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重演的城市發展史──那些靠著快速都市化繁榮發展的大都會,如何被資本反噬?

不停重演的城市發展史──那些靠著快速都市化繁榮發展的大都會,如何被資本反噬?

美國如何用「新的生活方式」發展戰後經濟?

看看美國在二戰後的例子,當時美國經濟既要吸收因戰爭而高度提升的產能,又要為大量退役軍人創造待遇良好的工作機會。政策制定者非常清楚,假如這些退役軍人在回歸平民身分後,要面對與 1930 年代相同規模的失業率,那麼肯定會導致嚴重的政治經濟動亂,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正瀕臨危險。

第一條戰線是鎮壓左翼思想,方法是發動人稱麥卡錫主義的反共產主義運動。第二條戰線是處理國內經濟問題,必須找到能夠消化過剩資本和勞動供給的方法。這問題靠著美國帝國主義、冷戰和軍備擴張而得到部分解決,這也反映在頗負盛名的「軍事工業複合體」上,面對它的興盛,艾森豪總統曾想與之抗衡卻沒有成功。

不只如此,前述措施還以一波物質和社會基礎建設的投資潮做補充,高等教育投資就是個例子。州際公路系統將西岸和南方聚攏在一起,以嶄新的方式將美國經濟做了空間整合。

洛杉磯 1945 年時還只是個普通規模的小鎮,但至 1970 年時它已經成為大城市了。都會區被完全重新設計,運輸系統、高速公路和汽車紛紛出籠,此外還有隨之蔓延的郊區。摩斯(Robert Moses),這位重構整個紐約都會區域設計的天才規畫師,不論在城市化抑或現代都會再設計方面,都堪稱橫跨觀念和實務領域的翹楚。

從一系列電視情境喜劇,例如《脫線家族》(The Brady Bunch)和《我愛露西》(I Love Lucy)中,都可以看出對某種全新郊區生活方式的推崇,這種生活方式的發展,連同形形色色提倡個人房屋自有的「美國夢」宣傳,共同做為一場浩大運動的核心──這場運動旨在為全體民眾建構新的渴求、需要和慾望,並以此引導人們用全新的方式生活。

為了支撐有效需求,待遇良好的工作不可或缺。在國家機器的極力倡導下,資本和勞動好不容易達成了某種妥協,白人勞動階級因此在經濟上得利,但少數族裔往往被忽視了。

就許多方面來說,1950 和 1960 年代堪稱美國資本積累的黃金年代:高經濟成長、滿足現狀的白人勞動階級,然而同時之間美國的民權運動正高漲、中心城市的群眾挺身抗暴,可見貧窮且受邊緣化的非裔美國人和移民人口境況並不好。但透過這些手段,過度積累問題得到至少 15 年的解決。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曾表示,美國「是靠著蓋房子和用東西填滿它們擺脫危機的」。然而,在之後 2007 年至 2008 年抵押房屋被銀行沒收的浪潮中,很明顯可以看到,正是當初幫助美國走出危機的措施讓其再次陷入危機。

洛杉磯市容。圖/Shutterstock

另一個以城市化帶動經濟的例子:第二帝國的巴黎

另一個同樣藉由城市化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例子,發生在更早以前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

1848 年的經濟危機,將這個城市的勞動階級和資產階級推向革命。然而這兩個階級雙雙失敗,結果波拿巴的姪子路易拿破崙以讓法國再次偉大之名,成功選上總統。他在 1851 年的一場政變中奪得絕對權力,隔年稱帝。這位新皇帝很快建立起一張由間諜和祕密警察織成的網,對異議人士厲行監控和打壓。

但他也心知肚明,若不讓勞動和資本再次動起來,新王朝的統治注定無法長久。身為一位聖西蒙烏托邦理論的愛好者,路易拿破崙啟動了以合夥資本為基礎的公共工作計畫,並將奧斯曼請到巴黎監督城市重建。

資本和勞動投入這些能為投資者帶來收益的計畫,被充分用於興建新的大道、公園、百貨公司、飲用水輸送管和下水道等設施。日常生活被充斥著城市光影、咖啡與音樂廳的資產階級消費主義所轉化,大道上的時裝展示蔚為奇景。

時至今日,當我們漫步奧斯曼的大道、於街角咖啡廳休憩和飲用巴黎市中心的自來水時,無一不是在為這場都市轉型的成果做見證。

然而,發生在巴黎的一切,其速度和規模遠遠比不上摩斯 1945 年後為美國帶來的改變,如果拿來跟近年的中國轉型相比,簡直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了。

榮景底下的潛在問題

在前述所有例子背後,潛藏著一個共通的問題。要持續推動建設,就必須創造出新的信用制度和融資方法。也就是說,必須創造出反價值以鞭策價值生產。1950 年代的巴黎,受信用驅動的新式銀行業務變得越來越重要。然而當此趨勢發展到某個程度,債務創造和對其背後價值的懷疑紛紛浮上檯面。

