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耶路撒冷審判】漢娜鄂蘭:當一個民族只信仰自己,我不愛猶太人、也不信仰他們

【回顧耶路撒冷審判】漢娜鄂蘭:當一個民族只信仰自己,我不愛猶太人、也不信仰他們

可是,首先我想宰殺一兩個人,好讓我甩掉那種集中營裡的心態,那種持續受辱的打擊、那種看著別人被虐殺的無助,以及這一切帶來的驚恐。不過,我懷疑這些傷痛一輩子都甩不掉。我不曉得我們能不能存活,但我愛這麼想:有一天我們能有勇氣把全部事實告訴全世界,並給它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字。

──塔杜施.博羅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奧斯威辛:我們的家(一封書簡)〉

以記者身分聽審

1960 年夏天,鄂蘭和布呂歇在卡茲奇山一間瑞士風格的樸拙民宿度假,跟他們常去度假的紐約州派倫威爾村(Palenville)栗樹草坪旅舍(Chestnut Lawn House)才距離幾英里。

鄂蘭的日子多半是在書桌前度過,工作完畢,就跟布呂歇和其他幾個流亡圈子的朋友去游泳或下棋,跟他們一起吃晚飯,到當地的酒吧和撞球室消遣。他們聊天的話題往往回到《紐約時報》一系列令人震驚的報導:

阿道夫.艾希曼 5 月 24 日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綁架、阿根廷和以色列為了引渡他到以色列審訊的問題展開爭論、聯合國對擬在耶路撒冷舉行的審訊進行了辯論。當他們期待著審訊展開,鄂蘭跟雅斯培在書信裡討論了其中的複雜法律問題。然後,當審訊確定將在以色列舉行,鄂蘭便向《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編輯威廉.尚恩提議,由她來擔任記者負責報導。

尚恩欣然接受了鄂蘭的建議,很高興能有這樣一個傑出而熟知其事的通訊記者。鄂蘭跟布魯曼菲德聯絡,請他留意審訊日期和以色列媒體的所有相關討論。然後她著手重新編排 1961 年安排得密密麻麻的工作。

鄂蘭重新安排當年 1 月和 2 月在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當駐校學者,那是緊隨在哥倫比亞大學一個任務繁重的柏拉圖研討班之後;她取消了在凡薩學院(Vassar College)的一個演講,又修訂了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一年獎助金的條件。

在寫信給基金會時,她解釋自己的計畫:「你會明白為什麼我認為我應該報導這次審訊;我錯過了紐倫堡大審,從來沒有親眼見過他們,這可能是我唯一的機會。」她寫給凡薩學院的信則不尋常的很個人化:「這次前去聽審,我覺得,是對我的過去該盡的義務。」

聽審期間,鄂蘭的「通訊三角」

結果,對鄂蘭來說,前去耶路撒冷「親眼」一睹艾希曼,不僅是盡上義務;而且像她後來所說的,還是「遲來的治療」。她在耶路撒冷看見那個「在玻璃小包廂裡的人」,最初反應就是覺得他「甚至稱不上是陰險的人」,也不是非人化或令人無法理解。鄂蘭感到震驚。改變她往昔態度的治療就這樣開始了。

身在耶路撒冷的鄂蘭,寫信向布呂歇描述自己的反應,又把信件的摘要寄給雅斯培。布呂歇向她報告美國媒體對審訊的報導,雅斯培則追蹤歐洲媒體的報導。在耶路撒冷,布魯曼菲德為她翻譯希伯來媒體的報導,又陪著她前去一系列會議和聚會,跟以色列政界和大學學術界人士會面。

鄂蘭在紐約、巴塞爾和耶路撒冷之間成立這個通訊三角,在布呂歇和雅斯培,以及雅斯培和布魯曼菲德之間互通消息,獲得不少樂趣和支援。在鄂蘭建議下,布魯曼菲德 1954 年前去巴塞爾跟雅斯培見面,對他產生了深刻敬意。

「這個人,就像你經常跟我說的,親炙其人,比從他的寫作所見偉大得多,」他向鄂蘭報告:「跟他討論族群融入,比起跟布伯、舒勒姆或恩斯特.西蒙要來得好,更不要說大學裡的教授了。」布魯曼菲得對雅斯培的敬仰,令他急於想聽聽對方對艾希曼大審的看法,鄂蘭告訴他,她和雅斯培在通信中詳細談過這次審訊了。

雅斯培覺得以色列不應該自行審判艾希曼,而應該把他交給國際法庭,也許是在聯合國監察下審理。他不僅關切以色列有沒有權「代表所有猶太人說話」,他更擔心,如果仇視以色列的人能夠成功地把艾希曼描繪為殉道者,就可能挑起新一波的反猶主義。

鄂蘭回應說,以色列可以代表猶太人,「起碼是那些受害人」,即使不是在法律意義上,在政治意義上也可以這麼說;她還提醒雅斯培,大部分在大屠殺中倖存的歐洲猶太人目前都在以色列。她又覺得不可能把艾希曼描繪為殉道者,儘管她也同意,「如果有針對『人類公敵』(hostes humani generis)的法律,而不光是針對謀殺或類似謀殺罪行的法律,情況可能不一樣」。

