的兩個女兒每天晚餐都是起司通心粉和烤馬鈴薯。(由於他沒有取得兩個孩子的全部監護權,因此沒有領取食物券的資格。)

「我會對她們說,『對不起,我實在沒辦法幫妳們買其他東西,就連冰淇淋都不行。』」他說,並在繼續開口前,哽住了一會兒:「對我來說,要想幫女兒達成夢想,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夢想。」儘管他會在夜裡到父親的工地兼差,但手頭依舊很緊。「我很想讓女兒去上音樂課,她真的很有天分。但現在的我沒有任何資源,能讓她充分發揮自己的天分。」

然而,受過高等教育卻向下流動的大學教授們,並非偶然的現象;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環:根據全美法律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調查,法律系畢業生的就業率從 2007 年的 92% 下降到 2012 年的 84.7%,並來到 2016 年的 87.5%。而 2012 年法律學系生的平均負債金額為 14 萬美元,與 2004 年相比,上升了 59%。

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至今依舊沒能重拾工作機會的行業,還包括了建築業、市場調查、資料分析、書籍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儘管這些工作的就業條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碩士學歷者。

圖/Shutterstock

「做你所愛」背後隱藏的階級歧視

對我而言,讓此種壓迫更為嚴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經常浮現在我們耳邊的呼告:「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這句話總是勸誘著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出於好意的精神導師和企業們,頻繁使用這句格言。

我自己也經常聽到這句話。那些總愛勸別人「做你所愛」的人,成功地讓自己看上去令人稱羨,並從底下的員工身上榨出更多勞力。這則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過去總認為工作是一種職責、一種屈從而非激情的想法。工作對於一個人的人格,以及其內心對於重要性、價值觀的形塑,有著愈來愈顯著的影響。

然而,有些歷史學家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常態。反觀上一個世紀,人們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於經濟壓力,而他們心目中的天堂,是一個不用工作、流著奶與蜜的土地。(貴族們自然是希望什麼事都不用做,憑著自己的家產而活。)

讓我們將「做你所愛」這句咒語代入眼前這一切;此刻,我就坐在龐大的共享辦公室 WeWork 桌子前,打著這段文字,而這句咒語醒目地印在這間公司的員工 T 恤上。我凝視著這句標語,期待那名此刻身穿著這件 T 恤、正在補充咖啡的年輕女子,能真的在某處實現這場美夢。

我腦中想起許多自己認識的年輕與中年父母們,是如何遵循這句格言,卻導致自己不得不吞下那一言難盡的苦果。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做自己所愛,該如何生存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於許多記者、新創工作者等那些雖不穩定但「具有創意」的產業員工來說,這句格言有時甚至具有某種強制性。這些工作的光環與聲望,就是這些以長工時換取低薪者的收穫。美國人民徹底浸淫在芝加哥大學教授蘿倫.柏蘭特(Lauren Berlant)筆下的「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氛圍中。

根據柏蘭特同名著作,所謂的殘酷樂觀主義存在於「當追求的目標實為阻礙自身健全發展」時。在「做你所愛」指令中所存在的虛無縹緲理想之下,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如同柏蘭特所寫,無論是「向上流動、工作保障、政治與社會平等、愉快且持久的親密關係」,我們的個人安穩及未來已殘破不堪,而我們卻依舊相信自己可以「做你所愛」,即便美國已經沒辦法再幫助我們從生活與工作中「獲得正面回饋」。

我們這些「做你所愛」的創意階級者所經歷到的現實,有時更像是柏蘭特所謂的「愚蠢樂觀主義」,即「最令人失望的事」。

如同宮德光(Miya Tokumitsu)在自己那本《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中所寫,「做你所愛」這件事在美國早已名存實亡,只是企業用來加倍剝削員工的銬鐐。從科技公司到高檔連鎖餐廳、再到如喬氏超市(Trader Joe’s)等商店,每間公司都強調自己的員工是──或至少看起來是──快樂的。

當然,還有更難察覺的剝削,如那些走進眾所皆知的「做你所愛」虛幻花園小徑的兼任教授、學校老師和記者們。或許有一天,他們能即時發現以追求所愛之名,被迫做著那些根本不能帶給他們任何回報的工作。

當我在基於人生的種種壓力下、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創造力」以換取工作機會時,我這才明白:在堅持「做你所愛」的本質之中,隱藏著令人不舒服的階級歧視──假使深信「做你所愛」的信念,其實來自一個擁有特權的社會身分、一個風險較低,且失敗也不意味著賠上一切或人生終結的環境,那麼對於那些不擁有特權的人而言,為了實踐這句話會讓他們落得何種下場?

在如今這個有時被我視為「中產階級終結」的年代,選擇養育孩子無疑會動搖那本就不穩固的結構:我們就像是在玩生存疊疊樂。

波林等那些工作岌岌可危的人們,本該是社會上的高知識分子。他們本該飲下權力的美酒。如果你覺得自己和工作的關係非常疏離,那麼你或許該問的是:你是誰?

圖/八旗出版社 提供

備註:本文摘自的《被壓榨的一代:中產階級消失真相,是什麼讓我們陷入財務焦慮與生活困境?》(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由八旗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未來人才行前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