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如何培養孩子們的「同情心」與「正義感」?

當大學成為「職業訓練所」,如何培養孩子們的「同情心」與「正義感」?

王俊斌/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主任

臺灣在新自由主義思潮與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下,目前高等教育發展其實也早已呈現出美國哲學大師 馬丁·A·特勞(Martin A. Trow)所謂普遍(universal)入學模式的特色。其實,跟 100 年以前的學生相比,過去學生早在 12 歲時便離開學校,而現在大部分的人則是往後延伸至 20 歲左右。

試想,當現在讀大學已經變成一件稀鬆平常的事,那麼,為何一般人願意花更多時間與金錢來接受高等教育?更深層的原因,或許是社會大眾仍願意接受過去長期延續的價值,也就是把教育投資與未來就業的關係視為理所當然。

近年高等教育的潮流清楚呈現這樣的狀況,諸如學校系所開設課程結構能否符合產業需求?是否聘任產業界專家擔任課程委員?或者畢業學生最後能夠真正投入職場就業之比率?這些都被看成學校治理成效指標。


除此之外,「跨領域」或「第二專長」可以說是最新高等教育流行趨勢:主張大學生應該在原本的學系專業訓練外,要再多一項以上的專長。認為唯有如此,大學培育的畢業生才能跟上社會需求,而學生個人也才能更具職場競爭力。

事實上,許多新興趨勢,變化速度極快,僅憑單一專業知識是會難以應付的。有企業界人士因而建議臺灣高等教育需要解決學系劃分,與修課制度過度僵化的問題。若學系提供單一專長,領域劃分又太細,這必定無法滿足未來就業市場需求。此外,當許多工作並未限制學生的畢業科系時,若能比別人再多會一項「跨領域」能力,這當然有助於就業競爭力──「能否提供這種的機會」,也就順理成章變成大學治理不可迴避的責任。

像是最近國內已有大學開始針對新入學的大一新生及在學生,可在大學 4 年間習得主系之外的第二專長領域:這種「第二專長制」不用再像傳統雙主修或輔系的外加學分要求,它能有更彈性的修課制度,也給學生更大自主學習的空間,透過學系規定畢業學分調降以及彈性學分增加的配套,學生一方面可以擴大修習跨域專長學程的條件,另一方面更可以在大四畢業時滿足最低 128  個畢業學分門檻要求。

現代趨勢講究跨領域的專業整合,高等教育如何因應時勢需求,整合學程規劃就顯得份外重要。圖/Pixels@rawpixel.com

大學通識教育定位:通才還是專才?

面對這一種乍聽言之成理,卻又有些過度美好的說法,不免令人疑慮:姑且先不討論普遍化高等教育教育所可能衍生的複雜問題,若單純僅從學校教育功能與職業能力養成的聯結來看,目前的高等教育趨向一方面,會不會真的太過強調職業技能養成或協助未來就業的面向?

另外,如果「過度的科學專業劃分(scientific specialization ),它若會導致教育陶成(Bildung )的重要性更被輕忽」;那麼,這樣的狀況是否也意味著大學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功能存在著被弱化的危機?

針對大學應該是「專才」或「通才」的教育定位問題,目前重視產業界人才需求的教育導向,這樣的方向雖符合社會大眾期待的。但是,如果能回歸對「教育」的傳統見解,德文中的 ‘ Bildung ’  一詞可以譯為 ‘ erudition ’──即指學習品質的好壞,應該看它是否能夠真正有助於「有教養的人格」(educated personality)目標達成而定。

同時,「有教養的人格」係指一個人是否能夠真正融入整體社會與文化脈絡,並且對之有所貢獻。根據 ‘ Bildung ’ 原初所欲彰顯的教育理想,那麼大學的通識教育,就不能只是提供學生修習人文、社會、自然、藝術各領域課程的形式性整合而已,它的重要性不該是任其弱化,反而更應努力使它真正發揮作用。

「以真正像人的方式生活」:如何培養學生的同情心與正義感?

