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不能接受「專家犯錯」,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

當社會不能接受「專家犯錯」,將面臨什麼樣的危險?

我們活在一個許多人懷疑專家和專家意見的時代,專家常常受到強烈抨擊,當不可信的媚俗小報和社群媒體主導了現代新聞界,這種現象更加常見。人們不再盡信專家,這不但不是新鮮事,也不一定是件壞事。

為什麼人們時而輕信專家,時而又質疑專業?

腦葉切開術和冷水療法曾經盛行於庸醫界,現在則有各種非正統的醫學、外科手術、飲食風潮,只要名人背書,就能像流行病一樣到處肆虐,讓人建立莫名的強烈信心。我們也很容易受社會影響力左右。當我們相信的人大力宣揚,我們就對某套療法產生信心並身體力行──既然我們是業餘人士,多少該聽聽專家的說法。

許多證據顯示,專家意見往往讓人們一頭霧水。然而,隨著科學「新聞」的報導水準每況愈下,人們變得更加困惑。我們對專家抱持著矛盾的期待:一方面,我們希望專家充滿創意、不斷革新;與此同時,當絕大多數專家懷抱同樣共識,又讓我們感到安心。從經濟動向到氣象,各種專家預測常因違背一般常識而遭到批評,但這類批評根本只是馬後炮。

英國國會議員麥可.戈夫(Michael Gove)在某些圈子名氣響亮,在其他圈子卻惡名昭彰,因為他曾說過「民眾已經受夠專家了」

2016 年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前,天空新聞台(Sky News)播放了他的這句發言。當時,他將許多經濟學家的意見斥為無稽之談,包括那些來自眾人敬重的國家統計局、財政研究院的專家。這些專家認為退出歐盟將對英國造成嚴重經濟打擊,但戈夫尖銳的駁斥這種看法。

也許單單節錄幾個字有斷章取義之虞,他的原文為:「我國的人民已經受夠那些專家,他們全來自一些不知其名、只知縮寫簡稱的機構,自稱全知全能,卻老是搞錯。」

不管如何,他在這場訪談、後來的廣播節目、社群媒體以及報章雜誌上,都清楚表達自己反專家的立場。雖然戈夫的言論招來眾人譏嘲,但他說的也不是全無道理。民眾對專家的懷疑正漸漸壯大,而熱門媒體大力宣傳各種矛盾的健康與生活建議,每篇都號稱出自專家之口,讓情況更加惡化。

而某些時候,民眾並不明白(也許因為現代媒體並不鼓勵民眾理解),專家可不是星相家──專家無法完美的預測未來。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無人知曉未來,甚至無法推測未來,但專家仍必須做出判斷。

有時,人們忘了自己之所以渴求專家意見,正是因為沒人知道真相為何。我們沒有一翻兩瞪眼的明確證據。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裡,資訊稀少且難以解讀。人難以預測複雜現象的未來走勢,不管是暴風雨的走向、股市的動盪、石油儲量,或流行病的肆虐。

我們向專家尋求答案,卻忘了他們也是凡人,孰能無過? 有時,他們也沒有可靠的方法來找出真相或預測未來。在不確定的世界裡,專家自己也沒有十足把握,也必須承認自己無法掌握一切。

專家只是考量各種不確定性後,告訴大家某事件可能發生的機率。然而,他們的預測只是握有許多資訊後的概率猜測而已。科學專家完全承認自己的預測並非百分之百準確,不然的話,信譽良好的期刊恐怕不會發表他們的文章。然而,這些警告一旦經過大眾媒體(特別是社群媒體)過濾便消失無蹤,因為它們把專家的研究和判斷,都濃縮成一則上限 280 字元的 Twitter 推文,甚至更簡短。

另一個偏誤則是,儘管專家擁有深厚專精的知識,人們卻往往不夠重視他們的言論。連英國廣播公司等領先群雄的媒體機構,也給一般人和專家同樣的發言時間,並因此受到批評。這種作法隱約暗示,外行人和專家都掌握充分資訊。理論上,每個人的言論都同樣重要,但難道專家多年的培訓與研究都不值一提嗎?

在科學家與反氣候變遷人士的激辯中,這種作法就引起莫大爭議。2014 年,英國廣播基金會評估後再次重申,並不是所有的意見都具備同樣的重要性:比起那些沒有完善知識、毫無根據的外行人觀點,科學證據和專家意見應該受到更多重視。

我們之所以不再崇拜專家,也許是因為現代科技讓無憑無據的個人意見,像事實一樣廣為流傳。但當科學研究不再受人敬重,也就難以募集資金,這就是可怕的後果。因此,我們必須認清真正的陷阱是什麼:當專家以權威口吻提供資訊,說著艱深的技術辭彙,我們必須謹記,專家也可能受到群聚和社會影響左右。專家可能會在有意識、無意識間受到影響,甚至被惡意操弄。

如果你問專家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幸運的話)他們可能會說:仔細權衡現有證據後,找到某些客觀事實。學者可能會補充道,他們希望以可靠且穩定的科學方法,繼續發展現有的研究並揭露事實。

聽起來,專家好像只是處理資訊的機器。我們期待他們吸收並處理資訊,再吐出最客觀的結論。如果他們的判斷失準,我們不是說他們瘋了,就是抨擊他們很遜或很蠢,或者以上皆是。我們忘了專家也是社會動物,就像其他人一樣──也因此,他們不僅可能出錯,還可能大大受到群體的影響。