路易波拿巴奪權 15 年後,也就是 1867 年,巴黎爆發了一場債務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吞噬了投機的金融機構、也吞噬了市府的財政。奧斯曼因此被迫辭職,一個世紀後摩斯在紐約的命運也大同小異。失業和社會動亂接踵而至,路易波拿巴為了拯救自己而訴諸民族主義策略,最終導致 1970 年至 1871 年的普法戰爭。他在輸了這場戰爭後逃亡英國。

巴黎住民由於戰爭和德軍兵臨城下的威脅,英勇地發起了自己的革命,這就是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城市起義之一。人民從資產階級和資本家手中奪回了「他們的」城市,在他們眼中,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侵奪了這一切。那些原本受第二帝國炫耀性消費壓抑、屬於勞動階級與一部分基進資產階級的渴求、需要和慾望,就這樣被沖上了風頭浪尖,他們嘗試建立一種新型態的社會、新型態的城市。

然而,上層階級在被驅逐之後集結農村對城市的抵抗情緒,慘無人道地摧毀並血洗了公社,3 萬多名公社成員因此遭到殺害。

藉快速城市化來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在美國,抵押貸款與其他新制度自 1930 年代開始運作,然而更為有力的政府介入發生於 1945 年後,例如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提供退役軍人優先享有住房和高等教育的權利。

重演的歷史:當代中國與土耳其

土耳其伊斯坦堡的都市化。圖/Mehmet Cetin@Shutterstock

這套系統良好地運作了一段時間,但早在 1967 年,潛伏的問題就已經變得十分明顯了。大約就在那時,摩斯被迫卸下他的職務。六八世代對政治的不滿日益高漲、民權運動在內城區的街頭激起風波,這些震盪因子讓整個過程突然間停頓下來。

女性主義者先鋒視郊區為一個對女性充滿敵意的領域,而六八世代受到雅各(Jane Jacobs)的啟發,對摩斯了無生氣的現代主義規畫風格持批判態度,這股意識轉化為公開的反叛,既拒絕傳統的郊區生活方式又鄙夷枯燥的企業化都市更新。

六八世代的渴求、需要和慾望與前人大異其趣,他們追求某種與之不同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迎面而來的挑戰不僅如此,房地產市場的崩盤緊隨其後,這導致紐約市於 1973 年至 1975 年的技術性破產。

在當時,紐約市的公共預算規模傲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以此為起點,美國經歷了一段嚴重衰退和資本主義結構重組的時期,這股趨勢連帶影響了英國、歐洲和北美其他地區,最終向全球擴散,成為一波對資本主義進行新自由主義結構重組的普遍浪潮。

這波結構重組使債務加速成長,也使生息資本流通成為資本無窮積累的主要動力來源。它還引領了城市和郊區生活方式的發展方向,將其改變為一種與六八世代崇尚解放之訴求更加契合的新型態。

雖然中國或許不自知,但它在 2008 年之後實際上複製了歷史經驗,做法與路易波拿巴 1848 年後的巴黎、二戰後的美國如出一轍,連對高等教育的大力投資也不例外。但中國推動此過程的速度和規模遠超過前人,這點明顯可以從水泥被用於建築的數據看出來。這種在規模和速度上的改變,與馬克思對資本的描述相吻合,其驅動自身再生產的手段同時包含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加速擴張。

意圖借鑒這段歷史、透過大規模建築計畫和將這些建築填滿來擺脫危機的,不是只有中國而已。舉例而言,土耳其在自身城市化過程中也經歷了相同類型的擴張:興建伊斯坦堡的新機場、打造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第三座大橋、將伊斯坦堡北部城市化以創造足夠容納 4,500 萬人的村鎮。

每個土耳其城市都見證了一股建築熱潮,土耳其因此幾乎沒有受到 2008 年崩盤的損害,只有出口產業受到了些微影響。在後 2008 年這段期間,土耳其有著僅次於中國的高經濟成長率。與歷史的常態相符,快速發展導致了一場都市反抗,這場 2013 年的反抗聚焦於伊斯坦堡蓋齊公園,而發生在蓋齊公園的一切,仿佛與巴黎公社遙遙相應。

海灣國家令人歎為觀止的城市化也吸收了大量過剩資本,不過在勞動部分靠的則是輸入移民勞工。北美和歐洲重要城市中心的房地產市場皆於 2009 年後快速復甦,但主力都在針對富人客群的高級住宅。當紐約和倫敦的房地產市場正因為高級建案而繁榮時,一般人可負擔的住房投資計畫卻長期乏人問津。

備註:本文摘自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主義的瘋狂矛盾:大衛哈維新解馬克思與《資本論》》(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由聯經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林欣蘋

Photo Credit:Mehmet Cetin@Shutterstock(土耳其)、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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