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被質疑的「在意」與「期待」──洗手間裡那一整排「妝容完璧」的日本女子,從哪裡來?

未曾被質疑的「在意」與「期待」──洗手間裡那一整排「妝容完璧」的日本女子,從哪裡來?

2016 年春,我在名古屋大學當交換生,2017 年,我前後到訪日本三次。在日期間,多次被誤認為是日本人,總被說「似てるね—」(看起來很像)。因為真的太多次了,我不禁思考自己到底是哪一個部分像日本人──瀏海?還是身上穿的日系衣物?又或是父母親給我的,與身俱來的什麼?

其實並非要刻意去分割兩者的不同,只是在被稱呼「很像」,卻又於彼此生活習慣、對事待人的方式出現很大不同時,反而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

也因此,我好幾次驚訝於儘管同為女性,但我和許多日本人,對自我身份意識的建立是如此截然不同:

從「洗手間」和「便當」,聚焦於外部社會

比方說,從「洗手間」和「便當」,這兩項對每個人來說再平常、再熟悉不過的事物,便可以窺見這個社會集體性的日常,和我過去熟悉的生活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關於「洗手間」──好幾次,我驚訝於廁所內補妝的日本女子。如今年日本過年我在函館一家人氣百貨中,如廁後,看見的是一整排日本女子拚命地在鏡子前補妝。

從我的角度看,深深覺得那妝早已補得很「完璧」(完美)了,但她們還是不斷地修飾著每一個細節。當然,並非所有日本女子對於外貌,都有著如此「完璧」的堅持,但必須說,這麼做的人確實不少──至少比台灣的城市女子多上太多。

而她們大多認為,隨時保持妝容的完美,與其說是讓自己賞心悅目,不如說是身為女性的「禮貌」──由於社會對她們有此期待,因此自己也有責任「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擾」(「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てはいけない」)。

關於「便當」──日本的便當以精緻出名,在女性的外在追求之下,飯量當然更不可太多。我在名古屋大學的時候,好幾次驚訝於女大生便當盒之「小巧」: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友人常常拿著一個小得讓人驚訝的便當盒──它大概只能裝下三至四顆小番茄,一小塊玉子燒,和兩個花椰菜。

有次不禁失禮問出:「真的吃得飽嗎?」得到的答案不意外的是:「吃不飽。」女孩給我的答覆是她在節食──但她其實完全不胖,或甚至可說是瘦的。只是她十分在意外界的眼光,因而進行飲食控制。

像她這樣的女孩不少。

舉例來說,在名古屋大學附近的漢堡店以及中國、台灣餐廳,幾乎是不可能看到單一日本女子,或是「全日本女子群」去用餐的。如果看到的話,大概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男生群中夾帶的幾個日本女子,二是非日本女子的「外國人」。

我曾經問過:「為什麼?」得到的答案不外乎:「因為份量太多,熱量太高。」;「女生一個人去某些餐廳不適當。」;「因為都是男生去的,感覺女孩去有點奇怪。」(當然還是有會去上述餐廳用餐的日本女性,在這裡描述的是我在名大看到的大部份狀況)

該說是她們真的如此認為;還是這個社會加諸於她們身上,使她們不得不在意的那個「外在框線」呢?

她們大多認為,隨時保持妝容的完美,與其說是讓自己賞心悅目,不如說是身為女性的「禮貌」。圖/Shutterstock


從「家務」的分配,聚焦於內部社會

那麼這些年輕女子以及女大生的媽媽呢?   

關於「家務」──幾次住在日本家庭中,觀察的對象,是名古屋豐田市「40 代」(指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的媽媽、北海道札幌的「50 代」媽媽。

案例一:名古屋豐田市 40 代的媽媽,結婚前是美術館的館長秘書,結婚之後辭職在家帶小孩——儘管捨不得工作,但最後還是考量到「以家庭為重」。家裡有兩個女兒(5 歲、3 歲)還有一個男嬰兒。

一天,逛完超市之後回家,媽媽正忙著做菜,下班的爸爸則坐在家裡的沙發上看電視──此時嬰兒在地上哭喊,爸爸完全不為所動,正在廚房忙的媽媽還是放下手邊工作,先出來客廳哄嬰兒。

印象深刻的是,那彷彿是無聲的默契,不需要任何溝通,也沒有發生任何爭吵或責難。後來媽媽向我提及:「爸爸(男人)在外是辛苦賺錢的,我(女人)自然地將家務視為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在清楚的「男女工作劃分」之中。

案例二:北海道札幌的 50 代媽媽,同樣也是在婚後辭掉銀行的工作,轉而擔任家庭主婦,兼一份簡單的派遣社員工作,負責「用溫柔的聲音接電話」──像這樣的工作,在日本可說是專屬於女人的。

我很佩服她,因為她除了工作外,還要照應家裡的三餐和生活起居,與忙一堆「雜事」,通常得忙到晚上 12 點多才能上樓睡覺——這些「雜事」從基本的家務洗衣、做飯,到兒女外出、丈夫「飲み会」(應酬)喝酒晚歸隨時 on call 的司機,再到過年過節時的賀年卡印刷、製作和撰寫寄送......等等。

這個社會,為何對女性有著這些期待呢?

日本是高度開發的先進國家,但相對於許多已開發國家,卻常給人「女權不彰」、「男尊女卑」的印象。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從歷史脈絡的推演來看,社會研究者認為,近代日本性別議題的探討,不可忽略這兩個事件的重要性:(一)日本受儒家思想影響,對女性的規範;(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國家對女性的要求」。

戰爭往往明確地劃分性別角色:女人的「愛國」表現,是盡責生育以及照顧家庭,雜誌媒體傳播的觀念,更不外乎是視女性為國家的所有物。

再者,日本社會強調忠誠以及和諧,從終身制的工作制度,我們可以瞭解到男人被賦予的責任是「為公司賣命」;而女人自然被期待著「照顧好家庭」──女人成為男人的後盾,讓男人可以在職場上賣命、好好工作,男人和女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和諧共處」的。

社會對女性的期待,從而轉變成女性對自己的期待──而當如此的期待在格外重視「集體性」的社會潛移默化下,「代代相傳」地寄託於女性身上時,當代日本女性儘管身處的環境已和過去大不相同,她們對於這一整套價值體系,卻似乎沒有太多激烈的質疑。

在我與男友的日本家庭來往時,常感覺自己往復於我和他之間,不斷調整位置。投身而入又抽身而出,深深感受到彼此的不同。

每一次,和熟悉不過的他或是他們靠得越近時,我反而愈加想念那個台灣鄉下溫煦的午後太陽。感覺自己彷彿人類學家,在深入瞭解、進入田野的時候,也警惕別失去原來的自己:

身為台灣女子的樣子,怎麼樣也不想拋棄。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Brostock@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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