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了這麼多,難民問題到底怎麼解?──「不是所有難民都會成為『英特爾創辦人』,但仍能貢獻社會」

說了這麼多,難民問題到底怎麼解?──「不是所有難民都會成為『英特爾創辦人』,但仍能貢獻社會」

編輯導言:國際救援委員會領導人、同為難民之子的大衛.米利班德,以自身經歷在《救援》一書中分享他與組織如何協助難民安置計畫及人道救援行動,讓人們認識到難民危機的本質、我們為什麼應該關心,並告訴我們如何貢獻一己之力去改變。

「難民能為其所居住的國家帶來貢獻、而不是淪為負擔」的想法,是重新思考人道救援意義的基礎。讓我用一個養蜂人的故事,來證明此一論點。

難民如何在收容國生存?一個養蜂人的故事

難民們經常說自己在逃跑時,總會帶上身邊最值錢的東西。但對來自敘利亞西南邊德拉省(Dara)的烏雷絲(Um Laith)和阿布.卡拉姆(Abu Karam)來說,這件事卻難如登天,因為他們最珍貴的財產就是蜜蜂,他們從父母手中接下極為成功的養蜂事業。

留下一個兒子在敘利亞完成高中學業的烏雷絲,在抵達約旦時,覺得自己就像是「搭上一條駛向暴風雨的船」。

現在的她們已經看到一線生機,她們獲得的 700 美元,讓她們有機會用約旦的蜜蜂,再次建立事業。卡拉姆先生以害羞、近乎不好意思的表情問我,想不想看看他的蜜蜂。他帶我走出那位於鎮外的家,穿越馬路,來到一個遠離公寓而傾斜的橄欖園。那裡有三個蜂巢,小小的白色木屋,這就是他新生意的起點。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蜂巢,揭開頂端的蓋子,露出自己最珍貴的昆蟲們。牠們是他的未來,經濟和信心的支柱,也是讓他立足於此地的方法。

當你明白絕大多數的難民其實無法返回家園後,最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他們該如何、且在何地生存,為社會帶來貢獻。對成年的難民來說,最好的答案就是在其所處國家的城市、鄉鎮或農村裡工作。這樣一來,他們能為自己的人生打拚,也能為居住的國家帶來幫助。

他們最珍貴的財產就是蜜蜂,他們從父母手中接下極為成功的養蜂事業圖/Sasa Lalic@Shutterstock

烏干達成功讓「難民」成為「生產者」

然而,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挑戰:不妨想想西方國家在移民搶走工作機會的議題上,所流露出來的仇視態度。對於中等收入且多有失業問題的國家而言,這個問題影響尤其嚴重。

烏干達讓我們看到了可能性:在 2016 年底,有將近 100 萬名的剛果人、南蘇丹人、蒲隆地人和索馬利亞人居住於此。到了 2017 年,南蘇丹人更以平均一天 2,000 人的速度,湧進烏干達。這些人擁有工作的權利,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前往和居住在任何地方。

他們得到一小塊可以耕作的地;他們可以使用公共服務,讓孩子去公立學校,訓練自己的技能,並透過工作、受僱和貿易的方式,為烏干達的經濟帶來活躍的貢獻。

該國的經濟在南蘇丹人大批湧入的情況下,承受極大的壓力。但一份 2014 年於坎帕拉進行的研究指出,協助難民就業的行為,讓 78% 的難民不再需要幫助,全國更只有 1% 的人必須完全依賴援助。作為世界上難民數第五多的國家,烏干達的系統讓我們清楚明白將難民視為具生產力居民的好處。

現在,烏干達被選為測試新「難民問題全面響應框架」(2017 年由聯合國大會制定,目的為發展全新的難民援助模式)的國家,希望他們的成果能因此更廣為人知。

如何援助收容國,不讓難民夢碎他鄉?

對難民就業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提供收容難民國額外援助的協議。短時間內湧入大量難民的情況,確實會對經濟造成衝擊。以約旦為例,其負債對國內生產毛額比例(debt-to-GDP)就從 60%  以下,暴增到 90% 以上。因此,所有受此影響的國家,將會需要經濟援助。

世界銀行總裁金墉(Jim Yong Kim)關注到此一議題的重要性,從而改變了世界銀行對難民收容國的態度。(過去,中等收入國無法得到世銀的幫助。)他在 2016 年時承諾,會開發新的金融工具如低成本融資和保險產品,協助難民收容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針對中東的情況,其目標為創造 20 萬個就業機會給目前滯留在約旦的敘利亞難民,且在接下來的 5 年內,此區域必須超過 100 萬個就業機會。

這種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抱負──不僅僅是來自一個國家,而是來自更廣泛的國際社會。如果做對了,另一個難題也就有了明確的答案:未來的人道救援不能建立在難民營的基礎上,因其無法為生命帶來滿足。難民營無法讓難民得到安置,更會成為夢想的葬送地。

歡迎難民:不只是口號或金援

另一方面,儘管難民與收容難民的國家們,急需我們的金融援助,但我們不能只是將錢交到他們手中就一走了之,我們必須對難民敞開家園大門。幫助應該從自家門口開始。為了那些逃難的人們,我們應該開拓出更公平、更人性的方式,給予他們庇護。

在新的國度開啟新生活,是非常困難的。但透過證據我們已經明白這些遭遇可怕經歷的難民們,深知自由的意義,為了給予孩子不同於自己被拒絕或流亡的命運,有著無比堅強的決心。在蘇維埃於 1956 年入侵匈牙利後,第一批受到 IRC 難民援助的難民之中,有一位名叫安德拉什.葛洛夫(András Gróf)的年輕人。

當時我們診斷出他需要帶助聽器(由於幼年時期感染猩紅熱導致聽力受損),因此我們替他買了一個。他不斷精進自己,終於,他創辦了英特爾(Intel),並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鮮少有難民能擁有跟安迪.葛洛夫(他後來的名字)同樣的影響力,但在他們的經歷之中,有某些特殊的事物值得與我們分享。

因此,「歡迎難民」並不只是一句口號;這是一句關於原則與目的的陳述。由於並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庇護,因此規則必須非常公平。

當難民獲得其他國家的保護時,也讓他們有了重新開啟人生的機會,但這不是讓難民進入他國的唯一原因。對收容許多難民的國家而言,歡迎難民是一種象徵性表態。藉由接納難民的舉動,我們維護了《國際法》中所保障的個人權利,而這也是需要我們捍衛的全球秩序根基。

《關於作者》
大衛.米勒班(David Miliband)
大衛.米勒班是國際救援委員會(IRC)的總裁和執行長,負責監督該機構在 40 多個受戰火波及的國家內所進行的人道救援行動,以及在美國 26 個城市裡分頭進行的難民安置與協助計劃。在 2007 年至 2010 年間,米勒班擔任英國第 74 任外交大臣,推動人權的進步,並作為英國代表出訪各國。
  
作為難民之子,米勒班在 IRC 的工作之上,更添注了一份個人信念。他和妻子──小提琴家路易絲.沙克爾頓(Louise Shackelton)及兩個兒子一起住在紐約市。

圖/天下雜誌出版社 提供

備註:本文摘自大衛.米勒班(David Miliband)的《救援:難民與政治智慧的挑戰(TED Books系列)》(Rescue: Refugees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Our Time (TED Books)),由天下雜誌出版社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Giannis Papanikos@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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