綁架全日本的「上流老人」們

綁架全日本的「上流老人」們

作者前言: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幾年前拋出了「下流老人」的議題,點出部分貧窮長者的困境,並指出許多中產階級開始意識到自己將面臨「老後貧窮」的問題。但這個議題,似乎與今日這些參加晚宴的仕紳們完全沾不上邊:他們是日本「團塊世代」的勝利者,也多透過經聯團、扶輪社等許多組織,保有與社會間的強力連結。

他們,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上流老人」,甚至可說綁架了當今日本政府、社會與財政⋯⋯

今年 2 月 3 日,是「立春」的前一日。根據當天日本的新聞報導,想到「可以拿到免費糖果的日子」,以前的小朋友會回答「節分祭」,現在則是「萬聖節」。

各季節的分際,日本稱之為「節分」。古人認為季節變換之時容易招來魔鬼,因此在節分這天,要透過撒豆子的儀式來驅邪除魔,時至今日除了「撒豆子」外,也有連鎖超商帶起的:吃「惠方卷」等新習俗。

剛來到日本第一年,就被邀請參加了地區神社的「節分慶典」。抱著遊客體驗日本文化的心情來到了神社。但到了神社後才發現,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那麼簡單,剛入夜的神社外萬頭攢動,大人、小孩手上都自備一個超大袋子,蓄勢待發。

邀請留學生參加的長久保桑,帶領我們進入休息室換上「羽織袴」,準備參加神社的祭典。透過他的介紹,發現這些來參加祭典的人,大都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演歌歌手、區議員、眾議院議員、企業主、資產家等等──共通點是,他們的年齡大都在 65 歲到 70 歲以上,屬於「長輩」的年紀。當然,也混雜著少數像我們這樣,單純體驗日本傳統文化的人。

在神社內部舉行完隆重的祈福儀式後,雙腳已被冷風吹的瑟瑟發抖,一起身,神社外聚集的小孩子發出歡呼,一時間有種開演唱會的錯覺。拿到一大袋的豆子加上零食後,才明白他們熱烈歡呼的主角,是手上這些東西。撒完零食、豆子後,「驅魔儀式」結束了,掌聲與歡呼聲也隨著人潮離去。

觥籌交錯間的仕紳與政治人物互動,帶來的「文化衝擊」

祭典結束後的晚宴上,三位演歌歌手在台上表演,現場的熱鬧氣氛和舞台上下的華麗排場,彷彿讓我回到了 20 多年前,「泡沫經濟」時的日本。

晚宴現場,觥籌交錯間,只見年輕的政治人物、企業家們,意外地「毫無架子」,個個像是乖順的好學生一般,對著現場的「長輩」們謙恭地介紹自己、斟茶倒酒、老師(先生)長老師短地逢迎搭話──

相較於台灣,民意代表在各式婚喪喜慶中常是全場焦點,在今天這場晚宴中,區議員(相當於台灣的市議員)卻好像「邊緣人」一樣。在眾人酒酣耳熱之際,其中一位年輕區議員趕快把握機會,開始替大家倒酒,才能勉強搭上兩句話;趕場來的眾議員(相當為台灣立委的職級),也被安排在角落發言,講完後,掌聲零落,議員只好悻悻然地離去。

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幾年前拋出了「下流老人」的議題,指出許多中產階級開始意識到自己將可能面臨「老後貧窮」的問題。但這個議題,似乎與今天這些參加晚宴的仕紳們完全沾不上邊──他們是日本「團塊世代」的勝利者,也多透過經聯團、扶輪社等許多組織,保有與社會間的強力連結,可算是不折不扣的「上流老人」。

這些上流老人們多已過古稀之年,每個人都是戰後日本的活歷史:他們跟著日本經歷過輝煌的時代,也走過了失落的 20 年,他們眼神中同時流露著強勢與慈祥。在這個年紀,他們最在乎的是如何度過一個精彩的晚年,根據我的觀察,席間最常見句型是:「在死之前,我還要⋯⋯」。

今日的「上流老人」們,制定了日本全國的「遊戲規則」

長期處於高齡化社會的日本,討論「戰後嬰兒潮」、也就是所謂「團塊世代」的論述和研究很多。大體來說,這一個世代成長於日本戰後被聯合國(美國)佔領、百廢待興的時期,並在日本經濟於 60 年代末開始起飛、經濟大幅復甦的時期進入社會、職場。

他們的努力,很大程度推動了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個人的所得以倍數增長,並且在為期不長的「財閥解體」時期,不少專業人士,從長期掌握日本商界命脈的權貴家族、工商大老手中,成功「卡位」、「世代交替」,取得了大企業或政府中的關鍵職缺。(詳見〈【東亞財閥錄】從「財閥解體」、「三神器」到「泡沫經濟」〉一文)

簡單來說,「團塊世代」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日本今日社會的「骨幹」──他們「沒有退路」的辛勤工作,帶來了日本經濟的繁榮;他們經歷過「安保鬥爭」、「安田講堂事件」等學生運動,自我權利意識相對高昂;他們在泡沫經濟發生前,多已繳清了都會地區房產的貸款,並伴隨日本經濟起飛,擁有為數可觀的個人資產;他們在日本「民主化」、逐漸「去殖民化」的過程中,也透過其支持的民意代表、派閥,逐漸取得越來越多的權力。