針對大學的陶冶傳統以及博雅教育問題,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曾在《創發性正義》(Poetic Justice )與《人文涵養:博雅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等著作中,提供我們思考博雅教育問題以及高等教育發展的可能出路。

她更企圖建構足以支撐社會正義行動之信念基礎,她認為若欠缺「公共情感」的支撐基礎,理論必然只能是理論,它們無法成為深入人心的價值信仰。

換言之,任何有價值的公共政策,必須要有情感的基礎來支撐,也唯有如此,它們才能變成社會大眾真正接受的價值,也才有可能為社會正義而付出實踐行動。面對主流教育過度功利化趨向,若大學不應失去對於公共善(public goods )的關懷,那麼努斯鮑姆提出的「創發性正義」與「新」博雅教育(‘New’ liberaleducation ),這對思考高等教育困境也就深具意義。而且若能注重人對於外界事物的感知、想像與思考能力,並企圖以此做為培養富有同情心之公民教育,這必定有助於社會正義的實踐。

她主張必須讓人「以真正像人」(truly human )的方式來生活。正是這樣的看法,她提出「創發性正義」(Poetic Justice ),即指「通過文學來涵育富同情心公民」的正義感培養方法,只是 “ poetic “一般被翻譯為「詩」,這樣的翻譯看似浪漫,卻顯得含糊,更不明究理。像是亞里斯多德的 " Poetic " 以往都被稱之為《詩學》,但在考據 " poetic  " 一詞的字源意,後來有學者開始採用《創作論》來取代原有的《詩學》。

“ poetic justice ” 一詞最早自出英國劇評家湯瑪斯·瑞默爾(Thomas Rymer, 1643-1713 )在《晚期 Considere’d  悲劇》的說法:好的悲劇必須能在良善戰勝邪惡的劇情中,激發觀眾表現出恰當的道德行為。這一種透過文學文本所能給出的豐富聯想,它引發人們能夠分別給予良善與惡行「恰如其分」的對應回報,這便是「創發性正義」。

它強調感同身受的想像性同理,不應再對弱勢者的不幸視而不見:人類生命的本質是神祕的,也是高度複雜的,是一種唯有透過心靈能力以及能夠表述這種複雜性的語言才能表述的東西,許多學科對於前述種種都視而不見,自然是盲目的。

任何有價值的公共政策,必須要有情感基礎支撐,才能變成社會大眾真正接受的價值。圖/Pixels@Abby Chung

透過文學的想像,擺脫「去人性化」的文明危機

認真看待每一個人的苦痛,這原本是效益思想得以誕生的高貴動機,但是當我們不能真正捉摸他人遭逢的苦痛,或者僅把他人的不幸看成只是某個人的事,這便會是不恰當的。就以她對狄更斯《艱難時代》(Hard Times )的閱讀為例,她並未從哲學論證的角度來批判理性思維邏輯,而是通過文學想像的過程來體會故事主角 Thomas Gradgrind  錯將自己認定的「善」等同於唯一至善的謬誤:

小說中的學校所長葛萊恩在面對所有學生時說道:「現在,我要的就是對真相的實事求是。我唯一要教你們的,無它,唯真相而已。我們的一生應以追求真相為目的,其他只是過眼雲煙罷了!……我不但以此來教導我自己的孩子,現在我也要把此一原則教給你們」。

在談完自已的觀點後,他問道:「第 20 號女學生,妳叫什麼名字?」
女學生怯生生的站起來回答道:「先生,我是 Sissy Jupe」。
葛萊恩斥責道:「怎麼會有人用這樣的名字,妳應該是稱自己 Cecilia,而不是 Sissy」。
女學生答道:「可是我父親都這樣叫我」。
葛萊恩更生氣罵道:「妳的父 親是不清楚該有的分寸嗎,Cecilia Jupe ,回去告訴妳的父親他不應再如此稱呼妳,妳告訴我,他是做什麼的?」
接著他又說道:「很好,我的目的就是要訓練大家能夠實事求是,唯藉由有數理與科學證據得出的真相,這才能經得起考驗,這種真相也方是偉大的……。」

讀完狄更斯的這一段文字,或許會有許多想法浮現,像是在教室中僅以座號代碼來叫喚學生?為什麼要以學生有個粗鄙的名字來污名化她及其父親?為何教育的目的就在於追求如科學一般的客觀真相?……。

顯然,透過絶對善(absolute goodness)的追求(也就是擇善固執),人才有可能拒絕惡的誘惑,並避免再次犯下不幸的錯誤。然而,問題卻在於葛萊恩將個人堅信的價值直接等同於「絕對善」,而在他的眼中,「人」只是理性算計的對象,而不把人本身當成目的,這樣的偏執態度便使其欠缺對他人處境的體恤與應有的尊重。

因此,當我們在探索真理與幸福生活的可能意涵時,努斯鮑姆主張文學是可以扮演某種角色的,而且小說與倫理學兩者根本是可以聯結在一起,亦即通過文學文本的敍事想像,這也才能保有人性豐富性的最大可能,過度物化與去人性化的文明危機也才有根本改變的契機。

備註:本文摘自通識在線雜誌社的《哲學大師的通識教育思想),由開學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莊承憲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Piexls@Emily Ranqu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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