雅斯培回顧了紐倫堡大審的判決後,贊同了鄂蘭這兩方面的論點,但他問鄂蘭說,稱為「人類公敵」是否合適:「『敵』(hostes)這個詞語在我看來太過正面,『敵』也者,總是指『某人』。」

對雅斯培來說,艾希曼稱不上一個人,而是一頭怪物;因此當鄂蘭告訴他自己聽審的最初反應時,他難以置信。他久久不能放下成見,並發現審訊的證據顯示出艾希曼「個人的殘暴性」。布魯曼菲德也抱著同樣難以擺脫的成見。

「邪惡的平庸」,令鄂蘭震驚

另一方面,布呂歇馬上就能了解鄂蘭對艾希曼的初步看法有何意義。開審幾天後,鄂蘭談到艾希曼人格令人驚奇的一面:他傾向於自我膨脹,需要被人認同。「那個人很樂於在公眾面前被吊死,你可能〔在報上〕讀到了。我給嚇得目瞪口呆。」

幾個月後當艾希曼真的被絞刑處死,鄂蘭察覺他是怎麼可憐可笑的人物:這個人曾表示他不相信人格神,也不相信死後靈魂存在,卻聲稱死後「永遠不會忘記」他所認識和仰慕的人。

「他真是愚不可及,」鄂蘭寫信跟雅斯培說:「但從某個角度來說卻又不然。」鄂蘭對這種說法思索一番後,所得的結論是,這個人根本不會思考。她想知道:究竟是什麼讓這個人停止了思考?

由於多年來閱讀布萊希特,並透過好友基爾伯特的諷刺眼光看世界,布呂歇因而對尖酸的幽默有所體會。他看得出那不過是這個小人物從自身向世界和歷史膨脹。鄂蘭告訴雅斯培,她的丈夫經常想到,邪惡可能只是「一種表面現象」,正是這種理解,令鄂蘭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的副標題定為「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

幾年後,布呂歇發現布萊希特有段文字可以表達自己對這次大審的理解,他和鄂蘭就更勇於抱持他們的信念。布萊希特在他為《阿圖羅.烏依可抵禦的崛起》(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而寫的筆記說:

「重大政治罪犯必須被揭露出來,特別是揭露在嬉笑當中。不是這些罪犯本身有多重大,而是他們容許重大政治罪行發生。希特勒那一番事業的失敗並不表示他是個白痴,而他事業涵蓋之廣也不會令他成為重大人物。

如果統治階層容許一個小壞蛋成為大壞蛋,他並不因此在我們的歷史裡占有特殊地位。也就是說,大壞蛋所造的事有著重大後果,並不會提升他的地位。⋯⋯或者可以說,悲劇對人類苦難的處理倒是沒喜劇那麼認真。」

鄂蘭在一次訪問中引述了布萊希特這段「突兀的評語」,然後加上自己的評語:她認為要評價希特勒這類人物,有一點十分重要,就是要記住「不管他做了什麼,即便他殺了一千萬人,他仍然不過是個小丑」。

布萊希特和布呂歇要記住這個令人震驚的想法毫無困難,但鄂蘭卻不是這樣,她需要很多個月的「遲來的治療」,才克服最初「給嚇得目瞪口呆」的感覺。

鄂蘭在耶路撒冷聽審時受到了太大困擾,無法把她對受審者的印象綴合起來。隨著審訊拖沓進行,她感到壓抑:「整件事乏味而平淡無奇,無法形容地低劣,毫無價值。」她十分喪氣,並跟布呂歇談到,辯方律師把波蘭納粹總督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的 29 冊文件用作呈堂證供,反問其中有沒有提到艾希曼的名字,控方也只能承認「沒有」。

法庭內外:以色列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可是,隨著審訊持續下去,她對法官的表現愈來愈感讚歎;而當看到檢方幾個證人令人驚歎的簡單誠實表現,她對審訊最初的興趣又恢復了:「它再次變得十分有趣,有時令人讚歎,經常相當恐怖。」

檢察長吉迪安.霍斯納(Gideon Hausner)一直令鄂蘭感到十分氣惱和尷尬。她向布呂歇描述他時,滿腔德國猶太人的鄙夷態度:「加里西亞猶太人⋯⋯說話沒有句號或逗號⋯⋯像個勤奮的學童賣弄所知的一切⋯⋯小圈子聚居者心態。」她對霍斯納的看法始終沒有改變,但她對艾希曼代表律師羅勃.塞萬提斯(Robert Servatius)的觀感還要差得多,也從來沒有改變。

她形容塞萬提斯的話,只會用於那些令她想起威瑪共和的人──「喬治.葛羅茲(Georg Grosz)〔畫筆下〕的人物」。不光在法庭裡,在法庭外鄂蘭一樣感到惱怒不安。

「今天這裡有坦克大遊行,規模之大我從來沒見過;昨天我看見一些猶太青年圍著營火高唱濫情歌曲,就像我們年輕時見識過並討厭的那種情況。兩者的相似性真的要命,尤其在細節上。」令鄂蘭想起威瑪共和的不光是塞萬提斯,以色列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勾起了她自從 1948 年跟猶大.馬格內斯合作以來的憂慮。