為什麼人們時而輕信專家,時而又質疑專業?圖/Shutterstock

當「風向」太強,我們需要敢於「標新立異」的學者

眾所皆知,個體和群體的利益並不一致。知識和證據,很類似經濟學家口中的公共財(public goods)。最純粹的公共財,民眾應該能自由取用,沒有人會被禁止使用,也沒有任何限制。一個人的使用,並不會降低別人使用的機會。最純粹的公共財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多一個人使用的邊際成本是零。

從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看,公共財的困境是,人並沒有提供公共財的市場誘因。若你無法阻止人們使用公共財,也就難以要求他們付費。如果使用者不付費,就沒有利潤。那麼,誰來負擔公共財的成本?

從社會角度來看,知識的累積仰賴眾人之力,除了市場以外的組織不斷演進並幫助知識累積;相反的,市場則演變成利用知識賺錢的體系。更值得爭議的是,在學術界,科學期刊昂貴的收費限制甚或財務安排,都是藉由將知識私人化來獲利。

學者想發表自己的研究,還得付費給期刊。彼此模仿的專家實例中,研究和知識的累積都有賴團隊合作,更讓人難以分辨一項共識究竟是真的很有道理,還是欠缺證據。如果知識的累積來自許多專家的集體努力,那麼單一專家不該承擔犯錯的所有責任。

當原本吹向模仿專家的風向,轉為支持逆向操作的專家時,名聲也會受到影響。當模仿者的名聲比較響亮,就容易產生過度共識(over-consensus)和團體偏誤。

實證哲學家麥克.魏斯柏格(Michael Weisberg)和其同事曾研究過,眾人的信念如何對整體造成負面效應:

魏斯柏格和其團隊假設有兩群人,一群人以崇尚模仿的「跟隨者」為主,另一群人則以逆向操作的「標新立異者」為主。他們用電腦運算兩群人對周圍環境的探索程度,並依此製作虛擬地圖。

電腦模擬結果顯示,標新立異者探索了比較多的知識,跟隨者則少得多。偏好團體行動的跟隨者不太會分頭研究,標新立異者則樂於踏進未知領域,因此探索了更寬廣的知識面積──這暗示當一群專家中滿是跟隨者,就不會全力發掘知識。傾向跟隨眾人的專家忙著模仿彼此,不斷重複前人走過的軌跡,所獲得的知識有限。

若專家中出現一群標新立異者,結果就大不相同,眾人認識知識全貌的機會也比較高。當專家不只滿足於享受前人的成果,就會積極朝外發展。

因此魏斯柏格主張,應增加誘因,讓學者甘願在研究時冒險,好抵銷太多模仿學者造成的損失。魏斯柏格的研究展現了逆向操作者是不可或缺的。人們需要逆向操作者來引導成群結隊的專家,跳脫社會影響力的控制,走向新觀點,以嶄新的方式解析數據和證據。

當原本吹向模仿專家的風向,轉為支持逆向操作的專家時,名聲也會受到影響。當模仿者的名聲比較響亮,就容易產生過度共識(over-consensus)和團體偏誤。圖/Shutterstock

當專家由一群「跟隨者」組成,社會將面臨什麼風險?

然而這並不容易達成,因為社會影響力也很重要,比方說,實驗結果的再現性是科學研究中很重要卻常被忽略的一環。如果一項假說禁得起不同研究的驗證,那麼比其他理論,它可能更可信,或更可能是事實。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群聚模型顯示,當人們相信他人握有更精準的資訊,跟隨他人是合理的作法。同理,眾人堅信某個觀點,並不代表它是錯的。如果跟隨他人會為我們帶來好處,那麼忽略自身握有的少量資訊也是合理的,專家也是如此。

問題是,以總體角度而言,這會導向「路徑依賴」:簡單來說,如果一個理論受到多數專家支持,在沒有其他因素影響之下,這個理論就很有可能為真。但這並不代表它就是絕對的真相;學術研究常常提不出絕對的證據。

想像一下,現在有兩個假說彼此較勁,它們都剛成立且沒有「學術幫派」的支持。當許多專家支持其中一項理論或假說,人們就會理所當然的相信它比較可能是真的。多數專家支持錯誤假說的機率,可能看起來比多數專家支持正確假說的機率要小得多,特別是專家因良好、客觀的理由而同意彼此的時候。

只是,共識很少亙古不變,逆向操作者不斷出現並改變風向。就像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主張的,知識的演進多半很平和;但當社會互動成為學習和知識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提供協助的管道,那麼知識就有可能走上錯誤的道路。

要是人人隨時將這一點謹記於心,問題可能不大;但學者和其他專家仍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跟隨團體共識。因此,正如庫恩的觀察,當人類的共識突然躍入全新的道路,斷斷續續的革命期總會伴隨著典範轉移發生,真值得慶幸!

備註:本文摘自蜜雪兒.貝德利(Michelle Baddeley)的《我們為何從眾,何時又不?:從經濟學、社會心理學、神經科學、演化生物學、行為生態學等角度剖析群聚與反群聚行為》(Copycats and Contrarians: Why We Follow Others⋯⋯and When We Don’t),由商周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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