換言之,從政商、財產、社會關係到教育制度甚至「價值觀」,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團塊世代中的「勝利組」菁英──即今日的「上流老人」們,可以說決定了近代日本社會的「遊戲規則」,掌握了關鍵的社會資源。

仕紳們掌握的不只是社會資源,還有最重要的選票

圖/黃惠農 提供、數據來源/日本總務省

「團塊世代」橫向連結、集體發聲,這一個世代在近代日本的發展脈絡中,掌握了全國的相對多數資源。這樣的狀況在團塊世代的中壯年期,帶來了日本的發展與「穩定」;卻也因權力過大,造成日本政商界「世代交替」的流動緩慢,更在如今他們紛紛屆齡退休之際,成為日本社會的沈重負擔。

例如,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曾形容,日本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低慾望社會」:年輕一代對於未來沒有想像,也沒有戰後嬰兒潮世代那樣「出人頭地」的慾望,對於政治更是史無前例的冷感。近年來,20 幾歲族群的投票率,大致都在 30% 左右徘徊。

與之相反的是,日本的中老年世代,除了握住各項生產條件的要素外,也透過選票積極為自己發聲,催生了許多針對老人的福利政策。

彭博專欄作家 William Pesek ,分析了日本經濟低迷 20 年的原因,稱之為「日本病」(Japanization)。其中一個「病灶」,正是近代所有民選政府在乎的:「立即見效的政策」──以打贏選戰為最優先考量,人口數、資源、投票率三要素,遂成為了政策發祥的起點。

在這樣的考量下,「有錢有勢的老人」,便理所當然的成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近年日本政治人物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

例如,雖然安倍首相時常喊著「年輕世代要參與政治改革」、並推動降低投票年齡門檻,營造「改變」的形象,然而在高達五成支持率的背後,安倍的經濟政策其實仍然是包裹著糖衣的「量化寬鬆」(QE)──利率標準越來越低的個人、企業信貸,還有發放從不手軟的年金、福利政策,短期見效又有選票,何樂而不為?

但這樣政府長期大開支票,政策傾向特定世代、特定階級利益的背後,卻同時也隱藏著史上最大「龐氏騙局」的危機──不管是上述哪個政策,都讓日本國債佔 GDP 比例(240%),早已在全世界各國中高居第一,並持續增加中。

蔓延各國的「日本病」:一個世代改變一個國家,然後呢?

日本政府的「超級負債」和巨額赤字,比起爆發歐債危機時的希臘等「歐豬五國」還高,之所以沒有爆發全面性、系統性的金融危機,是由於其「債權人」,絕大部分來自於國內而非國外,且多正是來自於資產豐厚的「上流老人」們。

但這個持有大量國債的資深世代,如今卻一方面持續領著債券發放的利息;二方面,政府如今發放債券的目的,很大部分也正是用在他們的「退休福利支出」上──

換言之,「上流老人」們「兩面領錢」,加上很多人擁有房產,退休後的生活安穩大致無虞。但日本全體社會卻為此付出了代價,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註)

日本政府最近剛完成 2018 年的總預算規劃,支出規模連續六年創下新高:其中占總預算案歲出 3 成以上的,正是絕大多數花在「年金給付」上的社會福利預算,相較 2017 年度增加 了 4997 億日圓,總額達 32 兆 9732 億日圓(約新台幣 8.9 兆元),且這還不包括對象同樣以高齡者居多的醫療照護支出。(來源

如今,為了避免年金系統崩潰,原本封閉保守的日本也開始大力歡迎外國人來日本工作,填補繳稅的空缺。

事實上,全世界的許多已開發國家,隨著人口邁向高齡化,也都面臨著日本病(Japanization)的問題,台灣亦不例外。甚至連過去被視為擁有「人口紅利」的中國,由於經歷「一胎化政策」、青壯世代人口銳減,也提早「生病了」。

「日本病」、「上流老人」、「世代差距」⋯⋯等問題,對於我們這代的台灣年輕人來說,背後更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危機:

當權力和資源,長期集中在某個世代、某個階級手中時,一人一票、看似公平的民主制度,似乎漸漸出現「失效」的困境。比方說,太陽花學運後,台灣年輕人的投票率雖數度高達 70% ,如今卻不見政府對於這個族群的重視。

也許 50 多年前的日本年輕人,曾經幻想著手上的選票能夠改變世界──而他們某種程度上,也的確辦到了。

但時至今日,持續只考慮自己、並且缺乏制衡的結果,留下的卻是這個國家日趨嚴重的階級差異、世代對立、財政黑洞,與面臨失效危機的民主制度。

註:更仔細點來說,同樣身為「團塊世代」,卻陷入貧窮的「下流老人」在日本同樣所在多有,亦值得關心。但擁有資產的「上流老人」與代表其龐大利益的民意代表們,卻時常將「退休老人」視為同一個族群,無差別地給予豐厚的福利制度。反觀如今正在持續納稅的青壯中產階級,稅金大多立即用於支付種種高齡者的福利上──但未來 2、30 年他們自己退休後,財政狀況是否還能支應,過度膨脹的年金與福利制度是否破產?此議題成為日本和許多「日本病」社會,共同面臨的困境。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hutterstock(非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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