只有布魯曼菲德和鄂蘭的表親恩斯特.傅爾斯特一家,能給鄂蘭緊張的記者任務帶來喘息空間;那些任務令她罕有獨處的機會和寫信的時間。

傅爾斯特夫婦和兩個女兒帶鄂蘭到處遊覽,布魯曼菲德安排了好些有趣的會面。主審法官莫舍.藍道(Moshe Landau)是布魯曼菲德的朋友,鄂蘭發現他是一個「妙不可言的人」,她也很高興能碰上老朋友馬丁.羅森布呂特的兄弟品赫斯.羅森(Pinhas Rosen)──他當時是以色列司法部長。

鄂蘭有天晚上跟以色列外交部長歌爾達.邁爾(Golda Meir)有一番漫長談話,經過一整天在法庭裡的疲累後,在這個漫漫長夜陷入尷尬處境:「我的問題就是,簡單來說,怎麼讓一位外交部長停止說話,讓我上床睡覺。」

後來她想起當時的對話,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那是更困難的一個問題:怎樣理解這位外交部長對國民的態度?邁爾令鄂蘭在以色列時那種不祥的似曾相識感覺,增添了另一道陰影。這種感覺她沒有在《紐約客》的報導裡提到,但肯定給她的寫作帶來一點消息。

「我不信仰猶太民族」

鄂蘭在《艾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出版後的那個夏天回覆哥舒姆.舒勒姆(德國出生的以色列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的來信,提到了跟邁爾的對話:舒勒姆指斥她「絲毫」沒有顯示出「對猶太人的愛」。

鄂蘭的回信和舒勒姆的來信一起刊登在一些歐洲報紙和《邂逅》(Encounter)雜誌,鄂蘭在信中回憶起跟邁爾的對話(不過她在舒勒姆的要求下同意,在公開刊出的信中不提邁爾的姓名,並且不用女性代名詞):

「讓我告訴你我在以色列跟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對話,當時對方為以色列政治、宗教不分家的政策辯護,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我已不大能確定對方當時的確切用詞,但大意是這樣的:『你可以理解,做為社會主義者,我當然不信上帝;我信仰的是猶太民族。』

我覺得這種說法令人震驚,由於太過震驚,我當時沒有回答。但其實我可以這樣回答:這個民族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一度信仰上帝,而他們對上帝的信仰,是信任和愛大於畏懼。如今這個民族卻只信仰自己?這能有什麼好結果?──好吧,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愛』猶太人,也不『信仰』他們;我只是從事實上來說屬於他們的一分子,這是無可質疑和爭辯的。」

《關於作者》
伊莉莎白.揚.布魯爾 Elisabeth Young- Bruehl(1946-2011)

美國著名心理治療學家及哲學家。在紐約新學院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時受漢娜鄂蘭指導,於鄂蘭去世後為其撰述自傳。她承襲雅斯培、鄂蘭一派的傳記哲學書寫,認為哲學思想並不只是抽象思考,更是人類具體生命脈絡的呈現,這讓她的鄂蘭傳除了分析重要作品,更著重鄂蘭跟個人境遇的對話與互動,將這位哲人放回屬於她的動盪時代。

作者擅長對人物內心的掌握與描寫,她以其獨特的精神分析寫作筆法,整本傳記圍繞在鄂蘭與「世界」的互動、交流展開,向讀者展示了親情、友情、愛情如何塑造出20世紀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學家。作者在該書中所力圖展現的,不僅是處在一段一段與他人關係之中的鄂蘭,而是連貫的、完整的,做為真實世界中具體的「人」而存在的鄂蘭。因此,我們看見的是瑪莎.鄂蘭的女兒、海德格的情人、雅斯培的學生、布呂歇的妻子、班雅明的好友⋯⋯鄂蘭與周遭所有人的關係依序被建立。「猶太人」、「政治思想家」不是空洞的標籤,與之對應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真實個人。

耗時七年完成的這部鉅作獲得極高評價,不僅是傳記文學的經典作品,也是鄂蘭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作者更因此奠定了傳記作家的身分。她曾出版十餘本著作,其中包括鄂蘭及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佛洛伊德的傳記。對後者的立傳,也加深作者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並與哲學研究相互結合。

真實的世界變化紛紜,而人總是活在這現實的世界之中──這是作者抑或鄂蘭本人,在這本鄂蘭傳裡要告訴讀者的。

▍相關講座:《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當鄂蘭思想碰上精神分析
時間:8/03 (五) 20:00-21:30
地點:誠品書店敦南店 2F藝術區閱讀桌
主講: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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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商周出版 提供

備註:本文摘自伊莉莎白.揚.布魯爾的《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由商周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賴冠穎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Hannah Arendt@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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