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南韓,早已走在不同的發展路徑上──當年「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模式,現在還適用嗎?

台灣與南韓,早已走在不同的發展路徑上──當年「發展型國家」的成功模式,現在還適用嗎?

一直以來,南韓與台灣常被當作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對照組,從過去「亞洲四小龍」的發跡開始,台韓兩國均透過政府主導產業政策、投入大量資金與資源,逐漸在資訊電子業、半導體產業以及工具機等產業中,佔據全球供應鏈與生產總額的一席之地。

因為這樣的歷史因素,不少台灣企業一直以韓國公司為最大的競爭對手。

而這樣的歷史發展路徑,也讓許多台灣人對下列論述深信不疑:只要政府願意投入大筆投資,某些產業就可能會開花結果;而台灣與南韓逐漸拉開的差距,也僅是因為經濟體規模不同、政府投資金額多寡,所造成最終效果的差異而已。

也有許多人以為,台灣現在之所以產業發展不振,是由於政府並沒有找到「正確」的產業投資標的,並且投入了大量「無用的」資金,因此沒有複製出像上個時代的台積電、聯電等成功的大型企業;反觀由於韓國政府「有遠見」,持續地大量投資挹注三星、LG 等財閥,才能繼續在最新的產業競爭上表現亮眼。

但是這樣的認知,在 30 年前就不一定成立了,以現在來講,更是充滿誤解的看法。

事實上,台灣與南韓的發展路徑,在 1990 年代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或說在更早以前,就已經因為發展途徑與產業結構的不同,經過 20 年、30 年的演變,成為兩種截然不同的模式──

若無認識到這一點,想在台灣不斷複製過去的「成功模式」,只會是徒勞,或甚至是不肯面對事實罷了。

韓國政府持續地大量投資挹注三星、LG 等財閥,才能繼續在最新的產業競爭上表現亮眼。圖/8th.creator@Shutterstock


台韓之間產業發展的根本差異──中小企業聚落 vs. 財團兼併下游

長期以來,南韓一直沒有發展出像台灣這樣,以中小企業所構成的「產業聚落」;而台灣,也從沒有產生像三星一樣,將中小企業吞併,進行「垂直整合」的超級巨獸。

就算是全台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台積電,也僅是以非常緊密的關係進行「垂直分工」──亦即,中小企業從來沒有被台積電「吃掉」,而是長期地維持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

但在南韓的發展過程中,財團不斷地整併下游產業,並透過向政府、金融機構舉債,進行一種「高債務高風險」的高度成長模式──當時韓國各大企業,平均的財務槓桿(舉債比例)高達 400%—500%左右,而同時期的台灣企業,平均只有 100%。

也因此,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南韓這樣的高風險發展模式,狠狠地跌了一跤,外資也趁勢大量逢低買進韓國資產──這也就是為什麼韓國金融業及其他許多產業,如今外資持股比例都相當高,甚至多達 3 到 4 成。

但也正因為外資大量買進,與 IMF 紓困韓國的嚴格條件,使得韓國產業體質不得不重新整理一番──自此,韓國企業的舉債比例降低到 100% 左右,甚至更低。也恰巧因為經過這一段自由化、「被迫開國」的過程,韓國去除了許多無效率的組織,產業結構歷經陣痛後,反而變得更加健康了──當然,生存下來的財團,體質也更加強健。

而同時期的台灣,則因為過去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多數是來自「親友圈」而非銀行借貸,各家銀行幾乎都躲過了這場風暴。但一方面銀行家數過多的情形,因此成為往後台灣日後金融風暴(雙卡風暴、二次金改等)的遺患;二方面產業的體質也未經過外在嚴苛考驗,少了創新轉型的外部動機。

台韓之間如今真正的差異:「研發、創新能力」

在產業逐漸發展成以大財閥為主體的韓國,各大集團紛紛將「研發、創新、擘畫產業前景」等等職責,從政府的手上一肩扛下。

再加上產業整合與企業自身所需,如今的韓國財閥們,若需要工具機就自行研發;需要發展新技術也自己研發──在高額的前期研發成本投入,既不愁沒有資金、也不怕沒有市場的情況下,企業的研發技術,已經逐漸進步到遠非政府所能比擬,亦不再須要政府的介入或是技術轉移。

而台灣因為眾多中小企業的研發經費與能力有限,因此在研發的責任上,幾乎都是由政府、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平均分擔。

在此情況下,台灣的大企業雖然具有較佳的研發能力,但中小企業沒錢也沒有迫切的需求,於是逐漸忽略研發與創新的重要性。

而政府也因為官僚組織的本質、沒有辦法吸納人才等原因,研發能力也逐漸低落──工研院、資策會等當年曾引領台灣產業發展的組織,現在大都已經淪為接政府案子的財團法人。
 
在這樣的背景與脈絡下,台灣如今已經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回到 30 年前的「成功模式」──透過政府的力量,選定特定產業進行發展;或是政府負責研發,再將成果技術轉移給企業──這條路上了。

這樣的路,在現在的台灣社會、現在的時空環境中,已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一種做法。

政府別再自己「跳下海」,而是鼓勵企業自主研發

現在台灣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地透過各項政策,獎勵企業進行自主研發,或是以企業研發出的頂尖成果作為國家標準,以鼓勵投入研發與創新的業者。

成功的企業需要被獎勵,而不是永遠用「圖利財團」四個字,阻止一切創新發生的可能。

政府也實在無須再「外行充內行」,硬是規劃落後國際潮流的「產業發展大政方針」或「跳下來自己做研發」。

例如,幾年前財政部與金管會想關起門來自己閉門造車,自己研發的「台灣 pay」,從推出那一刻起,就註定是個失敗的案例──因為那絕對稱不上是產業創新,就連要說它是產業發展的標準,都達不到。

台灣的行動支付品牌「台灣 pay」。圖/我愛金融卡 台灣Pay 臉書專頁


反觀最近較值得欣慰的案例,也許就是 Gogoro 的電池技術,被當作往後電動機車的公版標準──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這樣的技術標準也許真的可以輸出國際,收取「技術租金」。而我們的電動機車產業,也可望從「快速跟隨型」成長為「創新型」了──這絕對是台灣社會目前最需要的。

如果連這樣都要說是「圖利財團」的話,我們不妨回想發生慶富弊案兆豐弊案的公股行庫們,或是負責「台灣 pay」的財金資訊公司肥貓們──這群金融幫官僚與利益集團。

現在,他們恐怕才是阻礙創新與自由市場競爭,台灣最大的一群「財閥」。

Gogoro 的電池技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也許真的可以輸出國際。圖/Gogoro Taiwan 臉書專頁


執行編輯:鄧紹妤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flowgraph@Shutterstock

回家,回台灣做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